文/James McAuley；译/龚思量
2020年10月18日，法国里尔，人们聚集在广场举行集会，声援斩首案遇难教师。
法国总统马克龙
2021年5月25日，英国绍森德，民众上街游行，纪念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逝世一周年。
和美国一样，英国的“黑命攸关”抗议活动导致了许多雕像的倒塌，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雕像，他是17世纪的商人，他的财富部分来自于积极参与奴隶贸易。阿布拉菲亚告诉我，他更倾向于采取“保留和解释”的做法，这意味着保留这些雕像，但在必要时为它们添加背景。我问他关于雕像的公开展示，以及它们的突出地位是否意味着一种荣誉和尊敬。他似乎不以为然，他说：“你看着雕像，你不会特别意识到它们展示了什么。”
“你对西蒙·德孟福尔怎么评价？”阿布拉菲亚继续说道，“他在议会得到了纪念，而且他确实设法控制了君主制的权力。但他也要为一些针对犹太人的可怕屠杀负责。每个人对这些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不得不说的是，人类是复杂的；我们经常有相互矛盾的想法，从不同的方向混杂在一起。丘吉尔打败了纳粹，但在下一页，你可能会提到他对种族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保持这种比例感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合理的观点，但我仍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一代人理解的历史就一定是后人理解的历史。雕像不是历史；它们是在某一时刻被创造的、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在斥责以前对过去的解释；我们根据自己的当代观点和偏见改写对众所周知的事件的描述。一座雕像有什么神圣的地方？
我问阿布拉菲亚，为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如此私人化，因为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他回答说：“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有一种感觉是：如果年轻学者不支持对过去的特定观点，他们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我能想到一些年轻学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并没有去偏袒任何一方。”但我正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学者，没有人强迫我坚持某种观点，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牛津。然而，对于阿布拉菲亚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这整件事中真正让我担心的一点，是学科内会变得缺乏辩论的机会。”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关于“觉醒”的“纯度测试”（purity test），我们都无法真正地相信，欧洲的反觉醒势力仅仅是对“辩论”感兴趣。尤其是在法国，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已成功地将“觉醒”与“为恐怖主义辩护”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法国近年来在欧洲的恐怖暴力中遭受了最为严重的伤害，自2015年以来，超过260人在一系列的袭击中被杀害，动摇了所有生活在法国的人们的信心。最糟糕的一年是2015年，法国先后经历了查理周刊事件和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事件。但在2020年帕蒂被残忍地谋杀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经历了漫长而悲惨的新冠封锁后，法国的精英们（政治家和媒体）都开始寻找可以指责的对象。因此，“觉醒”被谴责为“对恐怖主义暴力的道歉”；在法国建制派看来，强调身份政治是在埋下导致帕蒂被斩首的社会裂痕。“觉醒”成为了犯罪的同谋，而言论自由则是留给法国建制派的支持者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声称厌恶美国关于种族和社会正义的心理剧的人们，不得不依靠（实际是进口）美国文化战争的工具，来对抗他们在自己国家感受到的威胁。在帕蒂的谋杀案及其后续事件中，还存在另一个明显的讽刺，关于所谓的反觉醒者所珍视的价值观。这位遇害的中学教师之所以被一名车臣难民盯上，是因为他在一堂关于言论自由的公民课上，展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立即被誉为言论自由的化身，而法国政府非常正确地将其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倡导。在帕蒂遇害后不久，马克龙对半岛电视台说：“我将始终捍卫法国的言论、写作、想法和绘画的自由。”这本该是令人宽慰的承诺，却因法国政府之后的行为而显得虚伪：此后不久，马克龙主持了对法国大学中的“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的镇压运动，他的部长们一本正经地使用着这个词。如果说2021年的法国文化生活存在着一个悖论，那就是：“伊斯兰恐惧症”是一个应该避免的词，但“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m）却成为了一种应该谴责的现象。
数以百计的学者（包括法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抨击了政府针对一系列未定义思想的讨伐，政府认为这些思想以某种方式与席卷全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产生了联系。《世界报》（Le Monde）站出来反对政府以“伊斯兰左翼主义”为目标，报纸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乏味争论，讨论这个词是否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当然是这样），或者它是否描述了一种真实的现象。无论如何，面对长期的嘲笑，马克龙政府退缩了。但恐怖袭击的创伤和他们所释放的情绪歇斯底里仍然挥之不去：法国重新调整了对法国世俗主义的承诺，法国人将其视为一种不可知的、哲学理想式的世俗主义，但实际上这只是每个公民认为选择合适的信仰或不去信仰的自由。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文化战争中的一种武器，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政府向其批评者保证，它的敌人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但其目标越来越像普通伊斯兰教。
面纱问题是法国公开辩论中最极端和暴力的话题之一。法国的主流观点基于普遍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它认为面纱是宗教压迫的象征；不能选择佩戴。200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学生在高中佩戴面纱，2010年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所有公民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遮盖面部的尼卡布面纱，其理由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在公共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没有对等的眼神和视线，就不可能产生社会生活：人们只有在不遮盖面部的情况下见面才会建立联系”（不用说，这种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因2020年大流行期间强加的口罩令而略显复杂）。
在任何情况下，当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时（这是她们的合法权利，绝不是对世俗主义的侵犯），她们就会受到攻击。例如，在2019年，当时的卫生部长阿涅斯·布兹恩（Agnès Buzyn）（现在正因大流行病的早期管理不善而遭受调查），谴责法国体育品牌迪卡侬（Decathlon）对跑者头巾的营销，因为它显然对普遍主义构成了“社群主义”威胁。布兹恩说：“我希望法国品牌不要推广面纱。”同样，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承认，虽然在规定上母亲佩戴头巾是合法的，但他希望“尽可能”避免让她们去参与陪同学校旅行。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反觉醒”战争也有一定的悲情性，尤其是对于阿兰·芬基尔克劳特与约翰·克里斯那一代的“十字军”而言，“觉醒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术语，每个人可能会对它有不同的定义），是对个人的侮辱。他们认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他们的。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所有的文化事业都会以无关紧要的方式结束，这是许多角色拒绝接受的现实，但这最终会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对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来说，积极地反对“觉醒文化”是他们为成功而做的最后努力，这是真正可悲的部分。但我们很难同情那些人，因为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自身权利的产物：他们对被新声音接管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永远值得掌握发声的麦克风——然而，没有人能永远掌握话语权。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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