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
梅贻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梅校长的大”成就联大“一联到底”
这个办法就是创办清华服务社。1943年3月17日下午5时，梅贻琦主持召开清华评议会，会后吃饭时提议“联合解决生计问题，同人颇表同意”。饭后他又与范围更小的校务会成员详谈，“决先研究各部分可能生产事业，再定办法”，开始筹组清华服务社搞创收。清华工学院院长、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在《怀念梅贻琦先生》文中确认，“梅先生并建议该组织命名为‘清华服务社’”。
清华服务社主要利用清华工学院暂时不用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产品有牙水、发油、味精、酱油等，生意兴隆。“单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之巨，各锯木厂彻夜工作，尚有供不应求情形”。1943年，“自六月至十二月终，盈余约二百万元”。（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
民以食为天，联大教授也需养家糊口，1942年起昆明通货膨胀猛如虎，日子过得很艰辛。“战前实支月薪350元的一位教授，抗战开始以还，收入最少的月份可以少到9.6元”。（潘光旦《为征集清华服务社股本告全体校友书》）梅贻琦在联大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按月每户需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又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这项工作维持到抗战胜利。
梅贻琦又用清华服务社的盈余，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自助、助人。郑天挺回忆，“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可贵之处在于，梅贻琦始终明确大学及其教授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更重要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培养人材。所以他回顾清华服务社经营两载，“营业情形，向称发达，年来于同人收益，逐级分配，不无小补”，“然此究属权宜之计，他日战事终了，当即随同结束”。（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
北大分不了家，还得和清华、南开一起过日子。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不偏不倚，公正大度，三校师生越来越服气和拥戴。例如1942年，教育部拨款24万元用于西南联大研究院补助费，“清华方面亦拟筹拨二十五万元作三校研究补助之用”，（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相当于和教育部拨款1:1配套，而且是三校共用。
清华生物系1934级学生、何炳棣挚友林从敏认为，梅贻琦长临大、联大校政，处事公允，揖让之风，得三校教师信任，受全体学生爱戴，自由学风、民主传统，滋生联大校园。他曾征求北大、南开有影响力的教授们意见：“联大校政究竟是哪个校委主持？”答：“是梅校长。”再问：“其他两校校长与教授们放心吗？”再答：“绝对信任！”（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
为解决清华一校独大的难题，梅贻琦没有将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而是将设于清华园本部的农业研究所、南昌的航空研究所、汉口和长沙的无线电研究所南迁至昆明，又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费，于1938年秋新设国情普量、金属学两个研究所，安置清华人员。“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
如此设置又满足了国防迫切需要，集中科研经费与人才，一举两得。例如，航空研究所建立的风洞，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较大型风洞；无线电研究所设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当时国内少有，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短波、微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西南联大能够一联到底，“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的梅校长》）
三校和谐虽然不能说完美，大体无碍，好合好散，尤其一致敬重梅贻琦，包括蒋梦麟也认同他。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文中记载，蒋梦麟曾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常说一句大实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从而奠定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郑天挺还讲述了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美谈。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常驻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黄钰生在清华校庆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
其实，清华学堂1911年成立之初，张伯苓曾任半年教务长；1923年至1926年，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又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教务长，此后回南开任教务长；黄钰生本人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
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按：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援的情形。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梅贻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师生之谊终生不渝。1908年，他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字被刻在南开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名上；1919年，他与韩咏华举行新式婚礼，由牧师证婚，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他从事教育也是受张校长鼓励，停止打“退堂鼓”。
1915年春，梅贻琦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留美深造，回国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是年秋，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聘他为教员，讲授数学、英文，后升讲师，专教物理。
梅贻琦寡言，上讲坛教书是件“苦差”。“半年后放暑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梅贻琦晚年在美闲居时，告诉夫人的一段趣闻。（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正是张伯苓恩师“当头棒喝”，梅贻琦打消了离开清华、放弃教职的念头。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次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31年，经赵元任提议，他又任清华校长。他听从张伯苓良言，这一“忍耐”，就干了一辈子教育，而且成为教育大家，成为清华迄今为止最杰出、最受敬仰的校长。
约1932年，清华请张伯苓演讲，结束后梅向张致谢，看见张穿上中途脱下的马褂，梅亲自上前帮扣纽扣。事后某年轻人笑问：“您何必当众表演？”梅愕然回答：“我自幼年就崇拜他，感激他，任何时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对他尊敬的诚意，纯出习惯，没顾及在什么场合，绝不是故意表演”。（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不服，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6月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蒋梦麟形象地比喻组建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私立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按：由厦门大学分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被迫内迁，经教育部同意，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分设两处：其一为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以复旦师生为主；其二为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以大夏师生为主。不久，日寇侵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联校也解体。
1942年1月，教育部决定将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沦陷区的高校全部合并，撤退至浙江境内组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东南联大主要由暨南大学、上海美专、上海法学院、大同大学组成，先撤退至浙江金华，最终抵达福建建阳。东南联大仅维持一年半。1943年6月，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国立英士大学。
所幸西南联大善始善终，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不朽传奇。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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