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登记数据(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信息表)

适龄结婚人口基数减少是首要原因

“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主要人口群体是在1990年代出生和19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那是我国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期，出生人口规模明显小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指出，近年来结婚登记数增幅“由正变负，持续走低”，与适龄结婚群体出生时的人口生育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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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新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民服务中心内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人口流动带来“不稳定”与“不主动”

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们的结婚意愿。人口流动性加大，发展的区域性稳定性减弱，使年轻人“停下来”“静下来”恋爱相处的难度增大。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约有4.9亿人，流动人口为3.8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亿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亿人。

“两人恋爱，特别是建立夫妻关系，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需要双方当事人投入时间、精力去经营，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生活状态的某种不确定性，明显会影响情感状态的稳定与维系。”蒋月指出，不同区域间群体的“谈婚论嫁”，涉及彼此​原乡​生活习惯的适应与协调以及共同生活、事业的规划与选择，一旦处理不当，亲密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将大大增多，这样会导致恋爱双方的不稳定状态加剧，降低对未来婚姻的预期。

同时，人口流动也使更多年轻人远离原生家庭及亲朋故旧，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催婚”带来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年轻人多持晚婚晚育的观念，加之远离了父母亲戚的催婚和对其相亲交友的安排，主动和被动的婚姻需求都相对减少。对于很多经济独立的年轻女性来说，结婚的发展机会成本加大，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对婚姻持有‘不积极、不主动’的态度。”叶文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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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右）向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疫情之下 婚姻成本与情感失联增加

2021年结婚数的减少，也明显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叶文振强调，随着经济的下行，收入与就业均受到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中结婚需有房有车，这给予年轻人较大压力，婚后的生育成本也使双方对于结婚的考量更加谨慎，“结不起婚”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仍无法纾解。另外，疫情期间，年轻人的情感交流减少，难以准备婚礼及举办婚宴，对婚恋的发生、结婚的择期也会带来下行和推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离婚登记数为213.9万对，比去年的登记量（373.3万对）下降了约43%。有专家指出，根据国外经验，离婚率越高的地区，结婚率越低，但因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使得离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得到“稀释”，有利于树培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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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在登记结婚。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反思现代婚姻思潮 构建新型婚姻文化

叶文振总结，随着经济的发展，婚姻观念的变迁以及年轻群体新思潮的更迭，婚姻观念将更加多元、婚姻模式也更加多样。高学历的婚姻机会成本意识，离婚群体的负面示范效应，闺蜜、虚拟伴侣等对婚姻的“替代作用”，还有社会对“迟婚选择”“不婚主义”和“离婚单过”的包容……都在考验和挑战传统的婚姻关系。

“结婚男女对数减少，新生儿数量将相应减少，即使前几年结婚人口中有部分夫妻会有生育安排，但生育率大概率会继续下降。”蒋月强调，结婚数下降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不发生改变，预计2040年以后，我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社会养老压力加剧等突出问题。

蒋月建议：“提升婚姻意愿，鼓励结婚生育”的多项包容性政策亟待完善。“针对疫情对经济等的影响，可以从税收、住房等方面考虑加大公共政策杠杆倾斜，例如，以家庭计税，夫妻二人合并计税或者对已婚人口减免一定税费，家庭购房可以享受更多税费优惠，这样既可以减轻婚姻成本，也发挥了婚姻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