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拜啸霖

图//网络/原创

为了打这三天的仗，蒙古绸缪探索了16年。

为了打这三天的仗，金国心神不安了16年。

网络图

从1232年正月十五至正月十七日，蒙金双方在三峰山硬碰硬的直接对阵只有三天。

为了这三天，蒙古军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到“西征”归来的成吉思汗，再到窝阔台汗，整整16年，时间跨度占到了蒙金战争24年的三分之二。蒙古一直在寻找突破“关河防线”战略、战术和进军路线……

为了这一战，金国倾尽国力构筑“关河防线”，整日枕戈待旦，提心吊胆，食之无味，孤夜难眠……

一场积聚了双方16年能量的战役——

毁灭了一个曾经存在了167年（1068-1234年）的王朝；

毁灭了一个曾经战力强悍、令宋朝上下闻风丧胆、俯首称臣、受尽百年屈辱的王朝；

如此伟大的战役，其中隐藏的历史密码，难道不值得探寻？

三峰山，位于今河南禹州西南30里处，因东西一字排开、三座孤立的土石山而名。三峰山南北地势开阔、坡度平缓，处于桐柏山和伏牛山余脉之间的南阳盆地，在古代进出豫鄂的战略交通要道——“唐邓要道”上。

历史上蒙金战争打了24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211-1216年是第一阶段，由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以劫掠物资为目的； 1217-1223年是第二阶段，由“太师国王”木华黎主导，放弃劫掠，经营占领区，发展统一战线，启用降将，占领城池；1224-1234年是第三阶段，由窝阔台汗主导，以亡灭金国为目的。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决定性战役是 “野狐岭之战”，第二阶段的决定性战役是河北西路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之战”，第三阶段的决定性战役是“三峰山之战”。

三峰山之战，是历史上蒙古灭金的决定性重要战役。蒙金经过这次战役，金军的精锐军事力量“忠孝军”丧失殆尽，主帅完颜瞻（即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完颜彝（即完颜陈和尚）丧命，金国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甚至有学者认为，三峰山之战的惨烈程度，不亚于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走向。

现今的史学研究和战争研究，对于三峰山之战的大胜，更多聚焦于成吉思汗临终“假道宋境，迂回攻金”的“斡腹战略”，以及拖雷历尽艰难险阻对此战略的大胆实践。

三峰山之战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从大的格局看，是蒙古帝国从1216年开始绸缪、探索，准备了16年才实现的亡灭金国战略。从小的战局看，是窝阔台汗灭金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窝阔台汗会同四弟拖雷南北夹击攻克9年没有打下来的关中战略要道凤翔，“借道宋境”王德华的“斡腹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如果没有窝阔台汗命中路军主将塔思自“白坡”渡黄河攻打郑州，拖雷的部队将被阻挡在丹江口，或者歼灭于禹山商丘市，到达不了南阳盆地；如果没有窝阔台汗一面与斡陈那颜东西夹击南京（今河南开封），一面命宗王口温不花（亦译作昆布哈）自孟津渡黄河南下，援助被金军围困于三峰山“金沟”的5万蒙古军，拖雷主力部队难有扭转战机的可能；如果没有窝阔台汗命左路军自济南向金国南京（今河南开封，宋汴京）攻打，金军将可调集更多的部队围困三峰山的蒙古军。

一、“关河防线”的密码

潼关烽火台(网络图)

1211-1212年蒙古军队拉开伐金序幕，歼灭金军数十万机动部队，劫掠了大量物资财货。1213年蒙古军卷土重来，在怀来、缙山大败完颜纲、术虎高琪10万金军，乘势进攻居庸关，金军用铁水浇固北关门、百余里遍布铁蒺藜阻挡蒙古骑兵，木华黎命哲别自西南绕险道，由工商局小岭(位于居庸关西)、紫荆(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至关南，奇袭紫荆关，直逼金首都中都城。此时防守中都城北的胡沙虎发动政变，弑杀皇帝完颜永济，立完颜珣为金宣宗。闻风丧胆的金国为了保卫中都，命边防主力部队退守中都城内，重兵坚守。

成吉思汗逆向思维，认为金国重兵退守中都，四方必然空虚，于是兵分三路在华北平原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右路军以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帅，沿太行山麓南下，从河北一路打到河南，至黄河商丘市北岸又绕至太行山以西，自南而北劫掠、攻伐，纵贯三晋；左路军以二弟哈撒儿、大舅子按陈那颜为帅，沿渤海湾东进，从河北一路打到河西走廊；中路军成吉思汗为主帅，最信任的四子拖雷、左万户)木华黎为副帅，自河北打到河南，又绕至山东境内，席卷齐鲁大地。

三路大军过处，黄河以北仅有11座城池因地缘或幸运躲过战事，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辽西等北方区域遭到毁灭性打击，一蹶不振。之后三路大军回马包围了金国的首都中都城。

潼关古城 网络图

1214年新年刚过，蒙古军队围困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一个多月后，孤立无援，粮食短缺，万般无奈的金宣王宗完颜珣遣使“议和”，即贞祐年三月的“蒙金和议”——献出被胡沙虎所杀的上一任皇帝卫绍王完颜允济的女儿岐国公主，献上几十辆车金银财帛、五百名童男童女、三千匹战马作为“犒军”之资。

“中都议和”之后，吓破胆的金宣宗完颜珣心里还是不踏实，面对无力招架的蒙古军队，完颜珣决定接受左都监完颜弼、参知政事耿瑞义的策议——“放弃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宋汴京）”，史称“贞祐南迁”，实际上是偷偷地自金中都逃往中原腹地南京（今河南开封）。

金宣宗的这一决定，意味着金国不战而降，放弃了华北、东北的势力范围，固守中原一隅，黄河以北除了平阳、临汾、河中，全部被蒙古控制。这一“放弃”的概念，是金国的江山已失去五分之四，所辖地域仅剩了南京路、京兆路、凤翔路、临洮路。从大致领土范围来说，东抵今安徽阜阳、河南汝阳一带；西至今甘肃积石山一带；南至汉水、淮水，及今四川北部一带，东南与南宋接壤；北及黄河南岸与蒙古隔黄河相峙。从地理特点看，金国被挤压在东西20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从地貌特点分析，西南为秦岭山脉，崇山峻岭，是天然阻碍；北面有黄河天堑，是自然障碍。

“山阻水碍”，为金国创造了防御蒙古军队天然的、最好的条件。要绕过“山阻水碍”进入中原腹地，惟有豫鄂之间的古“唐邓要道”，即今河南唐河县、河南邓州市一带。唐河、邓州都是南阳盆地的富庶之地，唐河、白河是其膏腴之滋养，处于桐柏山与伏牛山之间。

“唐邓要道”的南部与南宋临界，金国自认为此地边防商丘没有任何压力。自知不是蒙古军队对手的金国南迁后，金宣宗制定的军事战略是“躲蒙打宋，南攻北守”，即逃离金国的中都（今北京），远远地躲开蒙古人，不断派兵向南攻打早已被打怕的“软柿子”南宋，以榨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金国在蒙古军面前毫无自信、屡打败仗，但对于南宋始终有打压蹂躏、恃强凌弱之势。尤其金宣宗时，一直把“夺取淮南以补河北”作为“躲蒙打宋”的战略梦想，自1217年至1223年7年间连年出兵伐宋，南宋是“连岁被兵，民物萧条，耕稼俱废”只有招架之力，而无攻金之想。

黄河冰凌 网络图

1224年金宣宗完颜珣在惊恐中驾崩，太子完颜守绪继位，即金哀宗。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大刀阔斧改革，力图挽救颓势。一是起用抗蒙有功将领执掌兵权，纪念、褒扬、抚恤抗蒙阵亡将士，激励军队，安抚百姓；二是以金国初期的重甲骑兵为楷模，组建和扩充“忠孝军”，以从蒙古军俘虏中逃亡出来的女真人、畏兀儿人、乃蛮人、羌人、吐谷浑人、契丹人、汉人为主；三是放弃了与蒙古、西夏、南宋“同时作战，三面御敌”的战略，改为“停止攻宋，金夏结盟”的战略，为防御蒙古军队南下，金国根据形胜特点，金哀宗更进一步强化西、北面的“关河防线”，同时着力改善于南宋关系，数次遣使与南宋议和，承诺不再南侵，发榜告谕南宋“更不南伐”“屡教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但金哀宗的内心仍然看不上南宋君臣，一度扬言：“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实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煮熟的鸭子嘴硬，把祖先创造的所向披靡，幻想为自己的能力。

“关河防线”的“关”即潼关，“河”即黄河。其核心思想是西控潼关，扼守从西面关中进入中原的战略要津；北守黄河，即固守黄河天堑，阻断蒙古军从北面渡过黄河进入中原的河防。“西控北守” 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防御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金国的南京（即宋之汴京，今河南开封）。“关河防线”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214-1216年，提出“关河防线”的概念，但苦于和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蒙古主力战事，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个阶段是1217-1223年，蒙古主力返回漠北草原，全力以赴投入“第一次西征”，中原地区的战事由“太师国王”木华黎主导，《元史》记载“上诏谕曰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木华黎九斿大旗”“诏谕曰木华黎持此旗如朕亲临”“赐木华黎国王，都行省承制，丹书金券盟誓子子孙孙，世世不绝”。金朝廷一面应对木华黎2万偏师部队的攻城伐寨，一面利用蒙古军力渐弱之机“完城郭，备器械，训兵抚民，以为固守之计”；第三阶段是1224-1234年，金哀宗迫于蒙古凌厉的攻势，更是不惜血本，集中兵力、竭尽全力强化“关河防线”，因为金国深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稍有闪失，“关河防线”将会全线崩溃，但仍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

但这一被动防御战略的实施，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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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守“关”，即守潼关。潼关是扼守关中进入中原的战略要津，“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金国朝廷差遣“四行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分地界把守，投入精兵十余万，后勤保障的民夫农役不计其数。金国之所以投入如此巨大的兵力，是其深知“潼关是国之安危所系”，官员、兵将的潜意识里也“以潼关之危为忧，以潼关之险为惧，以潼关之稳为安”。

潼关一带黄河、渭河、洛河交汇的三河口 网络图

这种“以潼关为安危”的心理，从金代李俊民《闻捷音招王德华吴天章等出山》诗中的“红尘一骑保平安，知是元戎小队还。且喜好音来汴水，仍将旧事问潼关”可知，金国上下把从“潼关”传来的“好音”，看作是蒙古军队撤退，朝廷安稳的标志。元世祖忽必烈藩府谋臣、元代著名文学家郝经，赞颂金末忠勇名将“郭虾蟆”的诗中，也有金国过分倚重“潼关”防线的诗句——“谁知自报小关捷，总倚潼关为守厄”。郝经慨叹，即使“郭公堂堂性忠勇”“金城坚牢华岳耸”，照样落得“先将妻子置草围，坐束万矢着死争”“弯弓入围始自焚，飞矢出围浑燎羽”，在政治颓靡的背景下，再好的雄关也是枉然，只能落得全家自焚的下场。历史上的“郭虾蟆”，即郭斌，兴定初年（1217），以军功卓著授同知平凉府兼会州刺史，赐姓颜盏，镇守会州。后屡立战功，得到金哀宗的重用。金亡三年后，“郭虾蟆”仍困守金朝发端的孤城会宁府，后城破自焚而死。

黄河天堑 网路图

再说控“河”，即黄河沿岸的防控。自西向东，从哪个潼关、河南府（今洛阳）、郑州、南京（即开封府）、邳州（今河南邳州）源雀镇，建立了2000余里的“黄河防线”，差遣“四行院”（即四个行枢密院，海陵王时期，为了遏制元帅府权利，强化中央集权，改元帅府为枢密院，金初金熙宗时又以行台尚书省取代枢德华密院，金中后期金章宗以后出于时局的需求，在各地广建行枢密院，作为地方的军事机构）负责守御，每院守500里，精兵20余万，民不计其数。《金史》记载“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兵，率以为常”。从兵力部署来看，金国对黄河防控投入的人力、财力，要远远大于对潼关的防守，概因防御战线长、防御的难度系数高之故。如果把防御黄河与防御长江“天堑”相比，黄河的防守难度更大，一是黄河的水面比长江狭窄，二是黄河的渡口比长江的多；三是黄河夏季枯水季有断流，冬季冰寒会封冻。这三个因素都给强行渡河、突破防线创造了易于实现的条件。

对于“关河防线”的问题，金国不乏有识之士，也看到“据关守河，投琼孤注”存在的缺陷。《金史》记载：“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众皆相贺，(杜)时升曰：‘大兵皆在秦、巩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江）汉（江）入宛(府治今河南南阳)叶(府治今河南叶县南28里旧县城)，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

但这并不妨碍对“关河防线”的评价，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从金宣宗完颜珣到金哀宗完颜守绪苦心经营的“关河防线”，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使摇摇欲坠的金王朝从1214年到1234年又苟延残喘了20年。尤其是1229-1231年期间，蒙古军队试图突破“关河防线”，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后在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南)、潼关、小关 (亦称“禁坑”，今陕西潼关县东，北距旧潼关十里)、“倒回谷”(亦称“扇车回”，今陕西蓝田东南50里)、蓝关（今陕西蓝田蓝桥镇）、商州、凤翔、京兆、旧卫州(府治今河南卫辉)失利。尤其是“大昌原之战”“旧卫州之战”“倒回谷之战”，更是让蒙古军队大跌眼镜：“大昌原之战”金国“忠孝军”以400重装骑兵重创赤老温的8000骑兵，速不台受命攻打商州，意图绕过潼关未果，万余将士及战马命丧蓝关“倒回谷”……

三峰山之战，正是窝阔台汗主导的第三阶段蒙金战争陷入低谷，正面进攻“关河防线”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的背景下的迂回战略。

二、“斡腹战略”的密码

蒙元历史上的蒙古军队，最为擅长的是“长奔袭，大迂回”战略，“斡腹战略”，是“长奔袭，大迂回”战略的一种，来自于蒙古人的狩猎。关于“斡腹”有两解：一说“斡”，应来自于蒙古语对音词，与“绕”同义；一说即捣腹部、挠腹部。

“斡腹战略”，就是将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狩猎的方法运用到战争中，即将围捕野兽的经验，运用到围捕敌人之中。狩猎是蒙古人获取食物的手段，也是训练军队的重要形式。狩猎时，蒙古人先“设”一个大的围栏，将野兽赶进围栏里，狩猎者进入围栏，慢慢缩小圈子，在离圈内野兽很近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体射箭，以射死处于绝地之中的野兽。

也有的史料记载，“斡腹战略”来自于汉人郭宝玉拜见成吉思汗时所献的“征南宋”战略构想。据《元史》记载，郭宝玉为唐代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后裔，金国封其为汾阳郡公兼猛安[1]（从四品官职，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之责），帅军驻扎于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太师国王”木华黎经略中原时归附，成吉思汗曾问其取中原之策，郭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即先向西南进军，攻取大理（今云南）与吐蕃（今西藏）之地，大迂回到南宋的后方，再与自河南南下的蒙古军合力夹攻南宋。该战略提出的背景是，南宋的“长江防线”难以突破。

应该说，“斡腹战略”，既有蒙古人的狩猎实践，也有郭宝玉的战争谋略，是二者的结合。

金戈铁马 网络图

“斡腹战略”的实质，是迂回包抄、避实击虚的“捣虚”的策略，就是以一部分部队在正面主动攻击对手，同时主力部队会绕到对手后方攻击防御薄弱的区域，出其不意，位置前后夹击，攻其不备，一举击垮对手。

1226年，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的“斡腹战略”：其核心是以一部分蒙古大军主动攻击金国坚固的“关河防线”，而其精锐的主力骑兵部队，绕到关陕地区的饶峰关，穿过南宋之地到达汉水。再渡过汉水，攻击金国南部唐邓薄弱区域。而金国主力部队均在“关河防线”地区，得知蒙古军队攻打兵力薄弱的唐邓之地，必然会调集“关河防线”的兵力援助唐邓，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援兵千里奔袭，必会师疲人困；二是“关河防线”兵力减少，抵抗力量下降。歼灭“疲惫援军”，打乱“关河防线”，直捣汴京，亡灭金国。历史已经证明，后来窝阔台汗、拖雷成功实施了成吉思汗的“斡腹战略”，于1234年灭了金国。

类似的战争策略被蒙古人多次实践。

蒙哥汗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实施征大理的“斡腹战略”：命弟弟忽必烈带领大将兀良合台南征哈剌章（蒙古语对音译词，即云南）大理；命巩昌等二十余州都总帅汪德臣（治所在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率军攻入四川剽掠成都一带，直逼其南300里的嘉定府（今四川省乐山市），以配合忽必烈攻伐大理。

蒙哥汗攻南宋“斡腹战略”图（网络图）

1258年，蒙哥汗再次制定了先取巴蜀亡灭南宋的“斡腹战略”：亲帅4万主力攻打合州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南岸5公里的钓鱼城遗址，自1240年至1279年36年间蒙古、南宋在此发生200多场大小战役），命其弟忽必烈帅军正面攻击湖北地区，命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大理假借特磨道、自杞，首次攻入广西腹地，意图通过广西，进占湖南；但此“王斡腹战略”因蒙哥汗在攻打钓鱼城时意外阵亡而失败。

忽必烈即汗位后，再次实施“斡腹战略”计划。1268年忽哪个必烈亲帅10万蒙古铁骑，攻击南宋长江防线的战略要地——襄樊地区，同时命兀良合台绕道攻打南宋兵力薄弱的湖南，自南向北攻击南宋军。南北夹击之下，南宋自持固若金汤的“长江襄樊防线”， 6年后被攻破。越德华过长江，蒙古军队如入无人之地，1279年南宋灭亡。

“斡腹战略”商丘，以弱对强的战争谋略。以当时战争双方兵力分王德华析，金国的总兵力十倍于蒙古军，南宋兵力也是蒙古军的好几倍，蒙古军能灭掉强大的对手，来自于狩猎的“斡腹战略”功不可没。而这一战略的屡屡实现，得益于蒙古军队善于长途奔袭优良的战马，得益于从小就在狩猎中练就一身野外生存和连续野战的剽悍战士。

三、“借道宋境”的密码

根据《元史》记载，“太师国王”木华黎统领伐金时，最早制定的灭金战略路线，并不是借道于宋，也不是走秦岭以南的汉江路线，而是绕道黄河以北天堑，借道于西夏，打通西夏至京兆路线，取潼关后一路向东，直驱金国南京（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此前的1216年，蒙夏联军曾借道西夏东镜，经关中东部渡过黄河，一路打到金南京（今河南开封）西郊二十里的杏花营。

《元史》及“潼位置关历史博物馆”，对于此事的记载为：1216年下半年蒙古撒木和将军兵分两路，从关城的西门和“禁沟”攻破潼关，一路向东越过河南嵩山，克汝州（今河南汝州市），一直打到离汴京（今河南开封）二十里的杏花营（今河南开封市杏花镇一带），金国朝廷上下惊恐不已。好在撒木和只是小股部队，数量有限，不足于撼动汴京。两个月后，金国重兵强攻收复潼关。也因此次撒木和将军的奇袭成功，打草惊蛇，金朝廷吸取“蒙军破潼关东进、踏冰河北退”的教训，提升了“关河防线”的防守等级，“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精兵死守潼关、黄河十余年”。

关于“借道宋境，战略迂回”，史料记载有两条 “斡腹战略”的路线：

第一条为“西路借道”，有三条行军路线，一是从凤翔直向南，经过凤县，至汉中，直行进入四川，沿汉江向东可入湖北、河南；二是自京兆（今西安），越“秦楚古道”，过金州（今安康），沿汉水绕道进入河南南阳，继而向东，直捣汴京；三是自京兆（今西安），翻“蓝关古道”，经商州，进入湖北、河南。京兆有完颜合达重兵把守，且处于关中平原地区，南面秦岭，东面白鹿原，北面渭水，地形错综复杂，一时难以攻取，故而蒙古选择了我们所熟知的自凤翔向南越秦岭至南宋的兴元府（今汉中），沿汉江东行至邓州、唐州之间向北，与窝阔台汗的主力部队南北夹击，直捣金南京（今河南开封）；

第二条为“东路借道”，即由济南府南下，自邳州（今山东邳州市）渡黄河，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直捣金南京（今河南开封）。

“东路借道”的难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不善水战，难以自黄河以北突破金军防线，也不可能自胶东半岛取海道袭击金朝东部。蒙古军队自济南府南下，在邳州要渡过黄河，必然引起金国的警觉，而且黄河防线一直是其重中之重，精兵强将把守。

二是1229-1231年蒙古军队已经多次正面强攻金国“关河防线”，多有败绩，损兵折将。最为关键的是，此线路太过靠近淮水，南宋有所顾忌。

三是南宋并非如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所判断的“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借道），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

骁勇剽悍

史料记载，蒙古主力在成吉思汗统帅下“西征”时，虽然南宋一度与蒙古往来频繁，但并非为了助蒙灭金，而是担心没有了蒙古的威胁，金朝廷会来进攻南宋。南宋的目的是通过对蒙古的示好，以蒙治金，减轻金国对南宋的压力。等到蒙古遣使“借道”时，南宋选择了拒绝，对此正史多有记载：

《元史睿宗传》记载：“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诸城堡，长驱直入汉中……”即南宋杀了奉命谈“借道”的使臣搠不罕，拖雷自凤翔南下是强攻借道。

《宋史》记载：“（宋理宗绍定四年，即1231年初，蒙古）自山东通好，欲假道淮东以趋河南，群臣议不许。”蒙古曾三次派遣京兆府临潼人李邦瑞使宋“借道”，均遭到拒绝。

《元史•卷一百五十三•列传四十•李邦瑞》记载，“岁庚寅，受旨使宋，至宝应，不得入。未几，命复往，命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李全护送，仍拒之。”“复奉旨以行，邦瑞道出黄，宋遣贱者来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议如约而还。”即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临潼人李邦瑞两次使宋 “借道”，南宋拒绝其入境；次年（1231年），奉窝阔台汗旨意再次使宋，宋虽然许其入境，但颇为怠慢，先遣地位低下者迎接，被李邦瑞骂回后，才派了“行人”接待，但是再次拒绝了“假道”（即借道之意）的要求。

凤翔南下至兴元沿汉江入唐邓路线

综合各种考量，窝阔台汗和拖雷选择的“借道宋境，战略迂回”路线的“借道西路”，是一种强行“借道”。

其实在“太师国王”木华黎时期，也一直在为“借道西路”做准备。1217年“太师国王”木华黎统领伐金后，数年内攻克了金国河北、山东大片土地城池，但“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 “渡(黄)河不能，入(潼)关不可” “或教之(蒙军)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于是以避开黄河天堑为考量，先攻取陕西关中地区，以图开辟突破潼关东进金南京的路线，遭遇金将完颜合达30万大军的顽强抵抗，接连受挫之下，蒙古军考虑第二条路线。《金史•列传•卷五十》记载：“又宣徽使奥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军马几何？’又指兴元云：‘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此处的“北方”即蒙古，商州即今陕西商州，兴元即今陕西汉中，此时“太师国王”木华黎已有“自凤翔南下，借道宋境凤州，绕道汉江，进攻金国南鄙”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木华黎作了两个决策：一是1222年寒冬，派遣蒙古不花越过牛岭关，攻略南宋凤州，为南下过秦岭借道宋境探路；二是全力攻打凤翔，为借道宋境创造条件。

可惜1223年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病逝于山西闻喜，攻克凤翔，南下凤州至兴元，绕道汉江，攻金国南部成为其未竟之愿，临终前对其五弟带孙郡王说：“吾为国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四十载，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元史》记载，1223年，“太师国王”木华黎围攻京兆府（今西安），金兵二十万婴城固守，不克，遂留兵六千与金军对峙，还遣三千人扼守潼关，自率主力西取凤翔，围攻月在余不下。凤翔不克的背景：直观是凤翔只有北、南、西门可攻，东门临湖进攻难度更大，也没有从此门攻城的记载，易守难攻；背后的原因是西夏背弃“蒙夏联盟”，成吉思汗“西征”后，迫于蒙古军1205、1207、1209连续三年攻伐压力接受“蒙夏联盟”的西夏，心存异心，图谋反叛，善于审时度势的夏神宗，看到攻打关中“京兆府”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巨大阻力，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私下命令参与作战的西夏联军撤出战场，返回本土，背弃盟约。这也是后来成吉思汗中止“西征”返回后，决定首先亡灭西夏的重要原因之一。

木华黎去世的1223年，金宣宗完颜珣驾崩，其子完颜守绪立，史称金哀宗。蒙古再次遣使南宋，商讨淮东借道，《宋史》记载：“鞑遣使来我朝，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我朝不答。” 即“假道南宋淮东攻金”遭到拒绝。

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后，正式决定绕开黄河、潼关，先灭西夏，转至黄河上游，以攻金朝西境秦(治今甘肃天水)、巩(治今甘肃陇西)等地。史载：“鞑乃用力先灭西夏，乃自蜀由金(治今陕西安康)、洋(治今陕西洋县)出襄、汉，入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州)”“蒙军乃用力于西夏，数年灭之”“破西夏，逾积石(治今青海循化)，践蜀境”。

西夏即灭，摆在蒙古人眼前的是南下借道的战略要地——凤翔府。

凤翔，是古代“秦陇防线”的关键一环，解开这一环，则所有的锁扣都被解开，攻克入凤翔关陕如履平地。也因此，凤翔是蒙古军进占河北、山东、山西后，西进陕西，第一个固定的落脚点，以后向南、向东进军，逐步占领陕西全境。

凤翔在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是从西北进入关中的必经要道，占领了凤翔，越过大散关，向东可达京兆（今西安）→潼关→中原，向南过凤县→兴元府（今汉中），沿汉江一路可达湖北、河南，向东南过陕南→金州（今安康）→河南、湖北。

《元史》记载，蒙元时期，蒙古军队曾三度攻伐凤翔。1222-1223年木华黎攻凤翔未果；1226-(1227年成吉思汗攻打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1230年窝阔台汗、拖雷第三次才攻破凤翔城，打开关中的大门。

历史上蒙古军队历经9年，三次大规模的围攻凤翔府。三次“凤翔之战”的行军路线或进攻策略，一次比一次更趋高明，但后面的高明，都是在前一次教训、反思中得出或升华的。

第一次凤翔之战，木华黎为统帅，从山西的蒲州古渡（今山西永济）渡过黄河，经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赵渡镇大庆关村一带），过大荔、蒲城而京兆（今西安）；从西安到凤翔的路线，史料记载“沿渭河而至”；也有认为木华黎从京兆（今西安），经今铜川、旬邑、彬县一带而至凤翔，从地图上看这一路是从凤翔的北面进攻，根据《元史》的记载：从扶风、岐山，到汧（qian）州（今陕西宝鸡千阳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都有蒙古军驻扎，似乎也可以印证此判断，不做结论，留作蒙古战史专家们研究。

第二次凤翔之战，成吉思汗亲征，由漠北草原而来，经甘肃，过萧关、清水、“千陇古道”而至攻打凤翔，成吉思汗发出：“木华黎在，吾何以亲征！”的感叹。

第三次凤翔之战，窝阔台汗帅军自山西蒲州古渡一路向西，基本是木华黎攻打凤翔的路线，拖雷帅军自漠北一路向南，基本是成吉思汗攻打凤翔的路线，两路夹击，凤翔得以攻破。此次攻打凤翔，木华黎的孙子塔思、速浑察都参加了战役。

伐金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在台、睿宗拖雷，四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亲帅主力，孤注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根本原因是陕南的战略地位。尤其第三次窝阔台汗、拖雷攻打凤翔，拖雷以“围点打援”布阵，将主力部队布于凤翔四周，等待潼关援军。集结在潼关的金国部队，惧怕伏击缩头缩脑、逡巡不前，纵使金哀宗完颜守绪严叱诏令出关西进，到达今华阴一带遭到蒙古军的痛击，立即缩回潼关，只想一心凭借险关，保自己的命，保南京平安。至于凤翔，潼关守军认为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凤翔灵山 网络图

第三次攻打凤翔，除了攻打的路线更为优化，军队数量大幅增加，两路夹击之外，从纯粹的依靠人力、冷兵器转向人力与先进的武器装备使用，如 “回回炮”“攻城器械”“抛石机”“连发弓弩”……这些都决定了第三次凤翔之战的志在必得。

凤翔城攻破后，蒙古军由宝鸡越秦岭入汉江，从南面包抄金国，两年后金国便灭亡了。

攻打凤翔府的同时，蒙古军为南下“借道”多次探路。

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第一次围攻凤翔的国王木华黎，派部将翻越秦岭“牛岭关”，闯进凤州（今陕西凤县一带）城，对四川门户进行了探望。

1225年，成吉思汗帅军自西夏西北的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经肃州(府治今甘肃酒泉)、甘州(府治今甘肃张掖)、西凉府(府治今甘肃武威)、应理(今宁夏中卫)、灵州(府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迂回包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切断西夏军队的西南退路，迫使西夏次年投降。

随即留下一支偏师围攻中兴府，率主力渡黄河，攻拔金国朝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县西）、临洮府(治今甘肃临洮)、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治今甘肃临夏)、西宁州(治今青海省西宁)、德顺州(治今甘肃隆德)等地。

攻入金境后，又遣一支蒙军，自洮州攻入南宋境内。蒙军经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宕州(治今甘肃舟曲西北白龙江北岸)，越摩云岭(今甘肃礼县南大潭镇)后分兵两路：一路借口为“取金夏”[2]，越工商局铎龙桥进入宋境，陷阶州（今甘肃武都），东进围困西和州（今甘肃西和、礼县、宕县、岷县等地）；一路50余骑，南下阶州(治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石靴关。旋即命两支部队火速回师。

金、宋对成吉思汗的孤军深入、火速退兵既感诧异，又多有不解。

南宋称蒙军攻蜀之事为“丁亥之变”。蒙军自金朝西境，攻入蜀西后，曾“驾言取金、夏”，退兵后对四川“乡道渠已熟”。史载蒙军灭西夏后，“夏人有献策者，令其由金、洋出襄、汉以入唐、邓……自后遂以通好为名，觇宋蜀道”。后不知何故退兵。

尚未亡灭西夏之前，成吉思汗渡过黄河上游攻金国西境，旋又进攻蜀西，显然是获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后，为实施“假道西境灭金”战略探路问道。

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借道于宋”的灭金方略。《元史.太祖本纪》记载：“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距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3]

此后蒙古以南宋“四川”为议和对象，一再遣使入蜀，提出“借师”、“借道”、“借粮”要求，其目的是穿陕南而至金国腹背的豫南，与西、北、东三面蒙古军汇合，四面夹击，聚歼金军，会师汴京，实现“借道陕南伐金”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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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为狩猎组织，猛安为部落单位，女真语"猛安"意为"明安"，本意为"千"，初为千夫长，即千户长；谋克为氏族单位，女真语"谋克"即"穆昆"，本意为"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将其转变为军事组织，规定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设万户，万户之上有都统；后来又发展成为行政组织，猛安相当于防御州，高于刺史州，)谋克相当于县。

[2]南宋，李曾伯：《丁亥纪蜀百韵》，《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为其写的五言体长诗，诗中有“驾言取金夏，其锋不可触”之句，记成吉思汗“借道伐金夏之策”，全诗198句，990字。

[3]明，宋濂，赵埙，王祎：《元史••本纪•太祖》，中华书局，1976年4月；《宋史纪事本末》卷90《蒙古取汴》

【多角度解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