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改革试点已实施逾两最低价年，相关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市场化程度逐步提升，为后续改革创新提供宝贵经验。
但新的矛盾也在显现。比如有参与主体“穿新鞋走老路”，对注册制内涵理解不够透彻；注册制下，“新股上市首日不败”神话持续长达两年有余，价格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各市场主体责任承担并不均衡等。
根据券商中国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本周某地方证监局向拟上市公司、新上市的企业、券商、中介机构分别开展交流会，共有4场。该地方证监局局长、副局长等均有出席。
知情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此次开展座谈会目的主要是倾听业内声音，讨论目前注册制遇到的问题，展望下一步方向，旨在给证监会建言献策。
事实上，券商中国记者从不同监管渠道获悉，无论是证监会抑或交易所、地方证监局，已经注意到目前新股发行中出现的乱象。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随着各方矛盾逐渐放大，有必要重新审视相关制度的适用性。
一名深圳券商投行人士表示，从监管动向来看，近期监管层在向业内征询注册制改革意见。“主要是讨论大方向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可能是为未来推动注册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准备。”
修订新股定价制度呼声高
在券商投行人士看来，新股定价制度修订已变得迫在眉睫。
据了解，7月新股读客文化的上市情况备受市场关注，该公司以1.55元发行价格创下创业板开板以来新低，但上市首日高达1943%的涨幅同样创下本世纪最高记录。行情极致演绎令市场热议IPO价值发现机制失效。除读客文化以外，新股发行价格和发行市盈率持续走低，上市公司募资不足逐渐成为常态。
在前述提及的某地方证监局组织的座谈会在中，部分券商人士就提出新股定价制度的漏洞。
知情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透露，有券商投行人士反映，新股询价环节中有大量询价机构在最后几分钟内“集中报价”，且报出的价格普遍为低价，存在明显的抱团报价嫌疑。
谈及抱团报价问题，华南一名券商投行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解释，目前已经形成询价机构集中报低价的情况。“比如发行人的上市标准采用10亿市值，那询价结果可能就比10亿多一点。基本上机构投资者算准结果，既不会让发行人出现发行失败情况，但机构又可以在新股筹码上赚更多的钱。”
这也导致路演推介可能失效。在上述地方证监局组织的座谈会上，有券商投行人士称，投行辛辛苦苦写出几百页招股说明书，机构投资者很少认真看完。券商在向询价机构开推介会时，有投资者提问发行人的业务和产品主要是做什么，这就说明代表机构投资者的提问者，对发行人基本情况都没进行了解。
对此，有券商人士对新股询价制度提出建议，比如取消“剔除10%最高报价”，或香港是允许新增剔除一定比例的最低报价。也有建议注册公司称，保荐机构可向询价机构提供报价区间，要求最低价不能突破该区间的下限。
根据券商中国记者此前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的信息，监管部门拟从优化规则和加强监管两方面采取相关措施，维护良好发行秩序：
第一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完善股票发行定价、承销配售等相关制度规则，优化报价流程，平衡好发行人、承销机构、报价机构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市场化发行机制更有效发挥作用。
第二加强报价机构监管，规范报价行为，重点加大对串价等干扰发行定价行为的打击力度，及时出清不专业、不负责任的机构，督促报价机构完善内控机制，提高发行承销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呼吁审核过程应坚持重要性原则
注册制审核尺度的问题，也受到券商投行人士的关心。
据了解，今年1月3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IPO信披质量抽查，不久撤回率高达80%，引发要求市场广泛关注。
上半年投行人士普遍反映，审核收紧。为保证项目质量，有地方证监局提出，对于辅导工作要求基础上不放松、质量上不含糊、申报上不冒进、行动上不放弃。具体到监管举措中，要求投行严查发行人资金流水，取得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人所有银行卡等。
深圳有拟上市公司高管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为应对投行持续提出的各类核查要求，已感到身心俱疲。“上市过程像被扒层皮。”
年初，证监会还出台《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注册企业股东信息披露》，旨在查代持和公司利益输送，彼时有投行反映工作量巨大，穿透以后多达几十层架构；PE机构感到受挫。后来监管政策有所纠偏，明确拟IPO企业股东穿透核查的底线为10万股或持股比例0.01%。
在前述提到的某地方证最低价监局组织的券香港商座谈会中，有与会券商就谈到，注册制的审核要求变化较多。
会上有头部券商表示，今年春节以后，该公司接到赴港上市的需求明显增加，主要因为国内注册制审核从严以后，企业感觉预期不明朗，注册公司更愿意去香港上市。这也意味着，部分上市企业资源或分流至境外。
据了解，早在今年4月，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黄朝晖在公开场合谈及做香港市场和A股项目的体验时就表示，“基本上做一个A股项目，是香港市场项目的4-5倍工作量”，因为这些原因，很多项目有天然倾向在海外上市。他还谈到，国内投行要承担无限责任，需要预先赔付，然后再打官司，所以很多外国同行就不做这样的项目。
招商证券投行委在《资本市场前沿》撰文也提到，事前审核范围和深度增加客观上确实能够减少恶性造假案例，但随着IPO审核问询问题数量的增长和核查范围的扩大，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导致有些优质企业无法承受国内IPO核查程序要求的范围和深度而选择海外上市。
该文建议，适当减少事前审核范围和深度，审核过程中坚持重要性原则，增加审核包容度，对于事后发现存在重大问题的项目和企业予以严厉处罚，以此降低社会整体工作量，吸引优秀企业在国内上市。
中介机构责任边界亟待明确
此外，围绕中介机构责任边界的讨论，已经成为今年以在来的热门话题。有业内人士谈到，目前券商、会计所、律所等均是资本市场“看门人”，但当前重罚券商，不处罚或少处罚其他中介机构，容易助长“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今年“五洋债”一审判决结果、华泽钴镍虚假陈述案二审判决、中安消虚假陈述案二审判决等案件，也引发了业内对中介机构公司责任边界强烈关注和热议。
招商证券投行委撰文表示，中介机构责任承担的程度，应与过错程度相匹配，而非简单的连带责任，以促进各方的良性互动发展。券商、会计师、律师、评级机构要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权与责相匹配。
对于如何界定中介机构应承担多少比例的连带赔偿责任，多名业内人士呼吁最高院能出相关司法解释。
深圳一名券商投行人士表示，一方面中介机构责任边界不清；另一方面正由于边界模糊，所以各方会进行大量重复工作，保荐机构也要干律所和会计所的活。
根据征求意见稿，此次修订最大变化在于细化需要保荐注册机构进行复核的“重大事项”的标准。
“看了征求意见稿后，不确定未来在实务上是否能真正减少与其他中介机构的重复工作，这次协会是对业内一次比较好的回应。但在中介机构责任边界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华要求南一家小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