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民办高校上市、并购之路
2017年是民办高校上市潮的兴起之年。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后，提出对民办学校实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上市，实质性开放了社会资本进入教育。
随后，民办高校市场化运作的意愿明显增强，新高教集团、中教控股、宇华教育、民生教育等民办高教集团纷纷在2017年赴港上市，也开启民办高校上市的小高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截至2021年10月21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类公司于港股上市的有21家，涉及境内高校81所（另有境外院校11所），其中本科院校50所，专科院校31所。
此外，还有两家民办高校由企业收购并在A股上市。2012年，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由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后独家举办，被纳入A股上市的科大讯飞的上市资产。2016年，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完成股权变更，更名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成为在深交所上市的陕西金叶科教集团的资产。
上市之后，不少民办高校进行并购扩大资产。尤其在2018年，教育部正式启动独立学院的“合并转设”工作后，教育集团抓住这一契机实现外延式扩张。
例如，新华教育集团先后并购了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和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实现了企业和独立学院的共赢。新高教集团也并购了湖北民族大学科技学院和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在并购的过程中，教育集团分布格局逐渐形成，教育集团也因此扩大了办学规模，奠定了扩张基础。目前几大高等教育集团运作了众多民办学校，覆盖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且职业教育比例逐渐提高。
希望教育集团拥有最多的民办高等院校，共19所，其中职业教育学校为10所，占比超过50%。民生教育集团以11所民办高等院校位居第二，其中职业教育学校占比也近50%。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不少民办高职高专近年来逐渐转为职业本科，有些仍保留专科招生及课程。例如，民生教育集团下的南昌职业大学已转为全国首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院校、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课程改革试验学校。
但是，一些民办高职高专转为本科后提高了学费以增加营收。例如，2019年，通才教育聚焦于本科课程，转变业务期间停止招聘新的专科学生，到2020财年本科生招生人数增加，同时学费也增加了。
通才教育拥有的山西工商学院2020年招生简章显示，市场营销、金融管理、学前教育等专业学费均为14900元/年，影视摄影与制作、视觉传达设计音乐表演、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学费达到了17000元/年。
梳理其他民办职业本科的学费后，可以发现如南京传媒学院、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等院校学费均在10000元/年以上，是公办大学普通专业收费的2-3倍。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虽然民办高校声称追求上市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在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学校办学，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在进行资本化运作。
从上市民办高校的区域分布来看，四川和广东数量比较多，一些教育集团重点布局这两个区域。例如华立大学集团三所民办高校均在广东，而大湾区最大的民办商科高等教育集团中汇集团拥有的国内商科民办高校均位于广东和四川。
此外，不少上市的高等教育集团还布局海外高校，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及澳洲。例如，中教控股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拥有两所民办大学，希望教育集团在泰国、马来西亚也进行海外办学。
上市背后的利与弊
为什么民办高校积极追求上市？
在业内人士看来，民办高校上市有三方面益处，一是拓展资金来源；二是扩大院校知名度，稳定资本市场收益预期；三是能够促进规范治理，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以中教控股这一国内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来看，2017年在港交所上市时，它拥有在校学生7.5万余名，当年收入9.49亿元，净利润4.29亿元，上市后即融资30亿港元。
随后两年，中教控股并购了六所国内高校、职校和一所海外高校。截至目前，中教控股拥有在校学生数量超过23万，2020财年实现营业收入26.78亿元。
民办高校上市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和问题？
民办教育集团上市后一般会持续兼并扩张，但兼并有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可能会面临法律政策风险。
根据2017年《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对一些独立学院来说，由于办学主体多元、合作模式多样，情况更加复杂。
截至2020年底，中国还有独立学院189所，占民办高校总数的25%。在被兼并时，如果被划定为非营利民办高校，该独立学院原则上不匹配上市要求。
此外，如果资本过度逐利，还可能出现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一些学生选择高等教育，在意的并不是质量，而是获得一张文凭。“这就会出现有的民办学校过度逐利，不重视师资建设、课程建设等问题。”熊丙奇表示。
今年的新政策则加大了对民办职业高等教育的利好。首先，2021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未提及对民办高校的兼收并购、协议控制的限制，也未提及在高等教育阶段营利性与非营利的划分。这意味着独立学院在并购重组乃至上市过程中受到更少的限制。
其次，《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集团在推动职业高等教育上市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在熊丙奇看来，政策对职业教育的“利好”，不是资本通过举办职业教育赚钱，而是要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换代培养生力军。
此外，受访专家还表示了对民办高校上市后的风险担忧。虽然现有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允许民办高校、职业教育上市，但资本进入民办高校和职业教育领域后仍会面临监管。
“是认真做教育，还是做生意？如果以产业化思路做生意，不重视教育质量，那国家就有可能调整监管措施。”熊丙奇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民办高校在上市后会追求资产保值，难免会遇到和教育原则矛盾的地方，这时可能会出现资本逐利性带来的资金流风险。“短期来看，通过股市融资能够推动民办教育阶段性扩张，长期来看，需要保持对资本市场的谨慎。”储朝晖建议道。
熊丙奇认为，上市公司举办职业院校，并不天然地就会利用企业资源，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要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建立现代职业院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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