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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

本书通过梳理《尚书》《论语》《群书治要》《传习录》和《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天演论》等中外经典文化著作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深入探讨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文化和革命实践产生的影响，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脉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00年来我们党不断营业执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共产党人“心学”的历史图景。

序：以实事求是精神会通人类伟大的文化经典

李文堂

时光如箭。我们以开立文字的劳作与思想的虔诚，终于迎来2021年的“七一”这个光辉的历史节点，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期一年的“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专栏结束了，新书《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即将付梓。

2020年7月，我在《博览群书》开栏主持词中曾写下这样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百年史，而且也延续和创造了自己的经典，可谓有史有经。没有一个现代政党像中国共产营业执照党这样，如此忠诚于自己的经典，视经典为神圣，以经典为信仰之源；也没有一个信仰型组织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将经典化为历史，在历史中诠释经典，在实践中重构经典。

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思想孤岛，而是人类文明孕育出来的果实，无法割断与人类文化经典的关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历史字号虚无主义者，而是活着的历史生命。他阅读，他思考，他创作。他漫步在人类文化经典之林，与不同文化传统对话，与不同思想流派交锋。没有这一切思想活动，就会故步自封，一潭死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气象。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从马克思笔下读到普罗米修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古典自由精神，读到亚当斯密到黑格尔的近代启蒙精神，也才能从毛泽东著作中读到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精神，读到从《尚书》到王夫之的政治哲学，读到二十四史的文明痕迹。

没有书底子，思想建党就是没有文明底蕴的空话。没有开放的阅读心灵，将无法接受工商户文明世界的信息，丰富自己，修正自己，就像没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不能从百姓日用中呼吸新鲜空气一样。离开文化大传统与离开小传统一样，都会丧失思想建党的文化滋养与执政基础，容易将活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硬的教条。

正因为这样，党内大批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党员干部，都通过直接的阅读或间接的接触，与人类文化经典发生这样与那样的联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一起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史。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其文化意识是强烈的，其文化主张是开放的。尽管也有过一段封闭僵化的历史，但最终还是回到开放包容的文明立场。当然，开放包容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毛泽东同志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就是这种主体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发展中国的文明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文化发展要走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是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文化立场。实际上，回顾百年大党的历史，就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创新、发展的历史。

但具体到中西文化经典究竟如何无影响了百年大党，如何通过阅读而在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行动中融合起来，这并不容易梳理清楚。文化经典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文化经典如何通过党内的直接阅读史，或间接地通过马恩列斯与其他思想史书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

即使大家似乎比较清楚的影响史，要说出点具体细节也很不容易。比如，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文化阅读视野是极其开阔的，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经典阅读史的挖掘、梳理与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中国文化经典，而对毛泽东的西方文化经典阅读史就不那么清楚了。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通过严复等人翻译接触了达尔文、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塞的思想或作品，对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思想家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创办的文化书社推荐大家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还有《杜威五大演讲工商户》等。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谈起来头头是道，他系统阅读和批注了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甚至名称推崇康德、尼采等为代表的德国精神，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从孔子、康德走向马克思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以黑格尔为“先生”，离京携带的书单里还有黑格尔。字号特别是黑格尔对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论、历史动力观与文化领导权思想有深刻影响。但是，要有可靠文献资料梳理出这些经典的阅读史、影响史的确很难。所以，本书也只有两位作者撰文，一是李媛媛谈及《杜威五大研究》与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个体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的关系，二是陈群遥撰写了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可见，我们党的思想史研究还很薄弱。

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文化经典的党内阅读史，特别是毛泽东的阅读史，相对清楚一些，本书中这方面的文章相对多一些。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大思想源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清晰可见。但是还有很多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传统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经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马列名篇与《诗经》《周易》《大学》《资治通鉴》《船山遗书》等中华文化经典，本书中都还没来得及纳入。

文化经典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关系，与周恩来、刘少奇、习近平等杰出的领导人的关系，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党内大批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百年大党大批党员干部的关系，都有待梳理与研究。说到文化经典对中国共产党的间接影响，那就更是一个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史课题了。因为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党的思想走向的互动，或者通过文化小传统，持续影响和熏陶着党的肌体。

比如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经典的大量译介、“国学热”的兴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念、政策与行动。正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传入的大量思想经典深刻塑造了一代革命者的启蒙精神气质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康德、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经典广泛流传，构成了当时反思“文革”的人道主义思想洪流，形成了改革开放一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深刻影响我们今天党员干部的文化气质。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传统文化经典直接或间接地在我们党的话语中得到呈现，在我们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得到创造性的诠释。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德性政治文明的传承者与光大者，延安时期党的文献多次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视自己与一切优秀传统“血肉相连”。是个体的，我们党的文化肉身，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割不断与中国语言、历史的联系。广大党员干部不但生活在与经典互动的名称小传统之中，而且在中国的大地上，读着一本本“无字之书”。

实际上，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文化经典在党内的效果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生产”，不在于它得到了怎样清晰的文本解释，或留下怎样深刻的阅读记忆，而是在百年大党的历史长河中，它怎开立样洗礼与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而他们又是怎样用生命与行动创造性地诠释了经典的意义。

无论何种经典都是从当下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理解与重构的，这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远的历史对话。中国共产党从多次历史危难中走出来，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深刻认识到文明与经典都要接受当下实践的检验，也只有在生命实践中才得到真正理解与新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经典解释学。它坚持时代的启蒙立场，唤醒解释主体的实践自觉，抓住了经典解释无的灵魂——实事求是，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洋八股”，强调经世致用的经典观，反对将经典视为脱离人的生活实践的神秘玄想，承认经典是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主义这种立足生活实践的人文启蒙精神被毛泽东很好继承，并进一步中国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续并发展了从河间献王刘德到湖湘学派的治学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用顽强的个体生命实践与共同的历史行动去诠释文化经典的意义，发展出了一个经典解释的“实事求是派”。它通过共产党人的生命与行动，化经为史，以史解经，创作了一部色彩斑斓的文化经典的效果史。这就是生命与行动的解释学。

中国共产党庆祝自己百年华诞的历史时刻，也正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历史时刻，让我们再次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克服各方的文化偏狭与门户之见，破除僵化的经典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立场，以中国为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会通人类伟大的文化经典，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文明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