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建提出，“3060”双碳目标并不遥远，因为目标任务会被层层分解至每一年度。而且碳中和不只是大企业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它应成为每一个企业都为之努力的方向。很多国际大企业在选择供应链伙伴时，都会将碳排放水平作为筛选供应商的重要考量标准。能够将碳减排问题解决好，很多中小微企业才有可能存活得更长久，而如果应对不好，就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碳减排改造势必要增咨询公司加企业成本，企业跨境搬家能否规避碳中和？对此赵立建表示，应对气候问题是全球各国的高度共识，搬家能够争取到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不会是企业的最好选择和主要解决方案。
赵立建认为，企业要进行碳减排、实现碳中和，就必须进行碳核算，分析碳足迹中碳排放较大的生产流程和环节，来寻找减排潜力。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节能应用等方式来减少碳排放，进而实现净零排放的企业碳中和。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碳中和”咨询都可以提供可行、务实的碳减排路径。
据介绍，碳信托是一家专注于碳中和领域的咨询公司，服务包括目标设定、碳足迹测算与分析、碳标签、政策咨询、企业碳中和路径规划、项目落地及绿色金融等。
以下为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什么是碳中和咨询？企业为什么需要碳中和咨询？
赵立建：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实现碳中和，才能保证整个国家能够达到碳中和。专业从事碳中和咨询的咨询公司往往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规划碳中和实现路径。
其实“碳中和”咨询的涵盖面是比较广的，我们所谈到的可能更侧重于面向企业，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碳管理”咨询：通过咨询，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它的碳排放，认识碳排放将会带来哪些风险，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具体来说，因为碳信托参与了国际标准制定，对于碳排放管理的全流程更为熟悉，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碳排放核算，绘制企业的碳足迹，了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情况。在完成核算之后，帮助企业设定减排路径，最终实现碳中和与风险管理。
澎湃新闻：在向碳中和迈进的过程中，不同行业企业之间是否面临着哪些共性难题？
赵立建：有两个比较大的共性问题。一方面，在2020年正式提出双碳目标之前，国内企业对碳中和关注较少，对于碳核算、碳排放管理等缺乏基础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低碳转型需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有些技术现在已经开发应用了，还有些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发，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推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特别是前期面临着成本抬升压力。
举例来说，比如从我国的能源结构上成立看，目前仍然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近年来随着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不断完善，其能源成本已经降低了很多，但相比于传统化石能源来说，绿电的成本仍然更贵一些，在终端用能上面对企业来说，使用绿电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不过，目前国家也在推动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终端用户如何更多选用绿电，可以让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市场化激励机制下实现持续扩大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
再比如在交通领域，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淘汰掉燃油车，对企业来说，更换新能源车可能也要承担更多一点的成本。但对于国产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近年来国内市场稳定提供大规模的订单，给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与商业化提供了动力，新能源车的的成本也将逐步降低。
澎湃新闻：迈向“碳中和”，企业的商业模式会发生改变么？如何应对减碳过程中面临的成本抬升压力？企业如何能够在运营发展中实现减碳？
赵立建：中央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所以很多企业甚至很多行业领域的确将面临比较大的变化。比如传统的化石能源体系要转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产业体系，传统的汽车行业要转向以新能源车为主，这些产业的整个产业链也需要重塑。对一些企业来说，需要进行比较大的和彻底的转型。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比如服务类企业，可能碳排放主要是用电用能的问题，那么它的责任可能更多地在于节约，以及使用绿色能源替换。比如有条件的可以装屋顶光伏等，采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手段来实现，或者采购绿色电力。
企业能够接受减碳带来的成本抬升，除了碳中和大趋势以外，也会受到政策变化的引导。一方面可能是政策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遇到了导向性、鼓励性的政策，这些都可能成为价格信号，在碳交易进一步推广后，碳排放会有越来越明确的价格，企业可以基于价格信号选择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抓紧迈向碳中和的过程减少碳排放降低、规避风险。
澎湃新闻：无论是碳交易、碳关税还是低碳化改造，似乎有关于“碳中和”的努力最后还是会变成外部性成本，附加在企业生产环节？
赵立建：是的，其实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个外部性问题，气候变化又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公共性环境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加一些成本，至少前期可能会增加成本。未来这个成本有可能通过能源系统传导到各行各业，这是全球经济都必须承担的成本。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很多企业来讲也会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因为全球都有实现碳中和、实现净零排放的需求，对于新能源、新技术的需求大幅增加。那么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的新能源、新技术就会有很多机会，例如目前光伏领域全球最大的前20家企业，其中16家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进行碳中和转型的过程中，这些中和企业可以推动出口增长，同时帮助整个世界完成碳中和转型。
对于企业来说，碳中和是个特别关键的历史机遇。如果不去做，可能会落在后边，被动承担相关成本。如果主动去做，可能把它转化成真正的商业优势。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都需要考虑未来碳中和怎么发展、如何抓住这个机遇。
澎湃新闻：在推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可以想象还有很多企业无法实现净零排放。如果未来普遍实行碳排放权交易，会不会让很多实体企业失去比较优势，甚至被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赵立建：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总体上讲，全球都在推进碳减排，这个空间并不会很大，企业也一定不会把搬家作为最主要的解决方案。
以前实体企业跨区域流动主要是面临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压力，同时在欧美国家也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客观限制，才会出现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然而目前全球最关注的气候问题是无国界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共同应对的。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我国的核心优势，也不希望因为碳减排而产生空心化，所以中和还需要探索方式方法来推动清洁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制造业转型，而这将成为我技术国新的对外竞争力优势。碳信托为很多企业做过类似的转型咨询与规划，通过科学测算和合理规划成立，应用新技术和创新减排措施，基本都是可以找到实现路径的。
澎湃新闻：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然而全世界范围内中小企业平均都不长寿。有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存续时间尚不到5年，甚至很多大企业也熬不过七八年。对于企业来说，给它们谈“3060”目标，企业真的有积极性去做么？
赵立建：国家提出“3060”目标并部署相关行动，给了整个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信号。尽管“3060”目标看似很大，实际上这些目标需要层层分解碳，具体落实到今年干什么、明年做什么、5年计划做什么等等。可以看到近期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了“1 n”的政策体系，一定会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直接相关。
此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们很多都处在国际大分工的供应链体系里。就目前国际国内趋势而言，大企业会首先受到比较大的碳中和压力，不光是其自身运营的碳排放要实现净零，其价值链的碳排放也需要大企业参与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大企业有推动价值链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案例，比如一些国际大企业在选择我国外贸型企业作为碳供应链伙伴时，对企业在低碳排放方面会提出要求，国际企业会将碳排放水平作为筛选供应商的重要考量标准，而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
所以，不管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存续年限并不影响他们需要向“碳中和”迈进。不仅要面对这个问题，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有可能存活得更长久，实现发展壮大。如果应对不好，就更容易被市场淘汰。总体上，这也符合碳信托支持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我们希望高效、清洁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
澎湃新闻：减少碳排放需要对症下药，碳核算就是寻找病灶的诊断过程。请问碳信托的碳核算是如何进行的？
赵立建：在国际上，碳核算标准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体系了，组织层面碳核算有ISO14064，GHG Protocol等标准，产品碳足迹核算有PAS2050，ISO14067,等标准，国内也有一系列的行业指南和核算要求。我们的碳核算基本上可以做到既符合国际的要求，也能满足国内的要求。
碳减排是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所以世界各国的碳核技术算标准也在尽量趋同，以便在同一个频道对话。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内的标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成熟，一些适应中国国情的指南也能更好地帮助更精准的碳核算。
澎湃新闻：在完成碳核算之后，又将如何实现碳减排？如何助力其向零碳排放转型？
很多企业的低碳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分步骤的。可以通如何过管理措施提升管理效率，减少能源消耗。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设计咨询公司，有的企业因为采用过于陈旧的技术路线导致碳排放较高，我们就结合低碳工艺方法更新技术路线。有的企业在管理水平上欠佳，我们就将过去20年积累的案例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好做法供企业参考。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