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笔迹（模仿签字高手）

我是狼君，一个给您讲故事的工科小伙儿

1960年3月，北京发生一起震惊中央、震惊全国的诈骗案。犯罪分子竟模仿周总理笔迹，从中国人民银行总部骗走了20万巨款，又冒充周总理批示，性质极其恶劣。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带队，历时十天将这个胆大妄为的骗子抓获。

诈骗犯王倬

1960年3月18日17时左右，一个瘦高个，身着灰色呢大衣的中年男子，敲响了位于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办公室。

来人自报家门：“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一封急信。”说着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字样的大信封，然后又递上一个发文本让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签收。

工作人员见状，不敢怠慢，便在指定的位置签了名字。来人见银行工作人员签收后，便转身离开了行长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看着信封上写的“速送（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立即将这封信送到了行长秘书手中。

信件被打开后，里面写着：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记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在报告的空白处，写有周总理用毛笔的亲笔签名“周恩来”和一小段批文，内容如下：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①要市场流通旧票

②拾元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

七时务必送到人民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高手部）”

王倬伪造的周总理签名和批文

当时总签字行的几位行长，都在各地搞调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计划签字研究局副局长。秘书看着熟悉的周总理的字迹，虽然心里疑虑此事违反规定流程，但看了一眼时间，顿觉时间紧迫，立即将高手电话打给了北京分行。

行长秘书按照“周总理”的吩咐，讲了几点整理钞票的要求，并要求在半个小时内准备好，正式的拨款统治会由总行主持工作的王副局长马上下达。

挂断电话后，行长秘书急忙敲开了王副局长的办公室门，将“周总理批示”的信函递给了王副局长，然后告诉王副局长，已经通知北京分行准备钱款了。

王副局长在看完批示后，也是满脑的疑惑，这太违反常规了，向秘书问道：“20万元，这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呢？”

就在此时，王副局长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王副局长拿起听筒一听，竟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催促电话。有了“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催促电话，王副局长也不再疑虑，立即打电话催款。

晚上7时许，两个从苏联进口的专门装钞票的麻袋，装满按要求打包的钞票，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朱科长三人驾车送往民族饭店。三人将两麻袋抬进大厅，因为没有找到赵全一，就将两麻袋钱放在柜台上，等待交接给赵全一。

正当工作人员询问前台服务员笔迹如何联系赵全一时，一个自称是西藏工委赵全一的男子走上前来，并递上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信上印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印章，内容为：

王倬伪造的介绍信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工作人员在检查无误后，又向赵全一索要收据，赵全一便从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了收据，连同“介绍信”一起给了工作人员，双方算是完成交接工作。

这20万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有元、角、分三种，最小面额壹分，最大面额拾元。当时市场上的大米一毛一分钱一斤，猪肉六七毛钱一斤，一尺最好的棉布也才一元钱左右，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二十几元。这二十万在当时能够装满两麻袋，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三天后，3月21日，在外调研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回京，听完王副局长汇报此事后，便打电话请示总理办公室，是否补全手续。接电话的总理办公室值班员立刻觉得事情不对，因为这绝对不是周总理的行事风格。

办公室主任将事情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周总理并没有批过这样的条子，周总理立即要求尽快调查清楚问题，再向周总理汇报。3月24日，有关这笔拨款的相关 “文件”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经过对比确认后，总行工作人员和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起诈骗案，并立即报警。

模仿周总理笔迹，伪造总理签批的公函，一次性从国库里骗取了20万元人民币的巨款。冒充国家领导人笔迹诈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是当时新中国绝对的一号大案。

当这个性质极为恶劣的诈骗案报告给周总理后，周总理极为震怒，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严令公安部限时破案。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挂帅的专案组成立，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不像现在有视频监控，所以只能尽量寻找目击者。于是公安部决定发起破案的“人民战争”，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同时，公安部还向北京驻军请求支援，抽调了一大批连排级干部，由北京市公安局指挥，同公安干警一起，深入基层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摸排工作。

另一方面公安部还组织技术人员，对伪造的公文进行技术鉴定。确定所有公文均出自一人之手，嫌疑人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文化水平很高，有机会接触到周总理签名，并可以熟练地仿写，推测嫌疑人为政府内部人员。

嫌疑人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可以确定为旧信封；印文是蜡纸、钢板再加红印油印成的，公章印记则为水彩笔绘上去的。

技术人员又仔细分析了信封、稿纸、墨水等的种类、材质和品牌，发现信封和墨水都是通用产品，都不具有价值。唯独稿纸，虽然也是通用产品，但因为稿纸是各单位自行加工定做，所有不同单位使用的稿纸在纸质和印刷特征上各有不同。

很快各单位的样品就送到了公安部技术人员的手上，通过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比较、鉴别，最终确定了嫌疑人作案时使用的稿纸，出自国家外贸部。此时已经是4月2日，距离案发已经15天，距离专案组成立已经9天。

侦查范围缩小到外贸部，距离破案就只有一步了。4月2日，在鉴定结果出来的当天，外贸部就接到了配合调查的通知。当日下午公安部技术组也赶到外贸部，开始对所有工作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同时进行档案调查。

装伪造公文用的信封

4月3日上午，在档案调查中，外贸部保卫处发现，出口局科员王倬的档案材料里显示，他曾与一个叫“赵全一”的人共事过，而且他曾经加入过三青团、青帮。技术人员迅速对王倬的笔迹进行鉴定，确定与伪造公文上的字迹一致。

进一步调查显示，王倬在案发当天以陪母亲看病为借口请假，确有作案时间；在案发后的各单位自查中，王倬也反应异常，先是因为同事说他眼睛小，和通报中的嫌疑人一样，王倬因这个玩笑和同事大吵了一架。

而后在单位要求每人写一段文章，要求用毛笔抄写一段，用钢笔抄写一段，以便进行笔迹鉴定。但王倬对这个十分抗拒，先是拖着不交，在几番催促下，才交了一篇歪歪扭扭的字，和他平时工整漂亮的字体完全不一样。

这些情况的浮现，基本可以认定王倬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一方面暗中监视王倬的行动，一边将王倬的材料送回公安部，进行更权威的比较鉴定，当晚公安部正式出具了认定王倬作案的笔迹检验鉴定书。

4月4日凌晨2点，在进笔迹行了精密的抓捕部署后，王倬在其住所中被捕。开始王倬拒不交代自己作案的事实，企图顽抗到底。专案组一方面加紧对王倬的审讯，一方面寻找被骗的钱款。

刑侦人员连夜对王倬的住所进行了搜查，但未找到赃物。天亮后又继续对院子进行搜查，将所有能挖的地方都挖了一个遍，可还是没有赃物的下落。在现场指挥的刘汉臣处长，突然发现西屋南侧的蜂窝煤有搬动的痕迹，因此立刻对摞放蜂窝煤的地方进行搜查。

当刑侦人员搬开蜂窝煤后，发现蜂窝煤下是一层新鲜的黄土，是明显的最新挖掘的痕迹。刑侦人员立即展开挖掘，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一层苫布，揭开苫布后，露出了藏在下面的一捆捆人民币。

警方在王倬住所收集证据样本

经过清点，只有191409元，这几天时间花光8000多元是不可能的，那剩下的钱哪里去了？刑侦人员又盯上了蜂窝煤炉，打开一看果然有大量纸灰，于是刑侦人员将煤炉中的纸灰和他倾倒在垃圾点的纸灰进行取样，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检验，确定为人民币纸灰。

面对确凿的证据，王倬交代了自己所犯罪行的经过。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一切物资凭票购买，自由市场上也有物资，但是十分昂贵。

当时王倬的月薪有几十元，已经高于很多普通人，但他依旧不满足，因为这些钱依旧无法满足他想要的生活。模仿于是王倬动起了歪心思，长期在外贸部工作的王倬，十分了解内部机制，他知道如果假冒周总理的名义行骗，那么一定会成功。

于是王倬开始用毛笔模仿“周恩来”三个字的字体，本就有些书法功底的王倬，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周总理的签名他已经可以模仿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最难的一关通过后，王倬就开始用蜡纸、刻刀、印泥和钢板等伪造批文。

信封和稿纸，王倬所在的单位就有，他先是趁人不注意找了一个品相很好的旧信封，然后用小刀轻轻刮掉了原本的字迹，然后又将刮痕精心修饰了一番。稿纸就直接拿地平时用的，他做梦也想不到，正是他看似最平常的稿纸，暴露了他的踪迹。

一切准备妥当后，王倬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前去送信的就是王倬，因为伪造公文里的赵全一也是自己，所以在民族饭店等待的王倬并没有在前台，而是隐蔽在后面观察，如果是他送公文的人押运现金，他就不去交接。

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交接的王倬，发现押运的工作人员不认识自己，便非常高兴地出现，同银行工作人员完成了“交接手续”。

王倬伪造的收据

王倬根本没有想到20万元有这么多，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把钱运回去，因为他只骑了一辆自行车。开始的时候王倬想要雇一辆三轮车，可一想这样就暴露了自己的住所，所以最终决定就用自行车，驮着两个麻包慢慢往回走。

当时正是下班时间，大街上自行车流来来往往，王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麻袋20万巨款，用自行车运回了家。当天晚上，王倬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将这笔巨款分批藏匿了起来。

可还没等王倬开始花这笔钱，公安部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破案运动，王倬此时感到了害怕，根本不敢拿出花，于是便开始琢磨怎么处理这笔钱。走投无路的王倬想着既然花不掉，那就烧掉，于是开始整宿整宿地烧钱，此时已经是27日的晚上。

可是连着烧了两个晚上后，只烧掉了4000多元，王倬见速度太慢，于是刨开煤炉下的地面，埋了一部分钱，可是埋不了多少。于是王倬又在西屋南侧地面上刨了一个大坑，将剩下的钱全都埋了进去，填好土后又将蜂窝煤全部摞了上去。

按照王倬的供述，刑侦人员找到剩余未被焚毁的钱币。至此，王倬所骗走的赃款，除被其焚毁的部分，全部被追回，这起震惊中央的大案顺利告破，距离立案不足十天。

1960年7月28日，王倬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起新中国一号诈骗大案，正式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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