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司法精要最新章节(英国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

杨海亮

胡适

林纾

叶圣陶

郁达夫

陈衡哲

卢前

如，小说对胡适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不以为然：“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于是盘算多时，才发明了一种主义，叫做九有主义的。何以叫九有主义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骈，什么有白句而不典……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重新装点出来，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实用论’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诚然，胡适不是提倡白话的第一人，他的“八不主义”在当时也不算惊天之论，但他号召“文学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惊世之举。尤其可贵的是，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力、努力，为白话文的推广、流行，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贡献，不容置疑，也不会磨灭。可笑的是，这位卢前，一方面揪着胡适的“主义”极力丑化，一方面却又遵循胡适的“主义”通篇白话。

又如，小说借着胡适的新婚杂诗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大喜之日大加调侃：“罢，罢，这订下十年还没有娶的老婆，还是快一点讨回来罢，算了命，择了日子，赶快地预备起来。时光过得非常之快，转瞬却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还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娶亲这天所放的爆竹，还是十年前他老妈要替他娶的时候所办的。他本人逃婚之后，已是镀过金，喝过洋水回来，而老妈已死，爆竹不免又陈旧了些！听了旧爆竹的声音，（何识时）不免动了新诗之兴。于是洞房花烛夜，提起笔来，作了几首新婚诗，虽然满心得意，其中却发了不少牢骚……”诚然，胡适对自己的这桩婚姻有过不满。他曾说过：“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藕，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胡适甚至把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但现实中，胡适又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自己的旧婚姻，“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为的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所以说，胡适没有拒绝母亲的包办婚姻，不是不能，而是不忍。因为这份不忍，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固然说不上美满，倒也不能说是不幸。小说对胡适的新婚冷嘲热讽，实在有违厚道。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主张、新婚场景还有“薄据”，那么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卢前则在《燃犀》中造出了全新的坊间谈资。小说写道：“（何识时）一壁听来校长的话，一壁心里想着。这时听他说到哲学史不由有些恐惧而且惭愧起来。何以故？因为根本那本东西是用日本人的著作做蓝本的，说不到著作；何况只有半部，仅仅把周秦诸子敷衍说了，汉以后的，连自己都一点不大了解……”这话的意思简直等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抄袭了日人著作！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哲学名著，而在卢前的笔下，胡适这样一位用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国各种学问的先驱，竟然是一个招摇过市的骗子！照这样说，岂不是当时和后世那些认同、追捧胡适的学者、专家都是“瞎子”“傻瓜”，都上了胡适的当？不可否认，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在当时和后世同样有人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过批判，有的还不乏尖刻和严苛。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而不是信口开河，搬弄是非，哪怕只是小说，只是影射。无疑，卢前的写作，“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要是换成鲁迅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必然是要食其肉寝其皮的了。

胡适读到《燃犀》（其中一期）后，与《饮虹周刊》所在的《京报》作了交涉。胡适表示，里面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胡适结婚时，其母尚未去世；所引的新婚杂诗，多割裂讹误等。大概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影射，胡适对小说中的影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胡适还劝“园丁”，如果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

很快，卢前通过《京报》了解了胡适的意思。在回复中，卢前解释：“文人可以说是怪人，《燃犀》所烛的是这般文学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诚然，何识时或许就是先生，所写违背事实的地方，当然有的，因为我原来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缘故。”可见，卢前的写作目的就是要“烛”文人，“烛”胡适，包括小说的题目“燃犀”，也是让人一头雾水，实际上是“洞察奸邪”之意。卢前的小说，表面上激浊扬清、疾恶褒善，实际上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结果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现实与小说之间并非完全对等。而且，现实有现实的空间，小说有小说的自由。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可以联想，可以嫁接，可以夸张，可以虚构。毕竟，小说依托的是现实中的人事物情，没有它们作素材，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小说家，是有“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权利的。但这种权利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绝不是没有底线、红线，没有警戒线、高压线。胆大而艺高的鲁迅，在塑造人物时，尚且“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即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一般的作家，就更要小心谨慎了。如果以特定的人、真实的事为描述对象，又含有侮辱的、恶意的内容，还明目张胆地公开，不是引火上身吗？无论如何，把小说当“泼秽水的器具”，是不可取的。貌似开涮了别人，实则侮辱了自己。如果创作者不怕别人反驳，不怕别人还击，不怕别人对簿公堂，那倒大可以想写什么写什么，爱怎么写怎么写。

胡适关于影射现象的看法，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的价值，“影响到‘作者正义’和‘小说正义’的伸张”。但胡适的话，确实有他的道理——“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古往今来，那些闲话、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岂不可恨？

“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影射胡适的小说还有很多，包括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在她的小说《中国淑女》中，也用胡适作材料独成一章《哲学之门》。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胡适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这自然还可商榷。但无论如何，闲话或者谣言还是不传为好、不造为上。胡适一贯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话放在今天，也是警示我们——创作不是胡乱的滥作，言论不是肆意的评论。

主要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全集[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

[2]耿云志.胡适研究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7.

[3]欧阳哲生选编. 追忆胡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5.

[5]桑逢康.胡适故实[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

[6]尤小立.“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J].读书，2020(01):29-35.

[7]王桂妹.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4):137-146 192.

[8]张宝明.“伟丈夫”:“真小人”还是“伪君子”？——由文本诠释原则引发的思想史底线命题[J].读书，2017(03):48-57.

[9]陆建德. 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A].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C].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14.

[10]沈卫威.《洛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关于陈衡哲致胡适的三封信[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2):25-29.

[11]瞿骏. 胡适、“园丁”与《燃犀》[N]. 文汇报，2017-08-04(W06).

[12]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J].书城，2008(04):40-48.

[13]郑大华. “但开风气不为师”——客观评价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N]. 光明日报，2015-04-22(14).

[14]吴元康.胡适史料补辑[J].民国档案，2012(02):3-11.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