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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族文化宫标准图片(北京民族文化宫单位好不)

1959年10月1日,这天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伟大日子,9月30日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内举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国宴。


人民大会堂


这次国宴招待了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国内各界人士,人数多达5000余人,这也是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第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亮相,此次国宴决不容许出现一点闪失,否则丢掉的就是中国人的颜面。


9月28日,距离国宴正式召开只剩下30多个小时,“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福才接到消息:此次国宴由他策划和负责。


10年前的“开国第一宴”就是郑连福负责的,取得了圆满成功。除此之外,郑连福还有上千场宴会的设计和安排经验,当政府需要找宴会负责人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连福。



郑连福接到通知后不敢怠慢,因为1959年的国宴可不比1949年,49年的国宴参加人数只有600多人,贵宾包括中共中央干部、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无党派人士、工农代表等,在菜系选择上,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


相比于1959年的国宴,49年的“开国第一宴”更像是家宴,招待的大多是国内人士,而且人数也比1959年要少很多,相对来说,郑连福的压力肯定要小一些。


1959年的国宴,仅仅来自国内的贵宾就超过了4000人,再加上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政要外宾,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餐桌就要摆放500桌。


对于郑连福来说,他可犯了难。



人民会堂的宴会厅有7000多平,按理说,完全可以摆放500张桌子,但考虑到国宴的规格:30人的主宾席、乐队演奏空间、上菜通道、安全走廊等,算上这些,500张桌子就没地儿放了。


郑连福急得抓耳挠腮,豆大的汗珠不时掉了下来,他在想解决办法:要不减少宾客人数?


不行,国宴的参加人数早就定好了,不可能更改。或者增加每张桌子的席位,减少桌子的数量?想到这,郑连福觉得可以试试。


郑连福顾不上吃饭睡觉,拿着尺子在人民大会堂到处测量,设计桌子摆放最节省空间的方法,经过一整夜的测量和计算,郑连福有了最佳方案:撤掉30张桌子,然后在剩下的470多张桌子中,取300张桌子各增加一个席位。


这样一来,主宾席的位置也宽敞,还能预留空间给上菜通道,乐队演奏等等。


人民大会堂


郑连福将方案交给上级,获得了认可,不过几个小时后,郑连福再次被难住了:客人有将近5000人,但是服务员只有1200多名,宴会开始后,这么多人聚在一个宴会厅,很难保证上菜时会不会上错菜或者走错路,如果没规划好,服务员手忙脚乱的,搞不好还会撞到一起酿成事故。


郑连福有着上千场宴会的设计经验,他认为,这种隐患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参加宴会的人数越多,发生的概率越大。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一时之间,郑连福也束手无策。


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刚刚竣工,堂内只有厨师29人,服务员200多人,单靠这些人来服务五千多人的国宴贵宾,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相关部门找到以北京饭店为首的北京市各大饭店,将他们最优秀的服务员和厨师调到人民大会堂,交给郑连福指挥,最后人民大会堂内有1200多名服务员,198名厨师。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服务员和厨师来自不同饭店,各个饭店上菜标准和时间都不同,特别是1200多名服务员,他们没有经过统一培训,郑连福如何调配他们?


郑连福想到了扩音器,但很快被他否决,在国宴这样庄重的场合,他拿着扩音器大呼小叫,这算怎么回事?


郑连福只能将所有的服务员叫来,进行多次排练和演习,正所谓熟能生巧,多配合几次总归默契了吧。可是每次排练过程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还是没有贵宾入席的情况下,一旦国宴开始,数千名贵宾入席,服务员出错的概率更大。



就在这时,郑连福突然想到,在人民大会堂的路上,他看到了北京路上的红绿灯,为何不用红绿灯作指示器,引导服务员的行动呢?


郑连福让工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厨房和东西出入口安装了红黄绿三色灯,东西两侧的服务员都依照指示灯的颜色来行事:红灯是停止行动;黄灯是做好准备;绿灯是开始行动。


有了指示灯以后,彩排更加顺利了,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差错,郑连福对30日晚上的国宴充满信心。



9月30日,各国的政要陆续来到北京,郑连福也克服了众多困难,期待着晚上国宴的到来,突然一则消息传来,让郑连福到北京市公安局走一趟。


郑连福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他很快赶到了公安局,见到了传唤他的警察,警察对郑连福说:“我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进行了安全评估,宴会厅的吊顶多是木材建造,有火灾的隐患,希望你能更换国宴地址。”


郑连福一听懵圈了,更换地址?距离今晚的国宴已经不到10个小时了,你让我去哪找一个能容纳五千多人的地址?郑连福无奈把难处跟警察同志说明,警察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了市委机关。



9月30日中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渤接到一通电话,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让他去办公室一趟,沈渤到了刘仁的办公室后,看到了三位警察同志,沈渤心里一沉,意识到发生大事了,这时刘仁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民大会堂不安全,怎么回事?”


沈渤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建造的全过程,听到市委书记说人民大会堂不安全,他可着实吓了一跳,赶紧追问道:“怎么不安全了?”


公安局同志解释道:“不是人民会堂不安全,是宴会厅的火灾隐患较大,不安全。”沈渤听后很快就明白了。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修建一批公共建筑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这就是“国庆十大工程”


十大公共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


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10月28日动工,直到1959年8月31日竣工,仅280天左右完成主体工程,高峰期现场工人超过1.5万人,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


为了让9月30日的国宴顺利召开,工人对人民大会堂进行赶工装修,终于在1959年9月24日交付使用。从1959年起,中央决定以后每年的国庆宴会,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


由于建国初期经济紧张,全国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所以在建造人民大会堂时,顶棚使用的都是木龙骨架,木龙骨架属于易燃物,再加上顶部密布了无数电线,一旦发生短路,极有可能引发大火,在7000多平的宴会厅内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建设中的人民大会堂


沈渤向刘仁和警察同志说明了原因,然后对刘仁问道:“如果宴会厅不安全,晚上的国宴怎么办?”


刘仁叹了一口气:“我去请示周总理,实在不行,只能换地方了。”


沈渤沉默了,为了这次国宴,不知多少人付出了努力,更何况5000多人的宴会,怎么能说换就换,这要是传到国外去,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突然,沈渤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当即对刘仁下了保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一定是安全的!”沈渤亲自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他对施工质量有绝对的信心,更何况,他刚才还想到了一个后手。


刘仁


从市委办公室出来后,沈渤找来了机电科的电工,带着他们爬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顶棚,逐一排查木龙骨架附近的电线,将短路走火的风险降到最低,光是这样还不够,沈渤临时想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办法:


让50多名老电工手持棉被,分片部署在宴会厅顶层,一旦发现电线起火,迅速上前扑灭。


宴会开始后,沈渤就在宴会厅的二层走廊西北角,时刻关注着动向。



解决了火灾隐患后,郑连福也接到了通知:晚上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办。郑连福舒了一口气,他真怕国宴临时换址。


到了晚上七点,国家领导人,全国各界人士以及国外来宾陆续进入宴会厅,郑连福的内心一直很紧张,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宴会开始前,意外就来了。


一名服务员突然摔倒,手里的器具碎了一地,所幸没有客人看到,地板被迅速打扫干净,这个意外让郑连福更加紧张了,身上的衬衣都湿了大半。



宴会开始后,郑连福指挥着服务员和厨师,按时间控制上菜顺序,时不时还会抬头看看顶棚,生怕看到一点火星。


眼看着一切顺利,突然意外再次发生,后厨传来一阵爆炸声,警卫以为是恐怖袭击,大批人迅速冲进厨房,没想到是厨师操作失误,把锅炸飞了。


搞清楚爆炸原因后,郑连福赶紧冲向宴会厅,他担心爆炸声给国宴带来恐慌,等他来到宴会厅时,才发现一切正常,国宴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原来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演说,在场宾客无不鼓掌支持,热烈的掌声硬生生把后厨的爆炸声给盖掉了,所以宴会厅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之后的时间里,宴会厅再也没有出现过意外,宴会结束后,宾客们对这次国宴非常满意,赞誉声不绝于耳,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场看似正常的国宴背后,有多少人彻夜未眠,只为将最好的宴会展示给世人。


特别是郑连福,从9月28日接到任命开始,直到30日晚国宴结束,整整三天两夜他都没有睡过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不断出现未知问题需要他来解决,而通过这次国宴,郑连福也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宴会统筹和设计能力,那么郑连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郑连福是1918年出生的天津人,小时候读过3天私塾,因贫困辍学回家,父亲在北京一家饭店打杂,工资微薄无法养活一大家子,郑连福虽然年幼但却懂事,总是到附近的煤矿捡煤,帮别人放牛打杂,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13岁的时候,郑连福从天津来到北京投靠父亲,父亲托关系把郑连福送到一家“球房”工作,那个年代,有闲钱打球的都是权贵和外国人,如果服侍周到,讨得客人开心,可以得到不低的小费,但如果没有服侍好,也可能会引来主管的一顿毒打。


郑连福虽然年纪小,但是却没人同情他,不通人情世故的郑连福总是惹得客人不高兴,有时候还没等球房的主管来教训他,客人就把他打了一顿,在这种环境下,郑连福渐渐长大,转眼间就到了17岁,经过多年的历练,郑连福学会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球房的很多客人每次一来都点名要找郑连福。


不久后,郑连福离开了球房,来到北京饭店工作,凭借吃苦耐劳和处事圆滑的性格,郑连福在北京饭店一路晋升,最后成为了饭店的主管,北京饭店内所有的宴会都由他来统筹和规划。


北京饭店概述图


1949年10月1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决定举办一次国宴,地址正是北京饭店,而这次国宴的总负责人就是郑连福。


由于是“开国第一宴”,国家邀请了国内外600多名各界人士,周总理考虑到各界人士的不同口味,选择以咸甜适中的淮扬菜为主,为此还特意聘请了北京淮扬饭庄的九位著名厨师掌勺。


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陆续进入饭店,郑连福激动地看着这一幕,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自己居然可以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国家领袖,郑连福对这次的国宴下了很大功夫,而国宴也像他预想的那样圆满结束,郑连福也因此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的称号。



此后,郑连福更是策划了上千场大型宴会,他还参与了北京饭店宴会程序的定性研究工作,以及创造了“中餐西吃法”,俗话说“行行出状元”,郑连福在宴会服务这一行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1992年,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一次改造,在这次改造中,顶棚的木龙骨架换成了轻钢龙骨吊顶,如此一来,人民大会堂的火灾隐患被彻底解决,以后举办国宴时,再也不需要藏50多个大汉在顶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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