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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而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便是检察机关践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苏州市护权利人利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次尝试。自2019年12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6省市试点推广这项工作，要求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自受理移送审査起诉之日起十日内，主动告知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最高检为何要专门就知识产权中区案件开展这项试点工作？试点推广已近半年时间，成效又如何？

　　

让知识产权权利人

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检察官李薇薇向记者介绍，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要求，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过程中，检察官应当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10日内告知权利人享有的要求提供作证条吴件和保密的权利等12项诉讼权利，同时也应当告知其应当承担作证等5项诉讼义务。

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水平，主要看这个国家对产权提供了何种水准的保护。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权利义务告知试点，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检察机关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一项举措，有利于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深入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充分保护其知情权、参与权、诉讼权等合法权益。

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张志远表示，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中权利人是否参与刑事诉讼对案件办理影响不大，司法机关通常不会主动联系知识产权案件的被侵权人，以至于其在诉讼过程中，除鉴定产品真伪外一般不参与别的事务，参与程度较低。比如以前办理制售假冒伪劣化妆品案件，)就没有和化妆品品牌方联系，只通过品牌方在国内的代理公司做过真伪鉴定，基本不涉及品牌方的权利义务，其参与程度也较低。

“而且，对于盗版网络小说、盗版电影等著作权的保护，由于权利人众多，除报案人外，办案机关无法联系上其他权利人，其他权利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当然也就无从主张自己的诉讼权益，无法参与案件办理并发表意见。”张志远说。例如在侵犯著作权案中，犯罪嫌疑人非法采集、传播某大型文学平台上的作品，以此牟利。这就涉及大量作品的权利人，有的能通过平台直接联系上，有的需要通过其他部门来寻找，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最后还有一些被侵权人无法联系上，也就导致了许多权利人无法主张其合法权益。

“所以，通过告知工作，引导权利人维权，一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州市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赔偿损失等工作的进行，同时也在全社会形成维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张志远说。

“另外，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参与诉讼也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陆川说，特别是对于疑难复杂、新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知识产权权利人对于鉴别产品真伪、注册商标标识真假、确定商业秘密秘点、著作权权属和授权情况等的证言和鉴定意见，有利于执法司法机关查明案件待证事实，节约司法资源。

“总而言之，知识产权权利人告知制度，旨在通过告知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推动权利人少钱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参与诉讼，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速复杂、新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办理，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促进案后损失赔偿工作的进行，节省权利人维权成本，进而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作环境。”李薇薇介绍。

试点工作在6省市开花结果

在当今社会，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国检察机关坚持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因内资此，在试点工作开始前，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告知工作，2013年即由上海市检察院率先开始探索，后在上海8个金融检察部门试行，2018年5月全面推行，得到知识产权权利人新吴区好评。经过对上海、北京等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和论证，最高检选择了在北京、上海等6省市开展试点，来深化开展这项工作。主要考虑到上述省份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办案量占全国苏一半以上，有较强的代表性。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6省市共受理审查起诉相关案件1024件，告知1401名权利人，告知率达到90%以上。具体而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948件，告知1287名权利人，其中书面告知970人，口头告知286人，公告告知31人；涉嫌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按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定罪处罚的案件76件，告知114名权利人，其中书面告知38人，口头告知76人。

截至目前，6省市从实践出发，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改革体制机制，让试点工作逐渐开花结果。

上海市检察机关将告知的阶段提前到审查逮捕阶段。“知识产权权利人从相关案件进入审查逮捕阶段起，即可了解自己应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参与诉讼的程度加深了，检察办案过程进一步透明、公开化，基本实现‘全流程、全覆盖’。”陆川说。在告知基础上，)上海市检察机关还通过权利人参与审查逮捕公开听证、庭前会议、庭审等方式，给予权利人充分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的空间。同时，探索被告人向权利人合理赔偿机制，积极尝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此弥补权利人损失、将权利“恢复原状”。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聚集了不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据新吴区检察院检察官于颖介绍，该院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时始终坚持三个“一样”，即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一样、大企业与小企业一样、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一样。

另外，在认罪量刑协商过程中，江苏省检察机关注重苏引导、敦促侵权人退出违法所得，吴中区积极协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事宜，弥补权利人经济损失；将(双方达成合意并出具的谅解书随卷移送法院作为量刑参考，并将是否赔偿谅解作为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使权利人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自身权益的保护，切实提高权利人维权积极性和诉讼参与度。

浙江作为试点省份之一，义乌市检察院是该省办理此类案件最多的基层检察院。据浙江省新吴区检察院检察官钱荔枝介绍，义乌市检察院通过对接海关、市场监管部门、品保委等组织，畅通了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沟通渠道，建立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人数据库。在疫情防控期间，该院以视频会议、微信、电话、邮寄等哪里方式开展告知工作，构建非常时期的告知权利义务新机制。例如，在疫情期间开发远程办案小程序，线上告知诉讼进程、强制羁押措施变更情况、鉴定意见等案件信息，听取权利人的意见；帮助权利人获得赔偿；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抓手，与法院、知识产权诉调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委托专业机构调解刑事案件所涉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等等。

在广东注册公司，检察机关则通过多渠道实现告知工作，确保工作及时高效。例如，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摸索利用“权利人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展告知工作，利用微信等社交平台，通过多方视频语音群聊，组织知识产权权利人会议，引导权利人提供确权证据。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我院还关注如何提炼防范侵权风险的关键环节、有效举措，引导企业长注册公司远发展。”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刘丽娜介绍了最近办理的一个案件——该代理院在受理一起知识产权案件后，及时将新版《苏州市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某公司的知识产权服务代理公司。在办理案件中发现，被侵权产品没有产品编码，影响消费者识别真伪。为此，该院特别建议权利公司提升防伪技术、提高消费者辨假能力和维权意识。为保证相关建议能够直接有效地送达权利人，检察官通过代理公司取得权利公司联系方式，详细普法宣传州市。

“检察机关努力保护少钱知识产权，

我们更有信心把企业办好”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权利人告知工作，企业的反馈如何呢？来自多家被侵权的权利人企业都用“第一次”来形容参加这项工作的感受。

“这是我们第一次以权利人的身份参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第一时间了解到公司被侵权的情况以及诉讼进度，保护了吴我们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今年3月，一位国内外多家知名化妆品企业品牌的代理人，通过远程办案系统对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表达谢意。

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犯罪嫌疑人汤某等人向楼某等十余人下单，订购或购买假冒国内外知名品牌唇彩或口红的包装管、包装盒等，交给赵某等进行灌装后出售。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查获该案后，移送至义乌市检内资察院审查起诉。

据介绍，该案共涉及犯罪嫌疑人22名，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为保障案件被侵害权利人的权利，根据疫情防控期间案件办理相关规定，该院通过远程办案系统线上召开知识产权权利人(视频会议，承办多少检察官向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或其国内代理机构告知诉讼权利义务，认真听取权利人意见，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告知工作向权利人征询意见。

2019年12月18日是森马集团创立23周年纪念日，去全国人大代表、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在这天说：“检察机关这么努力在依法保护去我们公司的知识产权吴中区，我们更多少有信心把企业办好。”因为就在前一天，假冒该公司“Balabala”商标的李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浙江省海盐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海盐县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多次与森马集团相关人员联系沟通，了解到森马集团饱受假冒商品的困扰，希望检察机关加大打击力度。为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免去企业多地奔波之苦，2019年12月17日一早，该院副检察长方光飞和相关人员主动来到森马产业园，告知相关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送达该院第一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还面公司注册对面听取企业对检察机关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犯罪、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中区，进一步推动检企合作。

在江苏省徐州市，该市检察院在办理“菠萝小说网”侵犯著作权案过程中，根据试点工作要求，检察官向知名原创华文文学运营平台——阅文集团代表当面送达《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介绍了阅文集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和义务。阅文集团的代表当即表示，报案时出于时间和经济成本考虑，只报案了7500余部小说被侵权，实际上被侵权数量及危害远远不止这些。“在阅文集团的协助下，我们通过一个多月的引导补充侦查，查明了全案实际被侵权小说40余万部，点击数21亿余次，其中阅文集团被侵权小说12万余部，点击数7公司注册代理亿余次，进一步查明了案件事实。”该院检察官张志远说。

“告知试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告知，更彰显了检察机关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与信念。”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均表示，面向未来，检察机关要着力完善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好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之路，让创新成果受到尊重，让违法犯哪里罪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