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临时工工资(呼和浩特临时工200元一天)

佩刀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九十年代我辍学以后步入社会，干过的一些临时工。

小学毕业前，我的学习还算可以，属于中上等水平，能跟得上学习进度。可到了初中完全不在状态，靠打台球、玩儿街机懵懵懂懂地混了三年。数、理、化、英语这些学科，可以说一点儿都没学进去。各种考试全靠选择题掷骰子或bc定律得几分，不是应付就是糊弄。

到了高中，除了语文老师讲的课我能听懂，其他学科干脆就是听“天书”的存在。九三年还是九四年，我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当了“坐家”。我实在不想念书了，我也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我也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浅显的道理。可我就是不想学了，实在是学不进去，要想跟得上除非打小学毕业那天回炉另造……

自此，校园少了一位莘莘学子，社会多了一个待业青年抑或说无业游民。

待业在家的最初几天，心情愉悦中掺杂着一些失落，虽然不受早七晚六的时间束缚，但是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尤其是家里没人的时候，被那种孤寂和没落感包裹着，让你及其不适应。吃饭的时候，看着默不作声的父母以及刚放下作业的弟弟，我端起碗筷的动作也变得不甚自然啦……

后来我整天介跑到小召牌楼下，看闲人们下象棋、打扑克、打台球混时间。日头偏西，看着第一职业高中放了学的学生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走出校门，怅然若失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其实父母对此也很焦急，家里面一个大后生，不上学、不工作，成天出来进去的穷晃荡，时间长了邻里间那鄙夷的眼光，我都能解读出来，更别说他们啦。

奈何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既没门路又没关系，再加之正好赶上国企改革浪潮，自己尚且处于“优化组合”“下岗待业”“买断工龄”的狂风中，甚至于整个单位都风雨飘摇，更别说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了。

那年夏天，我依照政府指示，带着父亲用一双皮鞋换来的高中毕业证，去呼和浩特劳动部门，办理了一个后来证明球用没有的待业证，回家等候就业通知。

那时候大院里面住着我一个远方二姐，姐夫单位有个闲置的台球案子有意租给我，让我摆在大院门口挣点零花钱。这样我便开始有了人生中第一份“职业”——台主。由于案台质量一般，款式老旧，打的人不甚多，不过除了每月90元的租金，也能落下百二八十块。后来院里院外的人们都混熟了，这个打一盘，那个耍一把，完事儿都拍拍屁股走了，我面子浅也不好意跟人家要钱，不到三个月临时台主这职业就下岗了…….

那一年，临近中秋节，我和同样待业在家的发小老四商量，趁着节前，去货栈批发点水果零售也许是个路子。于是一人凑了50块钱，借了我二舅的一辆三轮车，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之路……

清晨五点，水果货栈已是人头攒动挤挤擦擦。打听了半天，100元只够批发两件五十斤重的“黄元帅”苹果。拉着这100斤苹果我俩先找了个早点铺吃了一口，看看时间八点多，把苹果摆在料盘上，以三斤五元的价格开始沿街售卖……

由于第一次做生意，不好意思张嘴吆喝，一上午也没卖出十斤。半下午在烟厂墙底下，摆摊儿卖了二三十斤。傍晚后天色渐渐深了，剩下的货还有五十多斤，我俩才借着夜幕的遮掩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起来，直到晚上八点多回家，还有三十多斤没卖出去。接下来连续三天的雨水，没法出摊，也浇灭了我俩的创业激情。每人分了43元钱和16斤苹果，这场生意算是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冷了。某天晚上呼和浩特电视台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说伊利筹款1.6亿在金川建立了新厂，招聘首批工人，可持高中以上文凭去报名……

第二天我就去报了名点儿，人挺多的，大部分和我年纪相仿。报名以后，我们在钢管厂对面的一所学校听了几天课。期间牛根生也来给我们做过一次讲话，大致意思是：奶产品是朝阳行业，非常有前途有发展，新工业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等等。又拿他的经历给我们做了范例，他说既送过牛奶也坐过牢，现在身为伊利高管，和坚持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分不开……

一周的培训结束以后，开始考试，全员照抄通过，实习上岗。当时新厂已经建好，部分设备也已到位，正在安装调试阶段。我们这些实习工人，每天除了开会便是搞清洁啦、打氯化钙啦、搬东西啥的。别看如此，每天也得准时到位点名，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大冬天的骑自行车往金川跑，有点距离呢。我一直有迎风流泪的毛病，一到冬天不能骑车，说不得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往金川步量，没俩小时去不了。后来发现老厂有个带棚儿的三蹦子，每天七点半拉小领导们去金川，正好有个空位置，自此以后我也坐专车上下班…….

坐三蹦子虽然颠簸，但比起顶着西北风骑自行车那可强多了。当时有个同事家在飞机场巴彦镇，每天骑一辆加重自行车上班，三十多公里的路又是隆冬季节，搁到现在真不敢想象。那时候达尔架村有个铁路平交道口，过了道口就是单位。这条铁路并不是干线，只是平时有车头调度、临时变道使用一下，车速都比较慢的。虽然如此，每当有车头接近，道口横杆也是早早便放下，以至于要等个五六分钟才能重新开启。由于横杆的位置比较高，一些人骑着车子一低头就能过去。某日两同事（姐弟二人）上班途经此处，正好赶上有一蒸汽车头通过，弟弟见车头速度缓慢还未接近道口，便一低头骑了过去，他姐姐跟着也往过骑，奈何过了栏杆又胆怯，索性下了车等待。此时车头已经过来，由于两者距离太近，那车头前面的清障铲挂住了她自行车的前轮，连人带车瞬间就被卷入火车腹下，人被车轮轧成了两节儿，可叹那女孩儿时年不到二十岁。事发后尸体一直停放在铁道边，盖着一床老式印花棉被，十几天才拉走。伊利还组织了捐款，我当时琢磨，这上班途中遇险应该属于工伤吧……

新厂开了以后，还没有食堂，饭菜全是老厂运过来的，做得不错。大号的铝制饭盒，半盒米饭半盒牛肉精烩菜，馒头都是油炸过的。这种量，男的们尚且吃不了，女工们就更别说了。不过也有那些个大肚货，那时候达尔架村有个占地工刚来，不知道一人一盒的规矩，他一口气吃了三饭盒，闹了个笑话，后来人们就叫他三饭盒……

新厂正式投产应该是年后了，举行了在当时来说比较隆重的仪式，自治区、市、旗、县各部门领导都来参加。还雇了一架飞机，在市里面和金川洒了不少传单（扫街的倒了霉啦）！

新厂有两个车间，雪糕车间和冰激凌车间。我因平时言语上得罪了带班长二彪子，被分在雪糕车间苦最重的刮模子组。刮模子真真儿是个体力活儿，从凝冻机里面打出来的雪糕料糊，装在重有五六十斤的模具里面，我负责用五合板儿刮平正，再将这个约七十斤的家伙，搬起一米放入冷却槽里面，一天不下四五百次之多。那时候我刚17岁，体重只有九十多斤，干一天腰酸背疼，不过好在年龄小，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当时最轻松的活儿是化验员，不少人打破头想去化验室。那时化验室的负责人叫潘刚，好像后来成了伊利董事长（一个化验员成了董事长这在任何企业也是意想不到的），他挑选了两个年龄和他差不多的进了化验室。接下来人们又争抢统计员、库房管理员、会计、出纳等等，不过这些貌似都已经内定好了。俺们这些人和那些占地工，注定就是硬核受苦人……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受苦并不是说吃不消，最令人接受不了的是作息时间。那时候伊利周假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出校门，耍心尤炽的年轻人来说，是最接受不了的。虽说工资不低，但是受的苦不少，平日除了上班就是回家睡觉，你刚睡醒又到点儿啦，别的一概干不成。

新厂的产品没啥创意。除了生产普通雪糕，就是把普通雪糕的原料添加点香精色素改个名字。这些名字改的也让人不明意图，比如橘子味儿的雪糕叫“摩洛哥”、香蕉味儿的叫“西班牙”、哈密瓜味儿的叫“摩纳哥”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产品创新、研发部门的领导们肚子里面没东西，又想作出成绩接受仰视，又没有真才实学，就如同大学食堂出现西瓜炒肉丝一个道理。俗语说，讨吃子办喜事——穷凑合。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当时我们生产的雪糕冰激凌，都是真材实料，除了奶粉、黄油还有大块儿的工业用巧克力，以及白砂糖和海藻酸钠等。有的人也许会说，我们吃雪糕有时候发苦，那不是糖精放多了的缘故吗？其实那是氯化钙溶液渗透导致的。雪糕模具要放在温度为-30°的冷却槽内成型，冷却槽底部铺设有制冷的氨气管道，上面是防冻结的氯化钙溶液，雪糕模具浸泡在内，挨个推过冷却槽另一头就冻实了，这个过程中偶尔会有氯化钙液体溅入模具中，使雪糕口感变为苦涩……

新厂投产以后，人员不齐备，领导们动员在职的工人推介亲友来厂上班，我便带着发小老四和一个同学也进了厂。逐渐的员工多了起来，矛盾也随之产生。首先是派别矛盾：城里的员工和周边农村的占地工分为两派，城里派认为自己出身好、有文化、有见识、有优越感，看不起农村的占地派，城里派言语间意思是：“和这帮刚扔下锄把子的土坷垃、地圪楞混套在一起上班真丢人……”而占地派经常以身体素质为优越感嘲笑城里派，其言论主要表现：“看看乃城猴儿家，球也栾不成，100斤的白糖还两个人欤（yu）了……”为此两派经常有摩擦。城里派的班组长打压占地派的组员；占地派的小领导呵斥城里派的部下。上演了经典的工厂政治斗争……

更为深入的矛盾，来自于城里工人们和旧厂下派来的中层领导们。这些带班长和部长，多数都没啥文化，素质不高，还总以俯视的姿态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是：“你们咋受的了，我们以前受起来，蹭蹭的一股劲儿到下班……像你们这种腰软肚硬的受法，去了那哇能在住？”其实对于这个“受”字，我个人表示深恶痛绝，属于被动接受，被迫逢迎的意思，听起来觉得不舒服，都啥年代了，还像吃了地主的赏饭和下眼食一样没有尊严！

这些班长部长们刚愎自用，对于新厂职工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记得某次班组长开会，我曾建议刮模子最好发一双橡胶手套，省的虎口处磨起的水泡破裂污染原料。带班长二彪子轻蔑地笑道：“你以后提点有水平的意见，橡胶手套不符合食品卫生安全，通不过检验。”我反问道：“外科医生做手术也戴橡胶手套呢，不比食品卫生等级高？再说了五合板刮模子，难道没有碎屑残留在原料中？五合板是化工胶粘合，很符合食品卫生检测？”这货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后来部长杨文俊打圆场道：“刮模子一直就是这种做法，没人提过用手套……”

没多久，一名女工在例行的日常手部取样化验中，发现大肠杆菌156个，被通报批评。部长杨文俊说：“掏大粪的手，顶上个这也没尽了哇！”此女工羞愤难当，辞职而去……

那年六月份，随着生产任务加重，每周一天的假期也被剥脱了。给本就每日12小时的超负荷的工作，更增添了压力，连轴转的劳作让人看不到出头之日。第一批来的城里工人们逐渐的离去，我带来的老四和同学也辞职走人了。整个车间内暗流涌动，一个夜班，城里的八个组长（包括我）带领手下的员工们，甩袖子不干了。一时间雨靴、毡袜、套袖、皮围裙，扔得满院儿都是。第二天纷纷办理了辞职手续，自此以后我再没去过那地方，后来的工资和工作服押金，都是别人帮我领取的……

那些沉淀下来的员工，都是当时我们认为，没骨气、没魄力、没血性的肚囊子货，以及那些占地工。如今二十来年过去了，随着企业效益的增加和逐步扩张，想必第一批存在的员工们，如今也都成为伊利或者蒙牛的中层领导，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但我并不羡慕他们，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却也不后悔当年辞职走人的做法。春风尚且妒年少，在那执花杖剑、少春衫薄的岁月里，岂能拼死于槽枥之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