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姚华松
上午没有早课的时候，我常去社区图书馆旁的潮汕粉面店吃早餐，一周2-3次，慢慢与老板阿康熟悉了。阿康24岁，广东潮州人，高一辍学后，随堂叔去了东莞一家模具厂做工，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于2020年5月辞工，来广州开店。
他请了三个帮手——两个堂弟，一个表姐，刨去三个人每月每人六千块的人工、店租、税费、水电、垃圾卫生等费用，他一年可以净赚18-20万，这个数目是之前收入的1.5-2倍。但他非常辛苦和忙碌，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购买和准备各种食材，晚上10点半打烊。
我一直以为，类似餐饮这种工作时间长且辛苦劳累的行业从业者，多是40-50岁的中年人，愿意吃这个苦头的年轻人，应该不多。阿康是例外，让我心生敬意。
我另外一个朋友阿珠，28岁，2017年大专毕业，去了一家外资企业做文员，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月薪六千。2019年10月开始，她下班后去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进货，然后在大学城一带摆卖小饰品、手机配件等，平均每晚也有100-200元不等的额外收入。
去年11月，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外贸订单减少等影响，她选择了辞职，与男友一起做起了专职流动摊贩，业务也从饰品扩展到卖地瓜、烧饼、炒粉炒面等。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很辛苦，经常得等到夜里10点或11点。而且，做流动摊贩的人太多了，竞争异常激烈。
但总体上，阿珠的收入较之从前有大幅增长，两年摆地摊，她攒了将近20万。
阿康和阿珠算是自主创业的典范，从前一个在工厂，一个在外企，工作相对正式和稳定。后来，她们都选择了自主创业，工种从正式或相对正式过渡到非正式或相对非正式，身份从员工变成老板，风险虽然更大了，但整体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与他们相比，“躺平族”或“摸鱼族”是当下另一种社会现象。在各种压力面前，少数年轻人选择得过且过，认为工作上过得去就行，用玩手机和打游戏消磨业余时间，热衷于赚快钱，没有远大理想与现实追求。
不少年轻人是言语的巨人，他们习惯性讨论与抱怨各种不公，对各种“卷”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却是行动的矮子。从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扭转当下不利局面的任何行动和改变。
阿康和阿珠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他们兑现青春的方式是奋斗与拼搏，他们身上的共同气质是不怕吃苦，不辞辛劳，敢于尝试，敢于挑战，有改变现实的勇气、决心和行动，很好地展现了当代青年人身上的精气神。
与两位闲聊，我也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目前的困惑。他们最大的难题不是辛苦，而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与有关部门缺乏有效勾连，他们基本没有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也鲜有机会得到相关部门的庇护及实质性的照顾。
创业之初缺乏资金时，他们就向亲友伸手借，他们很少去银行贷款；被城管驱赶时，她们就乖乖地离开，她们不想与城管起争执，因为她们觉得摆地摊基本都要面对这样的事，被驱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目的只有一个，让奋斗的年轻人有盼头、有奔头、有甜头。（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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