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来源：维基百科
杨昌济。来源：维基百科
毛泽东为延安大学题字。来源：延安大学
李敏与李讷姐妹珍贵合影。来源：快资讯
1949年8月至9月，新华社连续播发毛泽东写的五篇文章(社论)，严厉批驳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幕后总司令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政客的言论。来源：理论中国
毛泽东一生中对于孔子的态度完全是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除了看到孔子在历史上的贡献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孔子在现代的精神继承以及现代的改造、发展。
孔子、《论语》较之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具有“下学而上达”的特点，毛泽东对于孔子的“下学”与“上达”这两面都有深刻的把握。毛主席1964年2月在出席春节座谈会时指出，“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的传统不要丢。”
又具体解释说：
”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这些对于孔子的叙述都是结合《论语》中包括“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等多条的语录，深刻地把握了孔子“下学”的面向。
1938年初，毛泽东在出席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干部大会，勉励在座者，我们要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这是对于孔子的“上达”的期望。
我们还看到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评中寄寓的现代改造，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孔子虽是圣人，但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引用《论语》更进一步批评孔子及其弟子不实行劳动，他说：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劳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新道德，1939年毛泽东在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文给张闻天的信》提出了对于孔子的“知仁勇”的道德论的现代新诠释与现代改造，他说：
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毛泽东基于人民的历史观与道德论对于孔子加以了现代的改造，这一现代改造的精神与毛泽东所表彰的六祖慧能《坛经》的精神也是具有多方面的内在相通性的，一则是《坛经》对于佛教的改造，其中包括平民化，二则是平常心的立场与文风。
毛泽东视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而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38年初，毛泽东勉励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要学习孔夫子，并提出“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毛泽东深厚的历史意识、文明意识让“圣人”贯通古今。后之视毛泽东，不亦将如毛泽东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而同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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