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刀的税收分类编码(剪刀属于什么税收分类编码)

文/孙启新

宋朝以来，博山地区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之一，又有中国北方瓷都之誉。纵观博山陶瓷的历史进程，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烧造陶瓷的历史持续时间长，从古至今，传承有序；二是陶瓷生产范围大，各具特色，相映相辉；三是陶瓷技术工艺兼容包备，创新颇多。过往时光中，在博山陶瓷生产集中地的北岭、五龙、山头、窑广、八陡、福山、西河（旧属博山）等镇村当中，瓷窑比街，作坊同邻，陶瓷的生产制作过程和周边人家的生产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在这里，你可听得见老牛碾泥时赶牛人的吆喝声，泥浆池畔工人戽水的号子声，市场和街巷当中的叫卖声……到了晚间，窑炉高高的烟囱上吐出长长的火苗，如高大的火炬，把四周照得通红明亮。这里是一片陶瓷的世界，就连陶瓷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被人们利用地淋漓尽致。到处有用熔盆（匣钵）盖的房子，垒的院墙，砌的作坊。大大小小的熔盆还被人们用来盘炉子，当花盆用等等。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陶瓷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这就是陶瓷的世界，处处显示着陶瓷的魅力。

博山位于鲁中山地北部边缘，处于淄河、孝妇河发源地和上游地带，早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博山南部山区的石马、南博山、源泉、盆泉等地，都曾经发现过早期的文化遗存，陶器有夹砂红陶和灰陶等，器型有鬲、釜、罐、尖底瓶等，伴随石器有石铲、石刀、石斧、石墨盘等。在一些遗址当中，烧造陶器的窑炉多为在土台上挖制而成，下部侧面挖孔为烧柴的火口。在盆泉村的淄水南岸，有一处名叫“西地”的地方，过去曾有大量陶片堆积，陶器残片器型不一，均无使用痕迹，证明此地是远古时期烧造陶器的地方。在附近土层上，有排列整齐的圆形火坑痕迹，似是过去的陶窑。在距离盆泉村下游不远的北博山村，也曾发现有依靠土台而建的陶窑。上世纪70年代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整窑掩埋的大陶瓦，瓦面较为平直，形体大如小簸箕，整齐地码放在窑膛中。专家指出，这是一种早期的建筑大瓦，是覆压在房脊之上，用来压盖草苫用的。

淄水是中国历史上的名河。《尚书》和《史记》都对淄水有所记载。西周时期，齐国建都临淄，而博山南部山区的淄水上游，沿淄水一带称为“长峪道”，距离临淄城不足百里，是齐鲁之间的交通要道。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齐国的强大，与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内在的联系。齐国在临淄设立陶正机构来管理制陶业的生产和经营，必然也会对邻近地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博山南部山区淄水上游一带的早期陶器生产与齐国的发达强盛不无关系。

淄河源泉段全景/徐传国摄

博山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历史久远，而煤炭的伴生物陶瓷土储量巨大，这一自然条件为古代陶瓷产业的发展制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但是，博山的瓷业生产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一度成为历史之谜。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失，本地不少著名窑址如淄博市境内的淄川寨里窑、淄川磁村窑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而博山窑的历史记载，能见到的资料，有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青州府志》的记录：“磁器，出颜神镇，用赭黄二土作泥，窑碳烧成缸、罐、盆、瓮、碟、瓶、注，为郡境利用之资。”[1]这里也找不到关于博山陶瓷的起源。但博山陶瓷在历史长河之中，犹如一个舞动着的精灵，只要稍加注意，总会看到她若隐若现的影子。博山陶瓷又是一个幻化的文化符号，渗透在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清同治八年（1869），德国传教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到博山，在感叹博山是他目前为止遇到的唯一的工业城市的同时，敏锐地认识到“这儿的工业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萌芽，博山正是凭借它（指煤炭）在全国出名的”[2]。并指出博山的工业发达，还影响到周边和里外范围的广大地区。在博山，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除了煤炭，另一项具备规模的产业，就是陶瓷业的生产。明清交接时期，博山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在上百平方公里之内，陶场密布，规模宏大。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记载：“孝乡之瓷，出于山头、务店（五龙）者，碗钵为多；出于邀光（窑广）者，罐为多；出于八陡者，瓶壘为多；出于西河者，鱼缸、醯瓮为多。”[3]指出了陶瓷生产的地理分布和门类上的分工。同时还记载北岭 “其民多业瓷窑”，税务司街“其民多贩瓷器”，记录了当时博山陶瓷专业市场。其中的八陡、西河都在距离博山城区20里之处，证明了后来李希霍芬的调查准确。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记叙了与博山陶瓷相关的故事。其中《戏术》一篇讲的是利津县的李见田，当年在颜神镇闲游陶场，要购买大瓮，与卖陶人争执价格，不欢而散。到了晚上，卖陶人发现未曾出窑的大瓮全不见了，怀疑是李见田所为，只好千方百计找到他求情道歉。李见田方才透露，大瓮一个不少，都放在城区东南三里的峨眉山上。卖陶人雇人用小车整整运了三天，才把所有的大瓮运回来[4]。根据故事中的地理方位分析，此时的大瓮烧造地点是在孝妇河西岸的李家窑村。现在村内遗留的关帝庙碑有清代窑户的字号，也证实故事与实际位置相吻合。在聊斋故事中，还有《农妇》篇中，讲得是勇健如男子的农村妇女，自赴颜山贩陶瓷为业，能肩挑两个酿酒巨瓮，行走百里[5]。“颜神盅罐贫家用”[6]，也是蒲松龄在《日用俗字》中的记载。

清末刘鹗在其小说《老残游记》里，描写老残一个人到济南黑虎泉南的茶馆中喝茶，“进了茶馆，靠北窗坐下，就有一个茶房泡了一壶茉莉。茶壶都是宜兴的样子，都是本地仿照烧的”[7]。这里说的“本地”，是指山东本地，而“仿照烧”宜兴壶的地方，以博山最为出名。这种仿宜兴紫砂茶具，博山当地人称为“红泥”，是博山窑工匠利用石灰岩缝隙中的红胶泥为原料烧制的，与其说是仿照，倒不如说是“创造”，是充分利用了当地材料资源。而这种仿宜兴壶自清代开始，就大行其道，该类产品直至到上世纪60年代末，仍有生产，持续时间达百年之久。

《中国文艺辞典》在“中国陶瓷”条目中有“瓷在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各时代，均有杰出的作品表现于世，如郎窑、年窑以及山东的博山窑、江苏的宜兴窑等处，都出名品”[8]。可以发现，博山窑在清朝已经是名声鹊起，在国内占据了一席地位。山东省陶瓷公司编写的《淄博陶瓷大事记》也记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博山陶瓷业空前兴旺，北岭、务店、山头、窑广、八陡、福山、万山为当时的七大窑厂，产品各具特色，争奇斗艳。博山城内商旅辐至，已成为相当繁盛的陶瓷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9]。

清光绪三十年（1905），在实业救国大潮中，山东省府拨发库银两万两，在博山下河建立有官办窑厂性质的博山工艺传习所，研究改良瓷器。民国二十年（1931），又经山东省实业厅筹措，在博山大柳行庄的孝妇河东岸，原博山玻璃公司厂址建立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建厂的主旨在于通过试验改良陶瓷，并非以商业经营为主要目的。不过，当时陶瓷产品已有40多个品种，包括饮食器物、文具、化学用品、电瓷、卫生器等多个门类，每月出产“透明瓷器”6万余件，年产70余万件。模范窑业厂的建立，被视为山东陶瓷工业史上的创举[10]。这时的博山陶瓷行业，已经进入现代陶瓷领域，涉及范围广泛，在国内居先进水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占领博山的日本侵略者将山东模范窑业厂强行“买去”，阻断了博山陶瓷的发展进程。

博山的陶瓷还引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关注和热爱。路易·艾黎于1927年来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抗战后方和解放区内建立工业合作组织，辗转大半个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他在《瓷国游历记》说：“我第一次在山东徒步旅行时，就曾经到过博山，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当时在博山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煤矿，一些旧的间歇式圆窑生产着农村家庭所需的陶瓷，这些产品由小商贩在附近各具行销。我们同行几个人在山涧里洗涤，望着旁边一些庙宇的残垣断壁，对散落在一座碉堡周围的陶瓷碎片发生了兴趣。”[11]上世纪70年代中期，路易又到博山参观访问过博山的陶瓷企业。“这里主要生产一些深受国内外人所喜爱的精美瓷器。在北京时我经常买到这些产品，在这里能见到创造这些东西的人感到分外高兴”[12]。路易·艾黎深爱博山陶瓷并颇有见地，他在书中还写到：“山东博山的陶瓷远在外国支配势力——德、日在山东开发煤田之前，就已经存在。宋代博山制造的产品，近年来在山东省多处出土，这些出土的器皿是供当时的上层人士用的；实际上在宋代以前很久，博山附近就已能够生产陶器。人类通过劳动得到进步，陶瓷的发展记载了人类劳动创造性的进程。山东在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早期中，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博山现状也是日新月异的。”[13]他对博山陶瓷事业的复兴由衷地赞美和高兴，并对博山陶瓷的发展寄予厚望。

第一节 绵延千年分布广泛的陶瓷业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和空白，博山古代陶瓷生产的起源和具体的分布情况，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山陶瓷业日益兴起，许多陶瓷专家都对博山古代陶瓷的历史进行过探讨，期冀得到准确的答案。对于博山古代陶瓷的起源，过去所留存的信息只有两种较为模糊的说法。（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实业志•窑业之沿革》记到：“邑窑业之起时无考。相传自宋代即有用煤炭下层之土制粗罐碗盆，以供乡人需用者。原设窑于大街南头、李家窑、北岭等处。”[14]八陡《薛氏世谱》中有“始祖讳德祥，字云堂……陶于八陡……故于宋仁宗六年（1028）”的记载。说明八陡镇在宋代已经有了陶瓷业的生产。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记忆和传说当中，尽管博山陶瓷有着古老的历史，但无人看见过、发现过，发现的也仅是一些粗老笨重的坛坛罐罐而已。直到1978年，博山土产公司在孝妇河东岸的大街南头，因新建一座小楼房，在地基当中出土了不少瓷器的残片和大量的烧窑窑具。淄博市博物馆随即派员调查，确认此处是传说中的大街古代窑址。1982年6月，博物馆考古人员在窑址南段探出一条14×2米的探沟；同年10月又配合基建施工，在探沟的东南30米处，发掘清理出古代窑炉两座，获得了大量古代窑址生产遗物，掌握了大量的基本数据资料，考古成果《淄博市博山大街窑址》登载于1987年第9期《文物》杂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博山窑址正规科学的挖据，直到今天，也是唯一的一次。考古工作者对博山大街南头窑址考古作出的结论是，窑址的年代为北宋晚期到金元时期，出土的各种器物具有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属性，是一处古代民窑。此次考古挖掘，撩起了博山古代陶瓷的神秘面纱，证明了博山的陶瓷业生产已经具有千年的历史。然而，大街窑址的发现，只不过是博山古代陶瓷生产的冰山一角。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博山城区及周边地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地产开发，博山古代陶瓷终于慢慢显露出来，并惊艳于世，不断刷新着人们过去对古代陶瓷的猜想和观念。博山古代陶瓷的华丽现身，将一座具大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展现于世人面前。

宋伟东摄

博山城区位置在箕状盆地的底部，东、南、西三面环山，孝妇河大致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穿越城区，范河则由东向西从城区中心呈丁字形与孝妇河相汇，城区周围高，中间低，山泉密布，旧时有小泉城的美称。博山城区一带的古代陶瓷窑址，集中于孝妇河和范河两岸，几乎占据了古代老城的整个城区。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建造石城时，博山城区填平起高，将早期大面积窑址掩盖于城市之下，致使博山古代窑址的辉煌迷失于历史云烟，为后世所忘。按照现在的城区地理结构，博山古代窑址的分布状况，可基本划为大街窑址、北岭窑址、城里窑址、城西窑址以及五龙窑址。

博山窑厂全景（清末）佚名

一、大街窑址

大街窑址位于博山城区东部，沿孝妇河东岸南起大街南头，北至大街北口福门桥以东，东部至峨嵋山麓，呈狭长新月形分布。遗址南部生产遗物密集，北部稀疏，深度至地表下1-3米不等，生产年代起于宋代，止于元代。大街窑址陶瓷门类繁多，釉色装饰有青釉、黑釉、宋白釉、白底黑花、雨点釉、茶叶末釉、花釉、宋三彩等。器皿种类有日用器具的盆、盏、瓶、尊、炉、枕、钵、洗等，摆件装饰物类有仙人、佛像、仕女、兵俑、盆景、山景等，尤以玩具类种类繁多。这些玩具从工艺上来说，有手塑、模制两大类；从釉色上看，有宋三彩、白釉、茶叶末釉、花釉、白底黑花、护胎釉、素烧等；从表现题材上以玩偶类、动物类为多。大街窑址早期窑炉为小型土窑类，燃料为柴，后期为元代砖砌圆窑，燃料为煤，伴有大量煤渣。元代后，大街古窑停烧。

二、北岭窑址

北岭窑址位于博山城区东部的范河北岸，沿河北小山埠和范河作东西向分布，东至今博山至八陡的铁路以西，西至今北关村西部一带的孝妇河东岸。整个窑址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掩埋深度在地表下1-5米不等，大致为东北方位掩埋稍浅，西南方向掩埋为深，局部达6米。

北岭窑址的烧造年代为唐代至元代，遗址西部最深处曾经出土大量青釉实足碗，此类碗釉色偏黄，口沿处有划刻弦线，因火候过大，许多碗粘接在一起。烧制窑具有大型三角和五角支钉。北岭窑址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物件以白釉、黑釉、花釉器皿和各类玩具为多。窑址地下有多座元代窑炉被掩埋，从土层刨面上能看到坍塌窑炉内的白底黑花四系瓶残件，这些产品烧制后，并未从窑中取出，似乎说明当时发生了突发事件，窑炉被弃。这种情况，和传说中的八陡窑址状况相似。窑址出土遗物有瓷质制碗刮刀等，这些工具上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

北岭村西北角高埠上，曾有始建于宋代的博山地区规模最大的窑神庙，庙东部4米深土层中曾挖出过穹隆型古墓，出土有白釉碗、钵和宋代铜钱。庙东南角石铺大路青石板下，也曾出土过四系瓶，上覆以白底黑花“忍”字盆，瓶内有火化遗骨，周堆数百枚宋代铜钱。

明代起，北岭一带陶瓷生产座落于现代地表之上，村北村东曾有多座清代至民国期间的老式圆窑遗存，现村东一座为文物保护单位。北岭的陶瓷生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的博山电瓷厂。

三、城里窑址

城里窑址位于城区东部范河南岸，东起后乐桥西首，经东关街、县前街，西至新建一路，南至考院小学以西的中心路北侧，几乎覆盖于老城内的东面至西面的中心地带，埋藏深度在1至4米不等。整个窑址原地貌是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古代的龙泉水自东南向西北贯穿遗址中心。明代嘉靖年间建石城之后，整个窑址被埋于老城之下，龙泉水改为老城南墙和西墙的护城河。

城里窑址起于宋代，止于元代，现机关卫生所处地下曾出土大量叠烧窑具，有煤渣相伴。出土的印花盘模具背面上，刻有金代年款，为这类器物断代提供了依据，也证明博山古代陶瓷窑炉的燃煤是起源于金代。现博山法院法庭楼下，掩埋有元代窑炉两座，该处窑炉主要烧造黑釉、白釉、白底黑花等器物。遗址西北角有兔毫釉、立粉罐器物出土，质量上乘精致。老城北门曾出土大型石碾盘，直径5米以上，周圈为碾轧的深槽；又有严重磨损了的石碾砣，直径在1米以上。上世纪80年代曾对此进行挖掘，因无起重设备取出，遂将石碾砣与灰土夯压于住宅楼下。窑址西部两米下土层中，曾出土白釉双耳大罐，上覆黄釉印花大碗，罐内装满宋代崇宁大钱，重40余斤。

四、城西窑址

城西窑址位于博山城区西部，南起李家窑社区，北至税务街中段，沿孝妇河呈南北方向狭长分布。整个遗址西高东低，掩埋于地表1-3米之下。遗址中部即税务街西侧赵家后门一带，有唐代青釉瓷片和窑具的堆积。宋元时期，集中于西冶街南头及福门桥西部台地上，多见黑釉、白釉、白底黑花器皿堆积，出土遗物有砂石质陶车转盘，砂石质馒头形练泥锤等。税务街东侧有青石质陶碾辗轮出土，伴有大量的立粉瓷器残片，但线条纤细偏黄，器型有罐、瓶等物，胎体偏薄，似乎年代稍晚而近于明代，可与《颜山杂记》所记：“此街居民多贩瓷器”相印证。在遗址中部的小核桃园一带，曾见有大量的小型硝罐出土，器型完整，存放整齐，有的罐体上在烧造前就写有汉字编号，可见博山古代的琉璃生产与陶瓷业的发达不无关系。

清代，遗址南部（今李家窑社区一带）为烧造大缸的集中地，曾见有数座圆窑埋于地下，窑腔空间巨大。清末，在今纺织大厦位置施工时，曾有窑炉烟道挖出，建造规整，伴有大量的青花红彩鱼盘、茶具、痰盂残片出土，怀疑该处即清代末年的博山下河工艺传习所所在地。

博山馒头窑/王乃高摄

八陡窑址位于城区东南部10千米处。八陡在历史上以煤炭、冶铁、陶瓷等产业著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八陡镇，在山东博山县东南二十里。居民繁庶，为县中巨镇。”[15]和博山城区一样，八陡镇只是传说宋代已有了陶瓷生产，但一直未发现早期的大遗址。直至2000年前后，八陡镇因修建镇中心大道，方才揭露出掩盖于商业及住宅区下的古代窑址。该镇处在孝妇河支流范阳河的上游，河流把若干个自然村串联在一起，自东向西有东顶、北河口、阁子前、杏花崖、虎头崖等，旧时有“八陡街，五里长”的说法，宋元时期的窑址，多沿河分布在南岸，掩盖深度在地表下1-3米不等，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八陡窑烧造青釉、黑釉、白釉、酱釉、三彩釉、白底黑花等为主，并以立粉装饰、铁锈花、窑变釉见长。立粉线条装饰器物类有罐、各类大小执壶、瓶等，造型别致精美，而铁锈花、窑变釉类的碗和茶盏则多有精品。三彩釉则多见一种武士俑摆件，他们的坐骑有狮、驼、马等，但釉色偏暗，不及大街窑明丽鲜亮，显示了两地之间的差异。

明清时期，八陡窑主要以黑釉的酒罂醋瓶等类产品为主，与宋元时期已是大为不同。

八陡东顶村村东台地古窑，明代曾为青州衡王府专门烧造琉璃瓦，产品种类有筒瓦、板瓦、脊兽等，瓦当饰以五爪龙纹，釉色鲜亮，采用二次烧成法。因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现遗址已踪迹全无。

六、山头和窑广遗址

山头位于博山城区东部3千米处，是长期以来的陶瓷重镇。窑广现为山头镇行政村落，北部比邻山头。山头和窑广村直至目前仍未发现早期窑址迹象，但根据史料和多处族谱记载，两处的陶瓷生产最迟不会晚于明代。清末民初，山头窑以日用器皿、各种装饰摆件（包括儿童玩具）等生产为主，尤以红绿彩绘画装饰、青花大鱼盘、人物塑像等著称。该地陶艺名家工匠聚集，产品种类花样创新，为博山陶瓷的生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地现尚存旧时圆窑若干，是鲁中有名的古窑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山陶瓷厂、淄博美术陶瓷厂、山头美术陶厂汇聚于此，成为中国北方著名陶瓷产地。

七、万山窑址

万山窑址在今白塔镇南万山村，早期窑址在村南山涧之中，规模不大，所产多为白釉碗、茶托等，在器皿口沿处点以浅绿色斑装饰，苍翠淡雅，古意盎然。据出土残片推论得知，该处陶瓷生产始于宋代或更早。元代窑址位于村西南，过去掩埋于黄土断崖上的窑炉清晰可见，呈南北方向排列，曾有黑釉、白釉器物出土，亦见有手塑小动物玩具。此处还曾生产过白釉小口大缸等产品。元代后整个遗址停烧，遗址现已荡然无存。另外，南万山东北隔小河与东万山村相邻，自明代始，东万山村即为砂器生产地，是长期以来村民的生产副业，烧造有大、中、小不同型号的砂锅、提梁砂壶、药锅等。

南万山古窑遗址-徐传国拍摄

八、五龙窑址

五龙窑址在今五龙村，自明代起，此处即为陶瓷基地。村内窑神庙碑上有“缸窑”、“黄壶窑”的称谓，可知清代该地陶瓷生产的分类。民国年间，此处生产的酱缸、酱菜坛即远销至北京一带。五龙窑址曾有不少圆窑散落于民居当中，城市改造之后，已不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发展为现代工业陶瓷基地。

五龙村东北方向是后峪村，有小河自东向西从村中流过，河南岸建造居民楼时，曾有大量青釉残片出土，伴有三角支钉窑具，根据出土遗物分析，该地或许从唐代已经开始烧造瓷器。而后峪村西的孝妇河东岸，也曾有元代陶瓷生产迹象存在，这说明五龙村的陶瓷业当与上述两处存在一定的联系。

福山老窑

九、福山和西河窑址

福山村在博山城区东部5千米处。福山位于范阳河发源地，清代的窑神庙就建于泉源之旁。福山旧有“刮大碗”之名，是明清以来博山地区的又一处陶瓷重镇。据《淄博陶瓷工业大事记》载：“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博山县福山村窑业具有相当规模，生产陶瓷者有17家，窑炉28座。”[16]福山窑产品以黑釉、黄釉、酱釉系列为主，以瓷猫枕、“福”字“寿”字扁壶和青花大鱼盘知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有重点企业福山陶瓷厂。

西河位于博山城区东部10公里处，是博山地区明清至民国年间的煤炭、陶瓷重镇。1955年，西河镇划归淄川区。

注 释：

[1]（嘉靖）《青州府志·物产》，卷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20-21页。

[2]郭敏《李希霍芬对山东的考察》，孙立新等主编《海洋历史地理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3]（清）孙廷铨《颜山杂记》，《博山旧志集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4]（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5]（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537页。

[6]路大荒整理，（清）蒲松龄《日用俗字》，《蒲松龄集·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9页。

[7]（清）刘鹗《老残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8]孙俍工编《中国文艺词典》，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5年，第30页。

[9]山东省陶瓷公司编《淄博陶瓷工业大事记》（内部资料），1999年，第13页。

[10]（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博山旧志集成》第4册第492页。

[11]（新西兰）路易•艾黎《瓷国游历记》，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2]（新西兰）路易•艾黎《瓷国游历记》，第79页。

[13]（新西兰）路易•艾黎《瓷国游历记》，第78页。

[14]（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博山旧志集成》第4册第490页。

[15] 臧励龢等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第18页。

[16]《淄博陶瓷工业大事记》，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