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关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表述中错误的是(下列有关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aron Benanav/文 杨喻童/译

在探究过程中，苏兹曼充分地运用了他自20世纪90年代自己与纳米比亚东部（Eastern Namibia）的布希曼人（Ju/hoansi Bushmen）共同生活和查阅相关文献的经历。布希曼人的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Africas Kalahari Desert）。布希曼人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些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尽管现在只有很少的布希曼人还在坚持使用传统的觅食方式。

哥贝克山丘巨石阵

阿舍利手斧

苏兹曼继续说，同样的热力消耗原则在农业的起源以及后来城镇和城市的建设中同样起到了作用。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告诉我们到某个点就不要再工作了的人性已经被我们更深层的工作到死的本性推翻？

苏兹曼认为这两个原则，就像弗洛伊德的 “爱神（Eros）”和 “死神（Thanatos）”一样，在人类的内心深处争夺着最高的地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技术上的突破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生产的完全自动化，这将使大多数人再也不用工作了。这也是我们突破凯恩斯的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近代政府还在固守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概念。这种执念体现出了更加深层的生物力量，这可能会导致失控的气候将我们摧毁。

令苏兹曼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到达凯恩斯的后稀缺性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两代经济学家。但是，苏兹曼的回答虽然具有启发性，但最终并不令人满意。所有的生命都可能会遵守热力的命令来消耗剩余的能量，但人类肯定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人们甚至可以每天举办派对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充当后资本主义的工作齿轮。但是社会必须保持现状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最好从凯恩斯本人身上寻找答案。凯恩斯远远没有把每周15小时工作制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进化结果。在写完关于后稀缺性可能性的文章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释那些阻碍人类到达到后稀缺的力量。

凯恩斯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再能快速增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高需求，这种现象被他的弟子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称为“世俗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凯恩斯说，在我们生产出足够的建筑、机器和设备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之前，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将低于平衡私人投资者的风险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早在我们达到后稀缺性之前，资本主义繁荣的引擎就会让位。其结果不是所有人都减少工作周，而是许多人就业不足，其余人工作过度。

当人们考虑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下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说凯恩斯是正确的。由于已经有如此多的生产能力，购买新工厂和设备的回报率已经降为低等级。私人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投资于经济的扩张，所以经济增长率下降，平均失业率上升。

各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让我们停滞不前的经济重新走上正轨。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率，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试图通过放松经济管制，减税，减弱公会的力量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者进行投资。这样的做法不但增加了低质量的工作，同时导致了不平等的增加。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引擎却没有什么作用。

凯恩斯认为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这种想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与其他悲观的科学从业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凯恩斯将停滞视为一种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密尔在19世纪40年代写作时，曾经期待着经济增长的结束。他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人类日以继日的劳累，这是值得怀疑的。” 一旦私人投资的流量降到几乎停滞，穆勒将其称之为“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静止状态的出现可能会最终让社会开始利用其财富来改善普通人的命运。为了创造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并转变所有权结构，创造一个合作经济。

凯恩斯曾被大家曲解，认为他主张在停滞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指出，凯恩斯把自己列为穆勒传统的遵循者。他称自己为“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al socialist）”。他所想象的是，在经济停滞开始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公共投资，这将取代私人投资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动力。这种公共投资的介入不是为了使私人投资更具吸引力，而是为了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直接改善我们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这种后稀缺性的未来没有实现呢？显然，凯恩斯对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改变过于乐观。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将更多地通过改变思想而不是物质利益来转变。其他的经济学家对于后稀缺社会的看法则没有那么天真。加尔布雷思谈到了支持生产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思想与马克思非常接近，他谈到“所有特权和权势阶级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运用他们的权力”。社会精英们绝对不会让经济发展这个引擎停下。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公共权力。他们不会让私人投资者掌舵方向盘，除非迫不得已。

苏兹曼还批评凯恩斯认为经济精英将带领我们走向 “应许之地”，然而在他的叙述中，“雄心勃勃的CEO和有钱人”却渐渐从背景中淡出。苏兹曼试图将《工作》写成一本试图覆盖人类经济生活的巨作，然而《工作》一书却忽视了“富人”如何持续拥有比穷人更多的权力这一要点。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经济阶层的出现是与特定的技术突破同步的，譬如农业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现。苏兹曼引用了一些考古学证据证明了这个论断的不正确性。他写道，许多早期农业社会甚至城市社会仍然是采用“坚定的平等主义（assertively egalitarian）”， 包括 "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似城市的聚落地。"

然而，在摒除了这些解释之后，苏兹曼继续论证，经济精英的诞生只是另一项科技发明——书写技术的副产品，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变得更加复杂，文字工作者和商人由于其行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获得了权力 。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对于基于文字的经济精英起源的叙述是不令人信服的。书面文字的发展不可能催生统治，因为文字是统治的主要产品之一。征服者在5000年前就开发了文字系统，以便对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进行财产统计和征税。这些税收反过来让征服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小君主。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古代农业地区，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国家是脆弱易崩溃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不断壮大，征服了全球。

苏兹曼将火、农业、城市和工厂列为人类历史的关键事件。但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一个划时代的过渡，其重要性与其他四个事件相同：从深刻的历史角度来看，“富人”决定国家政治规则的能力，以及阻止“穷人”夺取权力，即使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国家也必须被算作减缓我们走向后稀缺时代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缺乏政治理论，《工作》一书最终几乎完全回避了我们该如何实现这种转变。

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苏兹曼 “建议给予全民基本收入”，“将税收的重点从收入转移到财富”，以及“将我们给予人类和公司的基本权利扩展到生态系统、河流和关键的栖息地。"但苏兹曼并没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找到支持这些政策的选区，或者如何建构为这些目标共同努力的联盟。《工作》中政治的缺失显然与该书处理另一个关键技术变革的方式有关，不是文字的出现或国家的发展，而是生产的自动化。对苏兹曼来说，自动化是解释人类现今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打开通往后稀缺时代的入口的关键。

《工作》的核心理论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释放出大量的过剩能量，而这些能量需要找到一个释放的途径。在苏兹曼看来，这个释放口便是服务业的扩张。比如美国，服务业的雇佣率高达90%。这便是能量过剩的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大量持续的能源过剩，人们（和其他生物）就会找到创造性的方法去解决能量过剩，而方法便是创造工作。苏兹曼认为，自动化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从1980年代开始恶化。当时，“技术扩张”已经在“蚕食劳动力，使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苏兹曼援引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的一项著名研究，声称目前所有工作中的47%将最早在2030年之前被自动化淘汰。

如果苏兹曼所说的是真的，要实现后稀缺时代，与其说需要改变政策，不如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苏兹曼没有把重点放在具体的政策处方上，而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有催化剂这样的想法。如“迅速变化的气候”和“被系统不平等点燃的民众怨气”，又或者如病毒肆虐，这些将会动摇人们的理智。

然而苏兹曼对自动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弗雷和奥斯本的研究的局限性，其作者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该研究没有区分部分自动化的工作和完全自动化的工作，也没有说明工作将被削减的时间间隔（假设它们会被削减的话）。后续研究表明，只有14%的工作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被自动化淘汰，比过去几十年完全自动化的工作还要少。

事实证明，熵对服务业扩张的解释是相对糟糕的。医院和学校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并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多余的能量，而是因为这些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出现自动化。我们想提供的保健服务越多，就越需要雇用更多的医生、护士和家庭和健康助理。

只要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去做，人类就不可能看到工作的完结。要实现后稀缺时代，反而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工作，使其在更能满足工人的同时，更好地去满足需求。这样的重组必然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并建立民众对专家的信任，还要让他们的建议经过民主审议。我们不可能轻易地按下一个按钮就能抵达后稀缺时代，相反，我们必须通过详细的分工来进行协调。在这方面，我么能从祖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不幸是非常有限的。

苏兹曼以及其他人类学家，如括斯科特、格雷伯和格雷伯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汇集了现有的证据，证明人性与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引导我们去相信的东西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我们人类有能力“缓和我们个人的物质愿望”，但正如苏兹曼所建议的那样，只有当我们解决目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时，这样得想法才会变得可能。然而，如果像苏兹曼那样，从人类丰富的前稀缺时代寻找鼓舞人心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对实现后稀缺时代的机会更加绝望而不是乐观。

毕竟，作为苏兹曼调查的核心，狩猎采集者主要通过像萨林斯所说的“禅（Zen）”的道路来维持他们的富裕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财富限制在他们能够携带的范围内。就如在穿越沙漠的长途跋涉中，任何太大、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拥有。同时，为了维持旅行中的平等地位，采集觅食者会进行“需求分享”。每个人都有权力索要其他人的财物，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提出很合理的要求。现今社会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那样的游牧生活方式，也绝对不会接受我们个人财产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

最重要的是，苏兹曼在《工作》中所关注的采集觅食者群体是围绕着所谓的 “即时回报 （immediate-return）”经济来组织他们的生活的，他们不为第二天做计划，更不用说明年了。（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描述的更复杂的“延迟回报（delayed-return）”的采集觅食者社会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却不那么平等）。相比之下，生产我们认为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的商品，包括为数十亿人提供供暖、电力和交通，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将需要大量的规划。如果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前稀缺时期的生活形式是后稀缺时期生活的关键，那么，我们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现有的传统后稀缺性经济学同样在建立未来社会方面有所不足。

在20世纪，有很多人尝试公共替代方案来限制甚至取代私人和利润经济增长引擎。但回看历史，上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两者最终都陷入了世俗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中。

铁幕后的技术官僚们试图从中央站点管理他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就像通过遥控器远程控制一样。这样做使后稀缺时代的实现成为不可能，因为它使未解决的紧张局势不断积累，大量的人变得不满。技术官僚收集信息并提供激励措施，从而生产了一些被操纵或忽视的社会角色。由于对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大量的人脱离了工作和社会，或者进行了反抗。在西方，结果是通货膨胀和罢工；在东方则是是经济短缺和人民广泛的不满。

我们不应该试图恢复久远的过去或者让自己与现今的人性理念接轨，我们应该创造新的结构，促进我们去往21世纪的新目的地。我们不应该设定去火星的路线，为了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那里度假，而是应该设定路线通往一个后稀缺时代的地球，在这里埃隆和杰夫的财富被没收并用于更好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克服困扰十分之九的人的不安全感，同时也要减少和改变我们的工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要改变投资的功能，正如凯恩斯所建议的那样。要使投资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民主控制的。摆脱了“稀缺经济学”的束缚，我们将以新的方式为 “诡计之神”热力服务，将多余的能量不仅用于追求效率的提高，或用于制造工程师梦想的任何形式的阿舍利式的手斧，而且还用于为其他各种目的服务，如正义和可持续性，科学和文化，当然，也不能忘了举办派对。

（本文原载The Nation2021年10月4日刊，原标题为“Making a Living：The history of what we call work”，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james-suzman-work/）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