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后银行债权转股权(下称“债转股”)重来，不过这次有所不同。上世纪90年代末债转股采用政府主导、财政兜底，而这次则是市场、法治主导，财政不兜底但适度支持。
10月10日，市场关注焦点《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附件的形式正式出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在降低企业杠杆率众多举措中，债转股只是其中一个手段，而单独以附件形式公布，也体现了它的重要性。
财政不再兜底
徐洪才告诉本报记者，本世纪以来，中国企业杠杆率逐步提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四万亿刺激政策后，企业杠杆率快速提高，国企杠杆率接近80%。高杠杆率潜藏着风险。
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此次《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给出了七招，包括企业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积极发展股权融资。
不过债转股最受关注，此次《意见》更是给出了完整方案。
上一轮大规模债转股是1999年进行的，主要是通过成立四大资产管理企业(AMC)，剥离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
在10月1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这次债转股与1999年债转股有两大不同点。
首先是方式不同，上世纪90年代末的债转股主要是政策性的债转股，也就是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以及实施机构，主要是以政府为主确定的，包括债转股涉及的资金筹集也是由政府多渠道筹集。
而这次债转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很重要一点就是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的，包括债转股的资金筹措也是由市场化方式筹措为主，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
“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连维良强调，“当然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规范和监管，包括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一轮债转股的成本更多的是由政府承担，当时财政部各出资本金100亿元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分别对应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资产，最终收购了银行不良资产13939亿元。
而这一次债转股的《意见》则强调，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道德风险，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防止应由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政府或其他相关主体。明确政府责任范围，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
连维良解释，债转股由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风险自担，收益自享，如果形成损失，该谁负责谁负责，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政府不提供“免费的午餐”。
财政会支持
债转股过程中财政不兜底，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支持。
《意见》给出了两条支持举措。
第一，支持债转股企业所处行业加快重组与整合，加大对债转股企业剥离社会负担和辅业资产的支持力度，稳妥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为债转股企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产业与市场环境。
第二，符合条件的债转股企业可按规定享受企业重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根据需要，采取适当财政支持方式激励引导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比如债转股过程中，可能会涉及资产重组升值，这就需要企业纳税，而这时候财政如果给出重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不需要支付这笔税费或者晚些支付税费，这就是财政支持政策。涉及到富余人员安置等工作也需要财政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早在2015年初，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出台了《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扩大了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适用范围，并对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给予了递延纳税政策。
比如，在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中，被收购股权或资产比例由不低于75%调整为不低于50%。这大大扩展了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重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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