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国税局曹杨征收所(上海市杨浦区税务局李宇)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杨一村正在进行成套改造项目。/沈煜

房屋既有商品属性，也有社会福利性，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生不能只是为了一套房。

杨辰第一次踏入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的时候，发觉这里与他想象中的样子有很大差别。村内的住房外观简洁，大多是砖木结构。与不远处高耸的现代居民楼迥然不同的是，这儿的房子只有两三层高，它们连成一排，每排的间距很远，因此显得规整而干净。从地图上看，曹杨新村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均匀地铺展在苏州河支流的边沿。

小区有一个正门和数不清的小门，任何一个都没有门禁，在外人眼中，这彰显着开放与自由。而来往的居住者，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他们之中，有开早餐铺的小老板，有去公园锻炼的中年人，也有聚集在阳光下谈论家常或国事的老人。以现在的视角去看这样的住宅区，无论是谁，大概都会冒出和杨辰一样的想法：“这里有点儿像花园洋房，像个独立的小世界，很宜居。”

但住到小区里，这样的想法顷刻之间就会消失。每户可使用的面积大概12平方米，局促的空间既要当卧室，又要当客厅。而卫生间、洗澡间以及厨房，要与左邻右舍共用。对于独居者来说，这样的环境远算不上舒适，更不消说那些两三代都生活在此的家庭了。

2021年9月7日，曹杨新村公共空间里，老人们在合唱。/ 沈煜

彼时的杨辰正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专业，作为该领域的学生，他对曹杨新村并不陌生。课堂上，这里是被反复拿出来述说的案例，只不过，它的称谓往往是“工人新村”。但凡认真听过几节课的人，都能随口说出这个住宅区的深远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工人建造的第一个集体住宅区”，同时也是“日后国内社区建设的样板”。

2002年，杨辰开始关注这样的社区。2008年左右，他深入曹杨新村，着手进行调研、访谈，并撰写论文。2010年，他到曹杨新村租住，那些原本抽象的定义在他的感官世界里，逐渐变得鲜活和复杂。

荣光

1952年6月26日的《解放日报》这样描述工人们搬入新村的情景：“昨晨，曹杨新村的大门上挂起了大红灯笼，门楣上写道‘欢迎生产先进者迁入曹杨新村’。悦耳的歌声不断地播唱着，迎接各厂工人的来临。”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承诺，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工人新村建设计划。《解放日报》提及的，正是第一个试点项目。其选址颇为考究，政府专门抽调了一个小组，在两个月的密集踏勘与讨论后，最终决定将其安置在曹杨地区。

选中曹杨，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环境优良，“地势平坦、足够开阔，可以满足未来大规模的新村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里靠近沪西工业区，在纾解市区人口压力的同时，又方便工人上下班。为此，政府开设了公交专线。现在的63路车，就是那时留下来的。在曹杨新村，住房的商业属性近乎零，它更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配套设施。

上海市中心与曹杨六村，呈现了两个时代两种价值的对照。/金宇澄手绘

新村的规划，由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汪定曾主持设计。受欧美建筑思潮影响，他将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邻里单元”理念融入其中。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在联排的房子中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既抵抗工业对人的异化，同时也试图探索一种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在杨辰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的想法。

写论文期间，杨辰拜访过汪定曾。从汪定曾那里，杨辰得知，新村的一切物事都是经过严格讨论的。他所租住的12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为一整户人家设计的。人均4平方米的标准，是根据材料造价与战后的经济状况综合确定的，但也偶有浮动，“经济好就涨一点，差就降一点”。

与早先工人居住的“滚地龙”和破敝的茅屋、草棚相比，新村的住宅环境显然有了巨大的提升。搬入的1002户工人家庭为此欣喜不已。自来水、抽水马桶是他们从未想象的东西，就算在当时的市中心，这也是稀罕物。年岁尚小的孩子们围在这些新事物边上，蹦跳、拥抱与欢呼。而在大人们眼中，红地板、绿窗框、白墙面，再配上几件像样的家具，似乎就意味着与过往单调的日子作别。老一辈居民在接受杨辰的访谈时说：“心里那个喜欢啊，当时连钉子都舍不得往墙上钉。”

曾来参观的波兰建筑师眼见曹杨“树绿、墙白、灯亮、路平”，发出连连赞叹。/@美好曹杨

但并不是每个工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想入住“工人新村”，要经过层层筛选。在评比、公示与座谈结束后，入选者在胸前别上大红花，坐着单位组织的车辆，在敲锣打鼓声中成为新村的一分子。

这些颇有仪式感的环节，让居民们渐渐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杨辰觉得，几乎所有住房都会起到类似的塑造身份的作用。对工人们来说，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居住环境，也加速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潜意识中的道德约束，也使得邻居们关系密切、互帮互助。一时间，曹杨新村堪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也促进了他们在厂内的表现，大多数人觉得，必须有更积极的工作态度，才能回报国家和单位的信任。他们将此牢记于心。即使后来新村变得有些衰败，他们依然认为，不必去奢求什么，因为国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住宅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展示成果，向国内外开放。杨辰所著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书中的数据显示，从1955年到1990年代，曹杨新村共计接待了155个国家和地区的7209批外宾，为此，街道还设置了“外事办公室”。直到现在，街道依然保持着邀请外国人“做一天曹杨人”的活动。

当年，曹杨新村居民欢迎外宾前来参观。/IC

失落

相比于父辈，在新村成长起来的“工人二代”对这里的情感则复杂得多。光鲜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种最不牢靠的财富。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把工人身份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符号承袭了下来。但他们的生命轨迹，与上一代有着云泥之别。

第二代居民的经历与村子的发展并无太多关联。他们当中，更多的人伴随着时代而沉浮。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出现在他们生命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在面对那些不确定时，他们只能在困苦中感受着迷惘与无力。杨辰在书中写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是工人阶级的父辈在十多年前还是社会的主人，而今他们却被迫要放弃这个身份。”当光环退去，旧时的美好也在这代人心里变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

曹杨环浜之上的红桥，一对夫妻骑车去看电影。/《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创硕

辗转各地回到上海之后，他们猛然发现，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此时主导社会的不再是“平均主义”，而找一份收支相抵的活计也成了奢望。单位制的解体和工作岗位的匮乏，倒逼着“工人二代”不得已回归社区。他们心里很清楚，除了这间屋子，自己名下已没有什么称得上是“资本”的东西了。

于是，许多可预见的冲突围绕着住房展开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曹杨新村，这话应该反过来讲，不幸的家庭实在太相像了。杨辰在调研时听过很多雷同的故事。

故事的内核大多直指婚育问题。对于新村里的适龄男性而言，找一个心仪的女孩组建家庭，像一场赌局。他们的账户上凑不出足够的钱去买价格高昂的婚房，所以，谈恋爱时，他们会提前和女方讲明这件事——婚后和父母合住在12平方米的“模范工人”住宅中。赌赢了，他们就抱得美人归。但结局总在旁观者的意料之中：他们往往铩羽而归。时代变了，比起虚掷的名誉，人们更在乎的，是住得是否体面、舒适。

婚育之外，还有些家庭矛盾因继承问题而起。父母离世后，兄弟姊妹会聚到一起，讨论房屋的归属。争辩或吵闹中最常出现的话语是：“父母都是我照顾的，应该给我。”“父母临走时住在我这儿，得归我。”总之，不论前面作何铺垫，最终的结论一定是把这间房屋划归自己名下。

有些脑筋灵活的人家会把房子出租。曾有养老地产商来打听过，但打听后，就杳无音讯了。在商人的眼里，这是很难赢利的一个区域。租客一般是苏北、安徽或河南的外来人口，房租在千元左右，对户主来说，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绰绰有余。

2021年9月7日，上海，曹杨新村内的一个修单车摊档。/沈煜

这也使得20世纪90年代新村原有的人口结构被打破。2008年，杨辰做项目时，新村内的外来人口占比达到近40%。问题也随之而来。租户中有很多人从事服务业，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凌晨两三点钟回家，洗完澡还会呼朋引伴喝上几杯，居民们十分反感。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让两拨人关系极为紧张。

尽管意见很大，但居民们只得选择适应，他们知道，自己不具备搬离这里的能力。在杨辰看来，实质上，他们也慢慢习得了融合之道，“外来人给本地人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服务，外面修理东西，要上百块，在这儿找个五金店，很少的钱就解决了”。杨辰说，他们就是看着不顺眼，又相互依存。

希望

在“工人二代”眼中，房屋承载得更多的是一种盼头。杨辰说：“他们都很希望房子动迁。因为曹杨新村处于普陀区的中心位置，周边的配套服务很好，如果能拆掉，补贴两套房子，一套给自己，一套给子女，很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004年，曹杨一村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016年，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作为一块重要的历史留存地，曹杨新村被保护起来。然而，生存在这里、寄希望于拆迁的人，内心对此满是抗拒。杨辰听居委会干部说过，有很多次政府来挂标牌，一晚上都不到，牌子就被扔进河里了。

究竟该如何平衡民生与遗产？针对老公房问题，除了保护，上海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房管局会依照此惯例来维护“工人新村”这样的小区。2010年恰逢世博会，曹杨新村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整饬。外墙、院落，都在那时有所更新。

红瓦白墙小楼房，我家住在美曹杨。/图虫创意

不过，居民们还是不满意，他们心里郁结的，是实用面积太小。杨辰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建村70周年，曹杨新村将迎来很大的变化。事实上，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他们给居民每月发放一笔补助，供他们在外租房。修葺过后，原本逼仄的公共空间就会彻底消失，变为独门独户。

在杨辰看来，这看似只是增加了三五平方米，却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居民能生活在原来的家园中，就算是出租，也能租出好价钱。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村’终于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不可复制的模式。”

8年前，曹杨新村村史馆正式开放。它用宏大的叙事，记录了村子的兴盛与衰微。这几年，负责人转变了思路，他们向村民征集老照片。他们觉得，是时候做一个曹杨新村的生活馆了。毕竟，只有穿过斑驳的历史，才得以洞见人的真实处境。

9月中下旬，第一批临时搬迁的居民就将重归“工人新村”。在村庆典礼上，他们大概会播放一些当年搬入时的老歌：“曹杨新村好风光，工人住宅的好榜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一幢幢的房屋宽敞又漂亮。”

在夕阳的余晖中，人们或许会像多年前那样，跟着节奏跳起欢快的舞步，迎接崭新的生活。而此时，那些过往的灿烂、断裂、弥合与再生，都将被封存在这片土地之上。

✎校对 | 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