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国税局九所(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第九税务所)

六十年前，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同时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

同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大家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直到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胡思得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出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当时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欢呼。”李维新回忆，因为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头，“那时候这个事情还是保密的。”

胡思得感慨地说：“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走过来，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就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六个字。”

6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是科学态度。”李德元这样说。

接受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

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

“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李德元说，“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

这些“默默无闻”的青春岁月

才是历经岁月打磨也不会暗淡的青春

这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

是真正的国之脊梁！

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