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税收筹划合理节税(税收筹划节税技术)

2020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大课，关乎生命的无常、健康的宝贵。

在健康和生命面前，人人是平等，无关财富。

通常时候，普通人会觉得，一切等我有了钱就好了，有钱人一定没有这么多的苦恼，但事实上，当他们拥有了财富，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烦恼，一点不比大众阶层少。

巴尔扎克有句耐人寻味的名言，“一个商人不想到破产，好比一个将军永远不预备吃败仗，只算得上半个商人。”

有钱人最怕的是什么？自然是财富的缩水、怕突然没钱，怕与之相匹配的美好生活消失。而这些就隐藏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

健康危机

高净值人群们在生意场、名利场上像开了挂似的，通过奋斗，财富就超越大多数人；但是他们的健康状态，也像开了挂，刚过不惑就老态龙钟，身体的病痛、体检的阳性指标，也远远多于同龄人。

很多健康危机一直蕴藏在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中，长时间的熬夜睡眠不足，应酬中的大量饮酒，常年殚精竭虑，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责任，都会让疾病潜伏，一个爆发就喷涌而出。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家庭的经济支柱，健康危机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致命的。

“短命富豪”已经成为中国商界的一个诡异现象：

同仁堂董事长张生瑜年仅38岁就心脏病发英年早逝；

浙江商界巨子王均瑶42岁就因肠癌英年早逝,其妻携19亿存款改嫁王生前的司机；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董事长张祥青年仅47岁即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些富豪赚取了比普通人多出几百倍上千倍的财产，却也折损了一大半的“阳寿”。

瑞银曾就健康与财富问题进行调查：富人们更愿意为了延长寿命而牺牲金钱。在调查中，10位富人中有9位同意“健康比财富更重要”。

在瑞银问及他们愿意放弃多少钱以“保证额外的10年健康生活”时，平均回应因财富水平而异。

拥有100万-200万美元净资产的百万富翁投资者们，愿意放弃他们的三分之一寿命。

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的投资者，则愿意分享几乎一半的财富来达到与寿命的平衡。

毕竟，多少财富都无法带进坟墓里，活着，健康的活着才能创造更多可能。

企业危机

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永动机，高净值人群关注的核心一切都围绕着企业经营，能否更好发展为前提。企业不好，财富缩水，企业破产，家庭遭殃，这是必然的连带，没有哪个富人能真正做到家企财富完全隔离。

企业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外部，例如这次的疫情，对餐饮、旅游、零售、出口等行业就有非常大的影响，无法正常经营，还要承担高额成本，疫情长短无法预知，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快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同样，政策的风险、行业的趋势也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种是内部危机，投资失利，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管理缺失，而导致企业危机。

企业危机的危机如果无法解除，创富的永动机不能正常工作，给企业家、高管们带来的就是财富的缩水或者破产和失业。

税务危机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税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无法逃避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高净值人士，他们的收入和所得，很大一部分都要因为税收原因而缩水。因此，税务筹划与管理，是所有高资产人士需要关心与准备的大事。

曹德旺把工厂开到美国，对媒体直言，在中国100万要交58万的税，美国除了人工，比中国成本更低。道出了很多企业家的痛。

财富基数少时，交税带来的痛是小痛。但财富到达了一定量级时，很大一部分要交税，高净值阶层，都如割肉般痛苦。

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途纯，2014年在新浪发表一篇文章，自述了因税务问题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　尽管每年税务为我出具完税证明，太子奶仍然被人告到国家税务总局，上市途中被国家税务总局查了一个底朝天。因为税法上关于增值税的折扣折让的规定只有三百多字。我们虽依法给了对方折让折扣，也提在账上，但没有写明在一张发票上，而只写在企业的收据上，没有详细解释。我们全国五个基地主动将已折让的给对方的、依法可以避税的部分仍然是再一次足额补交，补交了约二个亿的税。”

偷税漏税是悬在民企头上的一把利剑。防范税务风险是所有创业者、所有民企必须面对的第一个课题。

大部分富人都会寻求更多合理合法的节税避税方法，例如像曹德旺一样去异国建厂，或者通过身份规划、金融架构来安排。

但各国关于税率税种亦有不同的解释，不同国家的税务居民界定也各有不同，可能躲过了中国的税率，却躲不过他国的大坑，由于跨境信息不对称，行政程序不熟悉，费工费时，反倒劳民伤财。

对富人征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经济相对平衡的调节器，富二代们凭借继承的财富，与普通人完全站在不同起跑线上，他们所拥有的人脉、教育资源等等，让他们继续成功的机率要大的多。

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解决之道就是征收高额的税率，在发达国家，税率的征收更加成熟和多样。

各种形式的避税，是高净值人群的刚需。只是要有清醒的认识，走到哪里都要交税。二是要专业机构通过系统的合适的方案和方法，实现合理避税节税的目的。

债务危机

有很多高净值人士都是因财务激进而陷入危机的。财务激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加杠杆，5000万的本金敢做5亿负债的生意。一种是盲目扩张带来的债务危机。如果不能良性运转，企业马上陷入困境。

银行抽贷

银行抽贷，指的是银行在还款日期之前，认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要提前收回企业贷款的行为。

银行对于企业来说是融资成本最低的渠道，但也是风险承受度最低的金融机构。有严苛的风控体系和评价标准，一段对企业缺乏安全感，就会终止贷款，降低不良率，寻求自保。

所以，很多企业都遭到银行抽贷而破产，有些企业无奈之下跑去找高利贷借钱，两千万的借款要还4千万的利息。

当年，中江控股高达60多亿元的债务发生崩盘，随后遭到银行抽贷1.7亿元。

中江事件爆发后，银行贷款就再也批不下来，断贷抽贷成了银行的日常工作。在沈阳，东方钢铁老板半年未发工资，欠债50亿，下落不明；在湖南，龙头企业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被高利贷追债追到跳楼。

赌博欠债

由于拆迁而一夜暴富的人，大都是村民，他们文化不高，容易跟风受人影响，也不懂该如何管理这笔钱，很容易被人诱惑。

40 多岁的长沙人肖某就是这样一名" 拆二代 "。五六年前，家住雨花区的肖某家里拆迁后，分得数百万拆迁款。一夜暴富后，肖某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沾染赌博，并一发不可收拾。短短五六年时间，夏肖某不但将拆迁款输得一干二净，还背负了上百万赌债。但肖某依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合理的债务，用别人的钱赚钱，是富人擅长的致富工具。正常情况下，他们因此赚到更多的钱。只是，这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才可行，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变成负债。再有，赌博、毒品一旦沾染，就是一个无底洞，被恶欲驱使的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当中。

犯罪危机

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代企业家无疑经过了野蛮生长经济飞速发展的好时代，很多企业家快速积累财富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主动或被动的犯罪。

低价收购国有资产、送出真金白银获得与权贵阶层接触的入场券，或通过低劣的手段拿下项目等等。

一代企业家很多是靠胆大、敢闯发家的，他们身上都带着不可言说的原罪。不查都是风光无限，一查就要身陷囹圄，这是企业家的魔咒，也是对营商环境的真实写照。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管理越来越精细，法律越来越完善，如果还靠“敢”字当头，又不注意法律边界，就很容易掉进违法的陷阱里。

而今的犯罪，大都集中在经济犯罪上，非法集资、操纵股价、内幕信息或商业行贿。

财富的获取过程，如同刀尖上舔血，在危险与侥幸的边缘游走。

与此同时，不能忽视暴富和传富高净值们的犯罪率的提升。

暴富高净值们钱来的太容易，特别容易陷入的就是黄赌毒的犯罪案件中。

“富二代”虽然从小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父母由于工作原因给予孩子的关注很少，精神上的交流沟通远远不能满足成长的需要，极容易导致孩子因缺乏正确引导走上歧路。

从小的任性妄为使他们缺乏对传统规则的认同感，反而会在青春躁动的驱使下以挑战规则为乐。此外，很多“富二代”不工作，游手好闲，把打架、抢劫当成消遣，将偷东西、做黑客当成刺激。

2016年成都，生于殷实家庭，本该在职场上意气风发的王彬，最终因飞车抢夺，面临牢狱之灾。本该继承母亲的事业，或是在职场打拼，但他不愿工作，讨厌被束缚的感觉。

母亲给的钱没地方用，交际圈除了虚拟网络中的好友，就是酒桌上的朋友，长期的安逸磨去了锐气，让他对生活现状失去了激情。最后，他想到了飞车抢夺，目的不为钱，只为能找到快感和激情。他深知这是违法犯罪，但当连续抢了5次后，感觉“停不下来了”，但冷静下来后，想后悔却来不及了。

当穷人家的孩子还在为买一台电脑而发愁时，“富二代”含着金汤匙，一切唾手可得。当别的孩子在追求梦想时，“富二代”早已经没有梦想可言了，青春期的冲动得不到有效的发泄，违法犯罪便成为一个途径。

这些“富二代”的犯罪，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根源，有的家长认为只要从钱上满足孩子，孩子就不会去做坏事，还有的家长一味地对孩子进行严格管理，最终却导致孩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他们的极端心理，也和原生家庭缺乏陪伴，以及强势父母的高要求相关，他们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引起父母的关注，过犹不及就酿成了犯罪。

骗局危机

没有人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任何人都有弱点，往往有些时候，他们在一个领域越是成功和聚焦，在其他地方的认知就越缺失，越容易被骗。

单身有钱女性通过感情骗钱，有头有脸的骗取同情心，激进投资的靠虚假项目骗。

骗子的目标客户就是有钱人。他们懂得放长线，钓大鱼，融入圈子，获得信任，再投其所好。他们也知道，习惯了“闷声发大财”的人，多半也懂得“闷头吃亏”的忍气吞声，毕竟面子挂不住，只有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还有一些贪官和知名人士也不会去追究。

打拼致富的高净值们，大不了吃一堑长一智，继续奋斗。

可怜的是暴富和传富高净值，不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获取财富，就特别容易交智商税，不知道怎么来的钱，也稀里糊涂的被骗走。没有持续赚钱的能力，骗局带来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倾家荡产比比皆是。

婚姻危机

巴菲特说，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在选择伴侣上，如果你错了，它将让你损失很多。而且，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被问道：“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微软，还是大举慈善？”

而比尔盖茨回答道：都不是，是找到合适的人结婚。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话不无道理。在社会认可的体系中，财富的等级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成功男人，拥有普通男人没有的财富、权力、地位以及人格魅力。有钱人面对的诱惑要比没钱人多。

于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哭泣的大款太太们” 。就富一代来说，结发夫妻，可以共患难，却无法共同享福。婚姻危机总是在某个时候悄然到来，当“小三” “小四”杀进家门，她们才蓦然发现自己为之付出青春和前程的夫君，早已把财富连同感情一并外移，她们的人生前景一片黯然，最终打的你死我活，离婚收场。

还有一些没有离婚，外面彩旗飘飘的婚姻状态，富人太太们要掌握一门课程就是“智斗婚外女人”。如何面对男人们的出轨，保持正常的心态，还能勇敢智斗，长期的隐忍和坚持，对于女人来说，这并不容易，很多太太长期压抑得了抑郁症。也有人为了家庭孩子咬牙忍耐，或者干脆自己也保养“男闺蜜”，夫妻即便离心离德却保持着婚姻的外壳。

富人的婚姻更加复杂，离婚案也是惊心动魄。

上市公司：

2020年1月14日晚，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3595.SH)发布公告称，东尼电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晓宇已与张英签订《离婚协议书》并进行了相关财产分割。根据协议，沈晓宇将转让其持有的1290.15万股股份至张英名下，按当日收盘价计算，这笔“分手费”达3.48亿元。

沈晓宇付出“分手费”后，仍为公司的实控人。不过，也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沃尔核材（002130.SZ）的第一大股东周和平在分割部分股权给前妻后，同时失去了上市公司实控人的身份。

离婚发生在上市公司大股东层面，往往会给公司带来股价动荡、市值蒸发的影响。

准上市公司：在土豆网提交在美上市申请的第二天，土豆创始人王微的前妻杨蕾，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由于这场离婚官司，土豆网延期上市，错过了上市的最好时机，本来遥遥领先的土豆网，最后被优酷吞并。而这件离婚案也催生出了投资界的“土豆条款”。

所谓“土豆条款”是指投资者要求被投资公司的CEO、主要创始人结婚或者离婚必须经过董事会，尤其是优先股股东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婚姻是自己的，但对于这群上市公司、准上市公司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又不仅仅是自己的，更与万千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息息相关。

分割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是一场元气大伤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大部分离婚案都以撕破脸皮、互揭老底为悲惨收场。

或许，以下的两位富豪的案例，绝对是值得学习的离婚范本。

早在2008年，龙湖地产上市前，吴亚军与丈夫蔡奎已经“预离婚”，他们把股份分割好，并各自交由自己的家族信托控制，只是为了成功上市瞒而不报感情不和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样的设计，2012年二人离婚时，并没有产生任何股权分割的纠纷，吴亚军通过协议在离婚后掌管着二人的股份，而前夫蔡奎拿着巨额分手费和一个空姐结了婚。

默多克在与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离婚时支付了17亿美元，损失惨重，吃一堑长一智的默多克在与邓文迪结婚前把名下的主要资产，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放进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

2013年，邓文迪在离婚时仅获得了两套房产和让两个女儿成为870万美金基金的受益人，对于邓文迪而言这基本属于净身出户了，不愧是离过三次婚的老法师。

意外危机

对意外风险的准备不足以及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侥幸心理，常常让高净值人群陷入危局。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对于后事的提前打算和安排，是不吉利的行为。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不是你不想，危机就不会来。企业控制人或者高净值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遭遇意外，自己、家人及企业都将被波及。

意外遭遇绑架、不可预料的天灾、遭遇意外后的身体残疾或者意外身亡等不可预料的风险后，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当事人身体和心理方面受到强烈打击，无法做出理性和全面的判断，造成危机来临，处理慌乱造成了他们本身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他的《野蛮生长》中这样写道：民营企业领导应该深刻地理解死亡，不要回避这件事，在活着的时候，做好公司制度的继承安排，也做好个人身后事的安排。这样，任何时候，车祸、疾病什么的都不能使你的企业和家人受到不必要的困扰。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领导人，你每天都要有危机意识，要清楚地知道你快不行的时候谁会来救你。只有每天不断把这个问题想好，才能够给自己的企业架设一个安全的未来通途。

对于危机，可怕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没有正确的对于危机的认知，进而没有应对危机的备选方案，造成了危机的放大和循环。

优秀的企业家都具备很强的危机意识。

著名的《华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强调：“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全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

百度的李彦宏也提出“百度离破产永远只剩30天”的口号。

高净值人群无疑是命运的眷顾者，他们把握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机，懂得判断和抓住机遇。

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谁也不可能天天走好运。

危机不会常常来，它没有给人更多练习的机会，保持危机意识和预备方案，应对得当，化危为机。但如果应对不当，对人和企业的打击也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对于掌握大量财富的高净值人群而言，应该具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临大敌的危机意识，这样才能在心理上和实践中有所准备，以便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

即使不能把危机彻底清除，也可把危害降到最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为日后翻身打下基础。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挺过危机，只有活着，才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