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天桥区以诺平面设计工作室(济南设计工作室)

《冷暖人生》2015济南年7月21日节目《诗》

解锁命运密码的诗集

2014年9月30日，这一天的深圳看起来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走出天桥区自己所在的城中村握手楼，一个花了350块钱租下的小单间，来到一座大厦的17层，扶着窗框朝外扫看那片林立的钢铁森林。五分钟后，纵身跃下。诺十月一日，零时零分，他的微博定时更新了人生的最后一条——只有四个字“新的一天”。

不久以后，这四个字被印刻在一本诗集的封面。这本《新的一天》收录了大概三百多首作品，它们均出自于一名24岁的年轻诗人许立志之手。诗作不乏才气，但诗人却没能看到它的出版。因为这是在他死后，由一些素昧平生的出版商和诗人们，发起了一个众筹，才结集出版的。

许立志这个流水线的无名诗人，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翻开这本诗集，很多关于琐碎生活的诗句飞跃而至。

平面设计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这些诗也成了解读许立志命运轨迹的唯一密码。四年打工生涯，他一度渴望摆脱流水线，梦想着从事一份脑力工作。甚至就在自杀的当月，据说还向常去的图书大厦递交了一份求职信。

信中热切地描述了自己对于书的迷恋，也非常羡慕那些从事相关工作的职员，但是这一请求并未如愿，事实上，在那条日夜不曾歇息的流水线上，还有很多像许立志一样的诗人，他们隐没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隐没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

这双写诗的手，也在制衣间干活

五月的一个深夜，天津小巷的一家涮锅店快要打烊时，呼啦啦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人，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喊着点酒上菜，一下子打破了小店的清静。

这群显得有些另类的客人，不过两天前他们还流散于天南地北的工厂、作坊、矿区里，这双写诗的手也曾采煤、制衣、酿酒、炼钢，他们在此聚集，为了一件在旁人看来和他们生活彻底不沾边的事——诗。

几天后，天津大剧院的“世界上最边缘”诗歌朗诵会如期举行，当今中国的工人虽多，却是边缘群体；诗歌虽久远，却是边缘文化。

纪录片《我的诗集》曾经描绘了这样温情的一帧：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平，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而这首用熨斗写出来的情诗——《吊带裙》出自制衣厂女工邬霞之手。这份藏在字里行间的温柔美好，与她本人的真实生活几乎全无关联。

1996年14岁的邬霞因为学业不佳决定辍学，母亲将她从四川老家带到自己所在的日资制衣工厂，留在农村毫无出路的邬霞，不得不做起了流水线童工，第一份工作就是剪线头。

回忆十四岁的童年岁月，几乎都是与苦累相关——“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拼命地剪，也没有时间去喝一口水，不能去上厕所，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不能坐。他就觉得站着工作好像做的快一点，那个小腿，都像那个馒头一样肿起来了，然后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你脚就抽筋很难受，有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滑落下来，都不知道。”

诗人/制衣厂女工：邬霞

写作的时候我是女王

流水线为了将工人们训成机器，稍有差错就会招致体罚、扣钱和辱骂，小邬霞常常被训哭，但母亲只能一遍遍地告诉她必须忍耐。因为除了做工，她们似乎没有任何出路。于是邬霞常常幻想，有朝一日中了十万大奖，就能逃离流水线。

有一回邬霞在坐桶上埋头苦干，突然被踢了一脚，她吓了一跳以为来了日本人，过了半天没有动静她回头才发现原来是个男翻译。这一脚让邬霞很是屈辱，仅仅为了过道就动粗，邬霞觉得自己没有被当人看待。下了晚班，她白天里所遭受的屈辱依旧无法平息，渴望改变命运的念头异常强烈地在她体内疯长。

当晚，邬霞就拿出纸笔开始写小说，她幻想着自己也能像席绢和琼瑶一样——“我去写小说，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自豪感，我就觉得我跟别人与众不同。其他女孩子都出去谈情说爱啊、逛街啊、但是我就不出去，我就在写。我就想将来我的爱情啊、前途我都会拥有的。”

从此邬霞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当她一身疲惫走下流水线，她就拾起笔开始通宵达旦地写作。她的笔下，男主角白净清秀，女主角优雅美丽，这些为爱而生的人，全然无需触碰现实里的一切苦痛——“我笔下的女孩呢，让她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好像觉得自己也过上那样的生活了，我起几个人的名字，然后安排他们是什么什么角色，然后他们的命运就操纵在我手里，觉得那样那个感觉很美妙。”

这种“操纵命运”的感觉让她上瘾——“我在工厂里面，打工的时候，我自己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都找不到自我了。然后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是那里的女王。”

流水线以外的短暂光芒

邬霞14岁到18岁这四年打工生涯被骂哭了二百多次，每一次，她都写进了日记里。因为经常挨骂，邬霞变得非常自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一个男孩子。

18岁那年，她在报纸上看到大连一个民办影视培训学校的招生简章，她好像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便带着7000块钱积蓄北上。学校看了邬霞的小说，认为她有成为编剧的前途，但是培训结束，并没有一个剧组接收她，邬霞再度回到了黑洞般的流水线上。

2017年，邬霞主动联系媒体，希望他们关注自己的小说。“打工作家”这个名头的出现确实也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她出现在许多报道上，甚至也有出版商高调承诺要为她出书，但事后当邬霞真的拿着书稿找到出版社，对方的态度很是冷淡，对于“承诺”也绝口不提。

几番折腾下来，邬霞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嫁给一个农民工，也不再碰言情小说，开始创作诗歌。她把目光对准了曾经那些暗无天日的打工生活，意在书写命运的真实。

流水线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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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大凉山

同样出现在纪录片《我的诗歌》中的吉克阿优是一个80后的彝族诗人。他在诗歌里自称阿优，当年在嘉兴某服装厂的鸭毛房里负责填鸭绒的工作，平日里被工友唤作“鸭头”。

“ 鸭毛房是流放地一样，哪个流水线上不听话的，就放下去充鸭绒好了，写诗已经暴露了，以前是秘密的写，后来发表了，领导知道了后，问题就出来了，就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想的话你不能再做，整条流水线济南市就断在你这里了。”

流放到鸭毛房以后，阿优创作了大量诗歌。在那个封闭寂寞且无人监视的空间里，阿优写了许多大凉山彝族走出古老村寨，进入工厂，与庞大都市机器产生冲突的现实。

吉克阿优《迟到》节选来自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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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了

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

我在羽绒服场厂填着鸭毛

我被换作“鸭头”时

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

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诗人/服装厂工人：吉克阿优

十年前，阿优在大凉山一所民办专科念服装设计，大二时学校安排他们前往东部的沿海地区服装厂实习。操着彝语的阿优第一次走出了那座封闭的大凉山。

以

“语言障碍，每道工序都做不好的，他们刚开始就让我去套那个包装袋的那个胶袋嘛，多简单啊其实，最小就是XS有时候很多字母在一起啊，就分不清楚，ML两个什么相近了，套下去差不多也一样，有时候套错很多的咧。”

所谓的实习，不过是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输送给工厂。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在流水线上，不许交流、走动、走神，两个月后领到600块钱，阿优和同学们忙不迭逃走了。

后来他们辗转至山东，跑遍了烟台、日照等十几座城市的工业区，最后却沮丧地发现，大凉山外的工厂几乎毫无区别。挑挑拣拣了一阵子，身上的钱很快花光了，阿优一行落魄如乞丐，找工作的标准直接跌至只需管饭。最后设计工他们在一个废铁收购厂里谋到了职位。

30岁的光阴

已以一天150元的价格出卖

后来回想起那段异常艰苦的日子，阿优依旧历历在目。也是那个时候，他的创作欲望空前膨胀。

“这么粗的这么长一个铁柱，三四个人一起抬，有个同学砸了脚都肿掉了，路都走不起来。有一个人他把手砸到了，手出血了那个馒头一抓，全是红的不是白的，都能吃得下去。那时候晚上也没地方睡，就随便在草坪上躺一下，后来是看到这些的时候，触动比较大了，想把它记录下来。

就在那时候我自创了一首用笛子吹的安魂曲，在那里吹过两夜。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儿济南市子，我得到的爱是最多的，一直是全校第一。到了城市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跟那些家乡的小草一样，一点价值都没有。”

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的阿优也渐渐明白，世界之大可是于他，选择却是寥寥，最后他也只能适应工厂的体制。后来大凉山越来越多的彝族乡亲们也成群结队外出谋生，据说他们曾被黑工头称作“奴隶”，卖给工厂抽提成。

发现上当受骗后，阿优带着乡亲们一路逃到广州，在火车上，那些长者望着高楼大厦茫然哭泣。彝族乡亲们认为，宇宙是老虎变身而来，他们则是鹰的后代。从保留着祭祀驱邪习俗的农耕时代，一下子穿越到城市的工业化流水线上，他们仿佛飞越了几百年。

现在的阿优其实已经适应了流水线，在嘉兴的制衣厂里做充绒工的他，每个月大概能赚4000多块钱，并和一个彝族姑娘结婚生子。但也有些时候天桥区，阿优说他在鸭绒间里看着那些飞舞的鸭毛绒，觉得就像是自己轻轻地飘了起来，可是又被关在车间里，就仿佛是一只折翼的鹰。

30岁的光阴

已以一天150元的价格卖给

只有15个员工的服装厂

商标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英文

而我只认得MADE IN CHINA。

矿工的诗意

直到现在，济南老井依然觉得自己写诗这件事情，特别不真实——“有时候就感觉像做梦一样，我昨天还在井下地心深处挖着煤，抹得浑身乌黑，和一群矿工开着玩笑、打骂着，怎么今天到了这样一种场合了，有些不太相信。”

诗人/矿工——老井，和他的诗

干完了一天的活，坐在巷底的铁轨上等待交接班。

邱六说，我猜今天地面上一定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晴朗的晴，空荡的空。万恶的万，里海的里。

二毛说，地面一定大雨瓢泼。

弟兄们上井就能看到，邱六的老婆正穿条花裙子，站在碉堡一样厚的乌云里，端着巨大的水瓢往下泼。

你们不是想上窑就是想别人的老婆，也就这点出息。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和本矿电视站的播音员柳淮丽，同时变成两只彩蝶，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再也工作室不出来，等到后人来开采。

说这话的是满脸稚气的青工江小帆

他自己也坦言：“矿工很会苦中作乐，互相开玩笑揭短，有时候拿荤段子打气。每个班里至少要有一到两个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脑子反应有些慢、不怎么讲话的人，就是被大家取笑的对象。没有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你支撑不了重体力劳动。”

见面的时候，老井已经47岁，原名张克良的他是一名在六七百米深井煤矿之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矿工。如今可以打趣取乐的矿工生活，二十多年前却是一场人生的“磨难”。

1988年，淮南小城的文学青年张克良大学落榜以后，一直打着临时工，为了找个有退休金的稳定工作，他咬咬牙决定去做矿工。

一场改变设计工命运的矿难

当时那句“走投无路把煤掏”的俗话就像老井的写真。他头一回下井坐着个挂笼，猛一下去以后瞬间一片漆黑，有的新工人直接吓得尖叫起来，顺势搂住了身边人的腰。那一刻张克良把眼睛闭上，心里想着“完了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

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张克良一晚上设计光拉煤就拉了120来车，还经常出现被矸石砸到的危险。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井下的精神世界。平日里矿工爱讲荤话打发时间，这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设计青年觉得粗俗不堪，他总是不苟言笑，也不合群。那时写作成了他苦闷生活的出口，内容多为个人情绪风花雪月。然而1995年，淮南煤矿一次重大的矿难彻底改变了他。

矿井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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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良那天当早班。远处走来一个老工人，眼圈都熬红了，脸上的煤灰也没擦干净，他老远就冲张克良喊：“井下出事了！”他第一反应就问：“伤没伤到人？”老工人瞪了他一眼：“瓦斯爆炸你说伤没伤到人。”张克良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出事了。”

瓦斯爆炸是煤矿最危险的事故，不仅会连续爆炸，还可能引发最为可怕的煤尘爆炸，伤亡率极大。当天清晨，矿区里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纷纷跑到井口，等待着家里的顶梁柱上井。

“一个一个抬上来，抬上来人慌慌张张的，这一辆车开走，那辆车又抬，也不知道抬了多少人。其实有好多人都根本不用往医院送的，那种瓦斯爆炸产生的热量，把人都烧熟了，堂堂的一米七、八的大汉，可能抬出来的时候，只有一米二、三了。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就有个想法，这个事实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一个阶层作证，也算是为自己的生存以作证吧。”

当天夜里，张克良辗转难眠想要写写什么，却始终难以成句，直到几个月以后，一些诗句才断断续续冒了出来：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

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后来张克良得知那次矿难死亡76人，伤49人。因为井下的连锁爆炸不断发生，救援的人员也不断伤亡，于是矿上决定封井，有一部分矿工的遗体被留在了井下。

对于张克良来说，他没有能力将那些遇难的弟兄们一个个扒上来，但这些文字多少是一种安慰，无论是对他，还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