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

指挥千里大调款的时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

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放的兑米票。

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陈列馆，通过400多件革命文物，展现了边区经济、税收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方案“出炉”

王兴让将一张地图挂在办公室墙壁上，查看新四军根据地所占区域和接敌区、敌占区，经过一个月的思考谋划，一幅晋察冀千里运输图，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

几天后，滕代远在办公室约见王兴让。王兴让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

首先，要选择调款中转站。

整体上看，线路经过的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中共北方局在北方很多城镇，包括北平、天津、安阳、新乡、邯郸、武安等地，均有地下商店、秘密交通站和社会关系，各类物资通过已经开辟的贸易通道，货物卖成钱，钱买成货，三转两倒，可以运达太行山根据地。

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需要在上海建立一处商业网工商行政管理局点，与新四军对接，而且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在上海潜伏，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

滕代远向王兴让推荐了派往上海的联络人，晋冀豫党委研究室的女研究员吴青。

时年29岁的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边区思想的家庭，家里对女儿的抗日爱国行动抱以支持的态度。而她的爱人，就是当时牺牲不久的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而且，吴青在上海具有长期居住和总局工作的条件，便于开展工作。

天津是这次调款的核心转运站，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王兴让选择了天津“晋泰昌”货栈的掌门人赵有德。

赵有德，39岁，这位看上去精明的商人，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就是潜伏分局在敌占区、193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

此前，赵有德帮助开辟了天津与河南林县任村之间一条稳固可靠的秘密贸易通道，很多进出太行山的物资，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完成购销的。

1943年9月，调款计划得到党中央批准，新四军初步确定支援太行山的救灾款为1600万元“储备券”，并草拟分配方案，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师。

在行动实施前，滕代远在麻田镇约见了执行这次秘密任务的两个关键人——赵有德和吴青。

滕代远先将赵有德、吴青的情况相互介绍给对方。此时，吴青才了解到，眼前这位颇有精神的商人，是此次行动中敌占区的负责人；而赵有德也才知道，吴青是上海姑娘，而且是烈士何云的爱人。今后，他们就是在敌占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

赵有德、吴青二人的主要任务，是分别到青岛、上海两地，将汇聚到那里的款项分批提取出来，汇到中转站天津。

这场约见北京市结束后，赵有德和吴青立刻离开麻田镇，赶往索堡村，与王兴让仔细研究出发前后应该做的具体事情，约定了两地接头办法和暗号、暗语。

赵有德先行离开涉县，赶到天津去部署工作。吴青为了在上海的潜伏工作，留在索堡村做一些准备。

王兴让郑重叮嘱吴青，从现在起，她不能与周围同志来往接触，不能让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知道将去哪里；每日三餐有人送来，她不能走出住所；她需要自己制作一件去敌占区穿的旗袍；离开边区时，不能携带任何根据地用品；有交通员随她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有上海的交通员与之联系……

1943年秋，千里大调款行动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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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行动

赵有德赶回天津后，先将调款的事，透露给了“晋昌泰”的战友、同为共产党员的总经理苏绳武和经理马振华。

三人坐在一个屋子里，以下象棋为掩护，商议这次秘密调款任务。

赵有德首先布置任务：上海是接收款项的重点站，时间长，还需要倒换货币工商管理，由经验丰富的苏绳武主持；青岛款项少，不需要倒换货币，交由“晋昌泰”年轻伙计苏丕芝处理；马振华留在天津，处理青岛、上海方面的来函、来电、来信，负责天津方面款项的汇总、收、存、取、换、汇等工作。

三人议定分工后，马振华便吩咐伙计苏丕芝，前赴青岛。苏丕芝打着为自己“东家”接收一笔遗产现款的旗号，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庄，取名“隆泰号”，他自任经理，等待接收款物。

苏绳武化名“宋庆祥”，赶到上海，在朋友的推荐下，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开办了一家“庆丰号”货栈。

赵有德在天津等了数日，收到山东总局方面来信，信上定了接头时间、地点。

赵有德按约定时间，赶到天津法租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与山东方面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他告知对方，回青岛后，找“隆泰号”经理苏丕芝联络。

不久，新四军从山东发出的第一笔款转到苏丕芝手上。苏丕芝做生意轻车熟路，按照“东晋察冀家”要求，拿着现款，在青岛当地采购了一批物资，并给“东家”发送了一份电报：“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

调款任务首战告捷，天津已经准备好接款接货。

这时，吴青已经到达上海。

身负秘密使命，她不能将回家的真实目的告诉母亲，谎称自己嫁给了河南安阳一个教书先生，丈夫跟人合伙做点儿生意。这次回上海，专为母亲祝寿，顺便帮丈夫的生意跑腿儿。

数日之后，吴青家中电话响起，是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打来的，约她在一家电影院门口见面。

陈祥生将一些“庄票”交到吴青手中，低声告诉吴青，新四军的这些款，是华中根据地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这些商号与上海的银号和钱庄之间有来往，可以拿这些庄票到指定钱庄提取现款。

吴青担心庄票与新四军根据地有联系，会引起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注意，于是利用弟弟在上海企工银行上班的便利，将庄票换成银行支票。最终，吴青将支票交到“庆丰号”货栈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苏绳武的手中。

当时，上海和华北地区通行的币种不一样，上海通行的是汪伪政府推行的“储备券”，而华北地区通行的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推行的“联银券”。因此，苏绳武先将“储备券”兑换成“联银券”后，再汇往天津的“晋泰昌”货栈。

很快，新四军经由青岛“隆泰号”货栈发出的货物和少部分款，经由上海“庆丰号”货栈发出的大笔汇款，在天津“晋泰昌”货栈汇集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经理马振华将上海汇来的巨款，分别存放在天津“永恒和”“蔚通州丰”“致兴”“华通”等银号和“金城银行”。

随后，这些货物、汇款又分批发往太行山根据地的接收站：武安阳邑镇“分局德庆隆”货栈和河南林县任村“德兴”货栈。

按照八路军前方总部指示，新四军援助太行山的款物，由边区工商总局统筹、汇总，再分批转交给总部供给部。

这一跨越千里的秘密大调款行动，从1943年秋季开始，到1944年10月结束，历经一年多，就这样分批持续进行着。

尽管行动战线长，参与人员多，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内情，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笔笔普通生意。

行动结束后，新四军军部统计调款总额，共37164500元“储备券”。

后来，这些款物的具体分配和流向，已查阅不到准确的历史记录。但按照新四军最初制定的送款计划推算，如果扣除转交中央的1900万元，实际留在太行山根据地的约为1800万元“储备券”，折合成华北地区的“联银券”，约为1110万元。

1944年10月，总指挥王兴让发出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兵马回营，职员归建。

苏绳武从上海回到天津，苏丕芝由青岛返回天津，赵有德、吴青于1944年秋也回到太行山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这件重要的秘密工作，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

没有战火硝烟、冲锋陷阵，在我党财经秘密战线上战斗的战士们，今天，同样将被历史铭记。（张昆明）

图片均由张昆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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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索堡村：见证新中国财经事业序篇

邯郸涉县作为太行山根据地中心、晋冀鲁豫边区首府，从工商管理1937年到1通州949年，先后有130多处党、政、军、财、文机关或团体驻扎这里或在此成立。

其中，涉县的索堡村，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贸易总局和冀南银行总行的驻地。

自明清以来，索堡村即是边区车马往来、商贩聚集的重镇，货栈、粮店、布店、饭铺林立。在繁荣鼎盛时，镇上大店、小铺达二百多家。

村中一座距今100多年的三层碉楼，是抗战时期边区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贸易总局、交通总局的联合办公地。

碉楼，本是清末民国初年山西祁县一位富商所建的票号，建造之初，依据当时钱庄和当铺的要求，墙厚，门窄，窗小，易守难攻。

整个院落占地466平方米，碉楼为土木结构，北屋为3层楼房，东屋和西屋各有6间瓦房，建筑面积360平方米。

后来，票号生意不佳，富商将整座院子转让给涉县一位江姓财主。八路军开进涉县后，江姓财主为支持抗日，让出院子，供边区机关办公。

1948年10月北京市，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与晋察冀边区税务总局合并成立华北税务总局，1949年11月，以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组建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如今，碉楼经过修复，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陈列馆。

陈列馆以三层主楼建筑陈列为主，分为“机构沿革”“税制建设”“征收管理”“峥嵘岁月”“支援前线”等主题，通过400余件珍贵文物，展现了边区经济、税收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索堡村还曾是冀南银行总行的驻地，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

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涉县索堡村成立。

1948年4月，冀南银行总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华北银行。1948年11月，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