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税收协定条例解释(中美税收协定企业所得税)

中国近代的不平等条约，每每想起，总是令人义愤填膺。关于《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在英国的对华条约草案中是“中国的皇帝陛下公布一套公平的、适用于所有通商口岸的关税定例”，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南京条约》中的“中英双方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款”？

一、税收费用高，提议新税则

清初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沿海居民私底下与外国商人贸易。直到1684 年，收复台湾后，康熙帝下令开放海禁政策，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等四省设立海关，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海洋贸易和征收关税的事务。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在税收上下功夫。海关税条目分为正税和杂税。正税包括船税和货税等，例如船税的标准是根据船的大小，据《粤海关志》记载，当时广东海关制定的商船收税标准不一，西洋商船的税收明显高于东洋。除了船税和货税，还有诸如缴送、火耗、平余等的附加税，上缴数额甚至比正税还高。英商进出口货物除了需要缴纳高于东洋商船的船税和货税，还要支付条目众多的杂税。

针对海关税收高的问题，英国鸦片战争后的对华条约中趁机提出自己的方案：如果中方不同意割让沿海岛屿，可以有五个交换条件，其中一个是：清政府制定一套规范的进出口关税则例并公布出来，之后按照条例收税，不得再额外收费。英国方面的本意是希望清政府摒除海关征收中的各种陋规，将关税公平化、公开化。

二、制定新税则 中英共议定

关于海关税收的内容，英文版的规定翻译为现代汉语：中国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适用于所有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关税条例并公诸于众，但在《南京条约》的中文本第十款规定却有所不同：秉公议定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税收并将其公布出来。

虽然说，“秉公议定”的原意为清政府应秉承“公平”的原则制定新的关税条例，这一条款符合巴麦尊对华条约的草案，满足了英国的要求。虽然从字面上看，清政府依旧掌握关税条例的制定权和公布权，但是“议定”二字的含义中有“商议决定”的意味，留下无穷后患。

在复照过程中，璞鼎查发现了第十一项关于海关税则的内容：福州等口岸关税税率不一，应该对照广东海关输税章程，重新拟定税收条例。这则规定违反了《南京条约》中所说的“秉公议定新海关税则”，但是他没有当面指出问题，而是哄骗耆英说：“如果税收定得太高就有偷税漏税的危害，如果税收定得太低，就没有收税的必要了，所以双方进行谈判讨论”。

耆英何许人也？鸦片战争的时候，朝廷出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剿夷派和以穆彰阿、耆英为首的抚夷派。为了安抚，耆英竭尽全力与璞鼎查套近乎：馈赠厚礼，还想过收养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好友变亲戚。一心讨好的耆英在英国提出重新商讨关税的时候，压根不会去注意条约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这样步入陷阱。

1843年1月，中英海关税则的谈判在广州正式开始。中方有备而来，提出方案是：提高茶叶、棉花等热门商品的税率，降低冷门货物的税率。3月，伊里布病故，广东按察使黄恩彤和咸龄对英方代表表示，可以到香港“商谈”税收事宜。关税问题从此开始由中英双方“议定”。这次谈判中，英方同意中方“提高大宗、降低冷门”的方案。

三、无知者无畏 丢关税主权

1843年7月，新税则基本确定下来。天朝大员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捡了大便宜，仅茶叶一项，每年就可以增加约110万两银子。

中英在香港议定新税则后，由于从奏报朝廷到户部批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一心“抱大腿”的耆英决定先斩后奏：璞鼎查先在香港公布新的海关税则，之后耆英将这个新税则奏报朝廷，由户部核议批准。耆英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自毁长城”，置国家的尊严和颜面于何地！

原本可以自主决定的关税，现在竟然变成了与别国“共同议定”关税。原本规定的“清政府掌握公布条例的主动权”被无知的耆英白送给了英国。负责谈判的官员还沾沾自喜于每年多增加三倍以上的税收，丝毫没有考虑到白花花的银子背后到底失去了什么。

客观地说，在此次谈判中，英国趁机获得了此次关税条例的“议定权”，但是在《海关税则》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中国的关税须由双方协定。在新税则制定和公布的过程中，虽然负责谈判的官员们在英方的威逼利诱、硬攻软套中傻傻地将制定权奉送给英方，但是至少在国家条约的层面上，清政府的关税主权并没有被剥夺。

真正导致关税主权丧失的，是中英的最惠国待遇条约协定。

中美双方的《望厦条约》规定：如果中国想要修改税则，就必须与美国共同商议之后决定。三个多月后，法国也来“分一杯羹”，与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规定中国修改税则，要与法国商议后，法国同意了，才能修改税则。《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是在法律层面规定了美国和法国分别获得了中国的关税协定权，列强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剥夺了中国人自行决定关税的权利。

虽然中英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中都没有协定关税的条款，但是，1843年中英的《虎门条约》规定了英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美国、法国所获得的特权，英国也要拥有同等的特权。几经周折，英国托美国和法国的福，也获得了协定关税的权利。

蒋廷黻先生指出：“《南京条约》签订后，当时的人最扼腕痛心的莫过于五口通商，中国闭关的大门被迫打开。其实最应该让人痛心疾首的应该是协定关税。无知者无畏！从“制定税则”到“秉公议定条例”再到“一体均沾，协定关税”，关税主权丢失的背后充斥着近代国家主权意识过于浅薄的悲哀。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丢失了86年的关税主权再一次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