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移动支付用户使用行为分析

简析互联网平台

社交类产品。以微信、QQ、微博为传统产品，随短视频、直播行业带动兴起新型产业如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一般启动社交类型的产品需拥有庞大用户基础或以某一类人为中心产生黏性的关系网才能搭建起来。

内容类产品。一些PGC为主要形式的产品大多数都属于内容类型的产品，以知乎、读书产品、功能培训类（如弹琴吧、英语辅导等）。

工具类产品。产品类型繁多，如地图导航、美颜相机、影视制作、字典翻译等类型产品。

游戏类产品。使用人群以年轻人的为主体，多有内置于社交类网络平台中，相关付费类产品众多。

三种互联网平台支付业务模式。一种是平台绑定卡（储蓄卡、信用卡）由银联完成资金清算；另一种是支付链接（借助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三方支付工具）；还有一种是自主提供支付服务（钱袋宝、百度钱包等）

互联网平台相关支付服务风险

法律风险包含三方面。一是存在非法放贷风险。自2019年三季度起，美团开始推出“美团优选”并拓展社区团购业务，搭建了“美团闪购”-“美团买菜”-“美团优选”等多层次的业务模式，使整个平台生态业务进一步扩大。用户受平台引导开通金融服务，也显示出金融支付在社区团购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美团月付”推出不久，就涉嫌违法违规。2020年6月，河南某中级法院公布了多份裁定书判定美团旗下某小额贷款公司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即违法从事相关网络贷款业务，引发了“违法放贷”法律风险的产生。

二是存在洗钱犯罪等金融风险。从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流程可以得出，买卖双方之间钱货具有不同步性，买方从下订单到确认收货存在时间差异，交易资金存受第三方支付平台担保并存放，给不法分子提供违法犯罪的时机。由于网络存在虚拟性，资金流动复杂多样，严格监管存在难度，不法分子很有可能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采取虚拟交易等手段进行信用卡套现，甚至是“洗钱”、转移非法资金等犯罪活动。

三是存在行业垄断风险。2020年8月美团关闭支付宝支付入口的消息无异于一道惊雷，炸响了圈内圈外。同年12月29日，美团被曝出遭遇反垄断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立案审理。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2020）京73民初888号，10月29日，王某诉被告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决定立案审理。

淘宝、京东此类电商平台，商户店铺入驻到电商体系之后，从供应链、库存管理到导流、销售、交易、售后等完整的服务链路都在电商体系内发生，电商平台对商户交易方式的干预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美团和饿了么这类平台的本质则是导流，商户的服务场景仍在线下。导流平台干预线下商户和线上用户决定了支付方式，很容易给人欺行霸市的观感。美团削减支付宝支付手段，这个减法将美团为了竞争绑架商户和用户的用意彰显得更加明确，于是更加惹人不快。

资金安全风险。多项行业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支付市场的份额构成中，支付宝约占55%，腾讯金融（包括微信）约占33%，二者的市场份额总和约占网络支付总市场份额的88%。

对于沉淀资金的归属认定，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争论不断。早日确定沉淀资金的性质，不仅是民商法领域的任务，也是经济法范畴的一大问题；不仅是行业内部应解决的难题，也是政府部门的一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沉淀资金的归属暂无定论，目前通常由平台进行使用和支配，在归属还未确定的当下，平台应当主动承担起使用规则的制定任务，并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加以辅助引导，确保这些资金被合法安全地利用，使其不影响市场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信息泄露隐患。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随着规范化监管力度的不断加深，用户在使用第三方支付时，普遍需要注册账户并进行银行卡绑定、身份信息实名认证、以及人脸生物识别等各项操作，以上操作均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因此，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存在监管不严、风险漏洞、或用户操作不当，就很可能或被网络黑客或者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银行存款，造成信息泄露严重的后果。

延迟结算风险。支付机构日常结算中由于资金头寸不足、网银跨行清算系统日常维护有失，容易导致客户资金结算延迟，影响客户日常结算需求，更甚引发巨大的财务风险。其次是系统操作层面，由于客户实名认证、支付密码失误、账号被盗、登陆环境不稳定等原因引发的支付失败，从而导致账户冻，给企业和群众带来资金结算隐患。

个人征信风险。“美团月付”上线后2个月内，投诉平台上相关产品的投诉量累计近千条，内容涉及“不知情开通了月付”“乱扣费”“无故扣款”等。然而随着我国信用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互联网支付逾期、互联网借贷因“超期未还”被大数据列入征信黑名单的风险也与日俱增。通过向用户提供“本月花，下月还”的授信付款服务，美团的金融支付业务开始渗透整个服务产业链，但面向C端的消费金融还需要时间打磨。

对策建议

优化支付行业准入管理，采取差异化机制发放支付牌照。从准入制度看，相较于其他国家轻重有别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我国对于支付机构的准入门槛过高。尽管严格的市场准入有利于规范支付机构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从源头预防对金融市场稳定性和消费者权益造成的伤害，但过高的门槛也会将一些具有创能力和竞争力的小微企业拒之门外，不利于行业的有序竞争和长期健康发展。

对转让支付牌照、退出支付市场的公司强化审核标准。规范退出机制。美国在示范法《统一货币服务法》中对支付机构的退出机制进行了规定，列明了监管机构可以撤销、暂停或终止许可证的情形。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州规定了更为详细的退出安排。欧盟《支付服务指令Ⅱ》规定了监管机构可以撤销业务许可的情形，并对支付机构实施持续监管，第8条、第9条规定支付机构的自有资金不得低于第7条所述的初始资本额或根据第9条计算的自有资金额中的较高者，并需始终持续持有。同时，规定了部分需要每年向委员会通报付款交易总额的情形。对于不再符合授予许可条件，或者未就此方面的重大进展通知监管当局的，可以撤销许可。

完善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惩戒措施。对支付机构违反《反垄断法》《反洗钱法》《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违法违规事实采取的处罚措施予以细化和量化，同时明确规定支付机构从事金融领域活动可以参与的经营范围和必要履行的相关义务，对严重违法违规者吊销牌照或暂停新业。

加强平台账户管理。防范为互联网企业或平台开立内部结算账户，杜绝为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提供二次清算服务。通过加强账户实名制审核、客户身份尽职调查等措施，确认账户开立的真实用途。建立交易监测机制，建立和完善可疑交易监测模型，确保交易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可追溯性，保存交易记录至少5年；按照交易类型定期报送可疑交易或重点交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