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大唐帝国不仅人口损失惨重，财源也已经接近枯竭。在此后的百年里，唐朝只能算是两税苟延残喘。不过，这百年里，有一些政治手腕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宰相杨炎推行的“两税法”，虽然饱受争议，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唐朝续了寿命，今天，咱就说说“两税法”的利弊得失。

“两税法”推行的历史背景

一项制度的革新，往往是因为旧的制度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两税法”也未能摆脱这个历史规律，究其历史背景，笔者总结了以下几条。

第一，以“均田制”为依托的租庸调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根基。推行“两税法”之前，唐朝一直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可以说，这种制度成就了唐朝的鼎盛国力，但到了唐朝中期，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唐朝初年，经过多年的战乱，闲置土地较多，男丁又少，于是国家就推行了均田制，按照人丁的数量授田，你只要接受了政府的田地，就要以实物的形式缴纳赋税，还要为国家义务劳动，这就是租庸调制。可是，社会经济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个别家庭出现经营不善，或者出现了变故，家中的田产就被逼无奈要变卖，但是，税赋却是按照人丁收取的，你即使失去了土地，国家照样得找你要赋税，于是，大量农民开始逃亡，土地兼并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均田制名存实亡。既然均田制都没有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就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

繁华的盛唐

情况更加严峻的是，安史之乱对社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人丁急剧减少，而朝廷所需赋税无从征起，原先幸存的农户负担更加沉重，于是，逃亡现象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不改革税制，恐怕社会将引起更大的动荡。

第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势严峻，各军阀不听朝廷命令，作用横征暴敛，中央财政几近枯竭。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李隆基时期就已经变得不可收拾，要不然也不会有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反叛。随着募兵制的推行，国家的财政支出数量大幅度增加，为了国防的需要，朝廷允许各个节度使在本地收取赋税。这么做，初衷是好的，毕竟，藩镇远在边关，如果财权都控制在中央，远水解不了近渴，会大大限制边关军队的战力。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种财权的放任，居然给后世带来如此头疼的弊端。安史之乱后，藩镇做大之势已经难以遏制，唐德宗的许多敕令形同废纸，藩镇根本不执行。这么一来，很多藩镇的势力税法范围，中央根本就收不上来赋税，而那些武将向来都比较粗鲁，又对文官缺乏信任，一味地横征暴敛，全国各地赋税征收一片混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安史之乱

第三，唐德宗有意做一番事业，尤其对削藩颇有意向，可惜，朝廷实力不允许实行武力削藩，只有另辟蹊径，于是，通过税制改革的办法也就成了一条比较温和的、行之有效的“削藩”之策。一个曾经万邦来朝的帝国，任谁去做帝国的皇帝，都会有一个复兴的梦，而唐德宗此人多愁善感，更是有一个躁动的心。眼看着国家糜烂如此，连政令都难以统一，他有意削藩自强，可是，动刀动枪的事，可不是磨嘴皮子那么简单，国家刚刚经历大乱，元气大伤，想动兵革，实力也不允许，当时，国家财政困难到什么程度，看看《旧唐书》是怎么描写的吧：

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军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完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

武将专权示意

什么意思呢？中心思想只有一个：皇帝也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如此财力，还想着组建大军与藩镇军阀们一决雌雄？去哪里有这个实力呢？武力解决不了的事，也只有从文治上解决了，所以，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治理方式。此细节，后面再详论。

“两税法”带来的积极意义

第一，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与藩镇相比，朝廷再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优势。原先的租庸调制，到了唐德宗时期，难以推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人丁征税，富人是以人口数量来征税，穷人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征税，加上很多富人本身就是贵族，又有税赋的豁免权，于是，税赋又变相转嫁给了穷人，这种做法，不仅使征税的根基变得很不稳定，征收上来的税额也越来越少，朝廷自然就没钱。而两税法不同，是以财富多少来征税的，无论是贵族还是富人，都没有豁免权，这样，征税的对象从人转向了财富，朝廷的收入当然会大幅度增加。

贵族示意图

第二，两税法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往的税法，都是以实物的形式缴纳，程序还是非常繁琐的。两税法不同了，统一折算成钱，或者折算成布匹，如此一来，田赋也都需要进行商品转换。不用说，这一来二去，商品经济自然也就活跃起来了，而且，缴纳赋税的程序也简化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第三，两税法实际上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削藩良策。既然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而中央又没有武力解决藩镇问题的能力，那么，采取一些文治手段也就非常必要了。

（一）削弱了藩镇武力对抗的经济基础。其实，藩镇最令人头疼的就是财政自主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随意征收赋税，有些藩镇甚至富过了中央。两税法推行后，无论是中央控制区还是藩镇控制区，一律都要按照此法执行，以往，朝廷在藩镇控制区无法征税，如今，藩镇的钱也被征收到了中央。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而藩镇的财力则逐渐得到了削弱。有些人肯定很奇怪，难道藩镇不会反对吗？当然会，但不敢因此而与中央翻脸，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领着兵来灭我，我给你鱼死网破，但你来收点钱，我总不至于拎着脑袋拼命。况且，藩镇的头领普遍是武将出身的大老粗，对此等温和政策的危害，很多人也是浑然不觉的。

胡人边军

（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镇对抗的人力基础。根据“两税法”的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也就是说以实际居住地的人口进行征税，那么也就不难明白了，人口稠密的地方，人均税率自然也就偏低了，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反而税的赋更重，因为地方的税负总额是朝廷摊派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大量处于边远地区的农民，为了降低自己的纳税量，选择逃到人口稠密区生活。恰好，人口稠密区几乎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直接减少了藩镇地区的人口数量，使他们的兵源受到了影响。

虽然这种办法在削弱藩镇方面效果不是特别大，但总体上还是增强了中央的权威。

人力是根本

“两税法”的弊端和危害

兴一利必生一弊，利弊往往是相伴而行的，“两税法”作为一种制度，自然也难逃自然法则。其实，这种制度的弊端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货币交易，伤农而利商。古代的中国，向来以农为本，因为我们是农耕民族，万事都需以农业生产为根基的。可是，两税法的推行，要求农民上缴赋税，必须都换成货币，而朝廷并没有推行配套的金融政策，这么一来，物价飞涨，钱贵而物贱，农民缴纳的赋税，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数额。改革前，农民只需要经历国家的盘剥，改革后，农民还要经历一层商人的盘剥，自然也就出现了伤农的恶果。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第二，量出而入，为挥霍无度创造了制度便利。以往的财政制度都是“量入为出”，通俗点说就是看锅下饭，根据收入的多少，来确定朝廷的开支。财政收入多了，就多花点，收入少了，就少花点。但两税法不同，产生了一种“预算”思想，就是根据朝廷的需求，核算出一个数额，然后将此数额摊派到各地特点征税，而这个数及额的上限是多少，却没有做出说明。这就等于说，朝廷想花多少钱，就给地方上要，地方上就想办法征收。皇帝挥霍也就算和了，身边的权臣、宦官也挥霍，而征收税赋的制度也为他们的挥霍创造了便利条件。

奢侈的八棱金杯

第三，资产审查制度没跟上，造成了“竭泽而渔”。“水无常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财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家庭，经营得好，家庭资产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而有些家庭的资产却严重缩水。朝廷征税是以资产多少为依据的，但缺乏及时的资产审查，家庭资产扩充的人家还好一些，但资产缩水的人家却依然要按照原先的标准交税，恶性循环，由富转贫，不得不逃亡。这么一来，制度也就变成原因了恶政。

总体上来看，两税法虽然弊端丛生，但还是为唐朝的财政收入带来了转机，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能够续命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是，它的主导者杨炎，是一个出色的财政专家，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因得罪了太多人，最终被朝廷抛弃，惨死于前往海南的路上，令人唏嘘。

其实，关于两税法，笔者还有很多想法，只是限于篇幅，也就不多赘述了，留给网友们一起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