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谎言织就的梦
1998年的独立节正好是星期六，节日加周末使平日繁华而繁忙的曼哈顿变得安宁而清静。纽约市警署的侦探们谁也没想到，两桩大案正在等着他们。
这天下午，隶属于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署的逃犯缉捕特别行动组的十几名侦探，被从各自家中的独立节烧烤野餐上紧急召回到位于曼哈顿的总部。联邦调查局特派员戴维·司托在会上告诉大家，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警署来电，要求纽约方面协助抓捕两名涉嫌诈骗和谋杀的通缉犯——娴泰·凯梅斯，女，64岁，肯尼·凯梅斯，男，23岁。
三个多月前的3月14日，一位捡破烂的流浪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垃圾箱里发现一具尸体。尸体装在一只大型超厚的黑色垃圾袋里，外面再用电缆胶布捆绑。死者名叫达威·卡兹丁，男，63岁，头颈及胸部多处中弹。从在其体内取出的子弹及其他线索查出，凶器是一把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枪主名叫思坦利·帕得逊，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筑工程师。6月27日，当洛杉矶警署主持此案的警官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拉斯维加斯辗转找到思坦利·帕得逊时，方知案发之前，手枪已经转到了名叫嫒伦和肯尼的母子手中。
一个月以后，1998年2月，肯尼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思坦利，让他再次将他们存放在家用仓库里的家具等物从拉斯维加斯运到洛杉矶，并请他顺便带去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肯尼最后在电话上问思坦利：“你能告诉我如何消声吗？”
“你为什么要消声？”思坦利问。
“我想在后院练习射击，但不好影响邻居们。”
“找一个土豆，用刀挖一个孔套在枪管上，和正规的消声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么简单？！”
到了洛杉矶，肯尼拿走了两支枪说是“试试火”，不久就送回来一支，并告诉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离开洛杉矶，肯尼既未付钱，也未办理枪支过户手续。思坦利心里嘀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因为嫒伦讲还会给他更多的工作，还要买更多的枪。
现在，思坦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询问了若干细节，并记下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地址电话。他们明确地告诉思坦利必须与当局合作，否则将以同谋问罪。
此时，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不过警方很快查出，这对母子姓凯梅斯，儿子叫肯尼不假，母亲的真名叫娴泰，此外她还有22个别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个“龙女士”的自封号。这位职业骗子的犯罪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后十余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窃、抢劫、奴役、伪造证件等等。肯尼则是在成年之后做了娴泰的帮凶。
被害人达威·卡兹丁曾经是肯尼已过世的父亲肯·凯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俩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当肯·凯梅斯为某些无法言说的目的而转移和隐瞒财产时，达威同意将肯在拉斯维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放在自己的名下。达威后来经营一处复印机行，被害之前他正准备退休。
严格地讲，洛杉矶警署尚无确凿证据逮捕凯梅斯母子，但犹他州却有一纸通缉令。娴泰和肯尼曾于当年2月在该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用一张非法支票骗购了一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
很快，思坦利·帕得逊接到了“嫒伦”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时间是7月2日早晨7点15分。“嫒伦”要他去纽约接管一幢叫做苏尔曼大厦的豪华公寓楼。她详细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赶走，等整幢公寓内外装修完毕后再重新招租，然后思坦利就是公寓楼的经理兼维修工程师。“嫒伦”特别关照思坦利再带去一些他的“玩具”——枪支。思坦利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挂断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洛杉矶警署。
后来“嫒伦”又给思坦利来过几次电话。直到独立节的头一天，7月3日晚上，他们终于讲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飞抵纽约，下榻希尔顿饭店，从那里再与“嫒伦”的手机联系。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按照事先与警方的约定，他从头到脚一身牛仔装扮，两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迎上前去。
“请问您是德韦特先生吗？”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号对答，“我中间的名字叫德韦特。”
思坦利被直接带到联邦调查局大楼28层的逃犯缉捕别动组总部。经过一小时的盘查后，他和戴维·司托率领的十几名侦探一起来到位于6街与西54道交叉处的希尔顿饭店。上午11点02分，思坦利开始拨打“嫒伦”——娴泰的手机，连续几次都无人接听，每次他都留言说他已到达希尔顿饭店。11点26分，娴泰终于回电，说他们正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大道上，车出了点故障，要两小时以后才能与思坦利见面。此后近三个小时娴泰的手机关机。
下午2点24分，思坦利再次与娴泰通上话，她说车还是有点问题，但她将尽量争取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希尔顿饭店。一直等到5点左右，娴泰才姗姗而来。她对思坦利说肯尼送车去修车铺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她带着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饮料，又到餐厅吃了点小吃，说是要等肯尼来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级餐馆大撮一顿。晚上7点过后，娴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侦探一拥而上，将三个人全铐了。待两辆警车分别载着娴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维·司托打开思坦利的手铐，又招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送他去机场。
警方从肯尼身上搜出好几张麦克司·休尔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此人是佛罗里达州的退休律师，还有一张墨尼·盖林的佛罗里达身份证，一张伊琳·苏尔曼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两串用红色指甲油做了各种记号的钥匙，和一张在6街与西44道相交处的地下停车场的交费收据，停车时间是当日下午6点40分。戴维·司托带着一名警员驾车赶到那里，正是那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上面还挂着犹他州的临时牌照。
当娴泰被捕时，警察马上收缴了她随身所带的一只异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内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整整1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只手机和若干伊琳·苏尔曼的证件和文件，包括护照、支票本等等。
“谁是伊琳·苏尔曼？”
“一个朋友，芭蕾舞演员。她有时候托我替她保管这些文件。”娴泰说。
同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曼哈顿的另一端，位于3街和东67道的第19区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杰夫·费格的房地产管理商的报警电话，称他的委托人，位于5街和东65道的豪华公寓苏尔曼大厦的业主，82岁高龄的富孀伊琳·苏尔曼失踪。杰夫·费格说他下午5点购物后回到家里，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苏尔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电话留言，说是在苏尔曼大厦里到处都找不着老太太。苏尔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几年来从未独自出过门。杰夫·费格当即给卡珞·翰莘回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往公寓楼打电话，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员阿兰赛丽·列微拉的声音听上去紧张而焦虑，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在电话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费格赶快去苏尔曼大厦。
值班警员建议费格先去公寓楼找找看。
杰夫·费格赶到苏尔曼大厦，阿兰赛丽告诉他，大部分房客都在这个节日周末离开了纽约，还留在公寓里的只有两位，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人，和1B房间的墨尼·盖林，服装设计师。彼得·雅各逊一如往常，下午1点从健身房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3点30分左右，然后出门去中心公园，一般要在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墨尼·盖林一贯行踪不定。
费格和阿兰赛丽上上下下反复两次搜遍了公寓的五个楼层和六楼的屋顶花园，用通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房门，只有一楼的1B房间无法打开，但还是不见伊琳·苏尔曼的踪影。在一楼1A房间苏尔曼夫人的办公套房里，费格注意到，通往里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的壁橱也敞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这都不是伊琳的习惯。伊琳通常放在壁橱顶层的1万美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杰夫·费格再次报警。很快，一辆警车停在了苏尔曼大厦门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侦探和紧急行动小组也相继到达。费格告诉警察，伊琳·苏尔曼个儿不高，红棕色头发，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红框眼镜。经公寓总管罗蒙·卡沙尔同意，警察强行打开了1B房间的门，粗粗搜查下来，里面除了两卷黑色电缆胶布外，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警方一面扩大搜查的范围，一面开始向伊琳·苏尔曼周围的人们调查访谈。他们得知伊琳生于1916年，她的母亲来自希腊，父亲是意大利后裔。伊琳自幼家境贫寒，在嗜赌又嗜酒的父亲弃妻抛女之后，母亲带着她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很快便在芭蕾舞团找到一份做服装的工作，并使女儿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伊琳从17岁开始登台演出，24岁时被观众中一位房地产商人沙缪尔·苏尔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29岁的伊琳·苏尔曼告别舞台后随丈夫周游世界，并很快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1980年，沙缪尔·苏尔曼去世时，给伊琳留下了上千万的财产。除了这幢价值数百万美元、年进项十几万的苏尔曼大厦，她在夏威夷的产业价值88万美元，年进项7万左右，在新泽西州的房产约83万，此外她还有好几万的存款和100多万美元的各种证券。
苏尔曼大厦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制作人外，还有医生、服装设计师、歌唱演员、室内乐队指挥及外国银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称艾娃的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正在为她的老板、服装设计师墨尼·盖林物色一处公寓，并说她是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鲁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苏尔曼把电话转给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麦勒奥。凡列莉告诉艾娃目前没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厅套房，并问艾娃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艾娃说：“我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在墨西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艾娃果然频频来电，每次都称是在不同的地方。5月底，当一位客人搬出后，艾娃终于如愿以偿地定下了一室一厅的1B房间。凡列莉告诉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应承道钱不是问题，并讲定墨尼·盖林将于6月14日迁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后三次来电话，打听大厦内有多少员工，各司何职，及其他房客的情况。
从墨尼·盖林搬进1B的第一天起，他诡秘的行踪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不允许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打扫、浇花，当他进出大厦时，总是蹑手蹑脚蹭着墙走，以躲开保安摄像探头。人们还不时发现他轻轻打开一条门缝，贴身站在那里似乎在偷听或监视。
伊琳·苏尔曼从不掩饰她对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讲墨尼·盖林“贼头鼠脑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监狱的气味”，是“不上档次的痞子”，甚至说“总感到墨尼在跟踪她”。警方后来在伊琳办公室的书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记，其中有几页是专写墨尼·盖林的。也许这位精明的苏尔曼夫人感觉到了什么，她用草图简单地勾勒出墨尼的轮廓，重点着墨于他向后梳的背头和有些变形的鼻子，并猜测他的年龄、身高和体重。在她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他6月14日搬入以来，有一男一女总来找他，有时还在这里过夜。那女的比他矮一头，但我只在摄像屏上见过她。”
伊琳·苏尔曼不止一次地向她的房地产管理人杰夫·费格谈起墨尼·盖林。7月4日，她失踪的前一天下午，伊琳和费格详细地讨论了如何起草一份正式逐客令，并在7月6日星期一那天，交给这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7月4日，独立节晚上，伊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派对，客人中有她的好朋友、画家兼记者卡珞·翰莘，服装设计师爱尔华·希克莱俐等。派对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散。
7月5日星期天，伊琳·苏尔曼在上午11点半打电话给她一位生病的朋友海伦·潘多拉基，11点40分在卡珞·翰莘的电话里留了言，11点45分左右吩咐阿兰赛丽洗衣服和到屋顶花园遛狗，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伊琳·苏尔曼活着。
从12点到下午2点，阿兰赛丽先在地下室的洗衣房里洗衣服，然后去顶楼花园遛狗、喂猫，再回到地下室的厨房。她先打电话回家听家里的电话留言，又给朋友们打了几个私人电话，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给自己做了两个热狗当午餐。
下午2点21分，卡珞·翰莘从教堂回家后听到了电话留言，马上给伊琳回电话，是阿兰赛丽接的。卡珞想伊琳大概在睡午觉。
4点40分左右，阿兰赛丽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在线的另一端说“不许和税务官说话”和“好好照顾她的狗”等等。阿兰赛丽赶紧打电话告诉卡珞·翰莘，卡珞说：“快去叫醒伊琳，别挂电话，我在这儿等着你。把乔治带上。”乔治是伊琳的狗的名字。
阿兰赛丽回来说她叫不醒伊琳。卡珞让她再去伊琳的1A房间，使劲拍门，大声嚷嚷。阿兰赛丽照着做了，但还是没有人应声。卡珞·翰莘立刻拨通了杰夫·费格的号码，在他的电话里留了言。
第二天，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消息出现在报纸头版和电视电台。大批军警搜遍了曼哈顿的中心公园，以及医院、停尸房、垃圾箱等所有可能藏匿或丢弃尸体的地方。老太太还没找到，当晚的新闻里又报道了另一则失踪案——刚搬入苏尔曼大厦1B房间不过三周的房客墨尼·盖林不知去向。如果说伊琳的日记和大厦工作人员的证词还不足以让警方把墨尼列为嫌疑对象，那这种差不多同时失踪的巧合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了。警方根据有关证人的描述为墨尼·盖林画了模拟像，并随晚间新闻一起在电视上播出。
7月7日，星期二，凌晨5点，曼哈顿东区的19警察分署接到来自曼哈顿西区的逃犯缉捕别动组的电话：“我想我们有你们正在寻找的人。”
至此，独立节期间的两桩大案合并而为一桩巨案。纽约警署正式通知洛杉矶警署和犹他警署，暂时不予引渡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
公众哗然，舆论哗然。有人形容当时的纽约传媒界就如同一群蚂蚁碰到一顿盛宴大餐，不知先吃什么好。太多的新闻要跟踪，太多的历史要挖掘。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各家的报道，甚至同一家的不同记者的报道，甚至同一记者的前后报道，全都有不一致的说法。就像娴泰·凯梅斯有22个名字一样，她有四个不同年月日的生日，她的母亲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她与肯尼的父亲肯·凯梅斯有三个不同的结婚日期，有人说她有两个孩子，另一些人说是三个……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娴泰本人在不同场合，或不同心境下，或为不同的目的而编造的不同故事。
1934年7月24日，娴泰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一户农家。有趣的是，来自印度的父亲和来自爱尔兰（或荷兰）的母亲给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在她生命的最初十年里，她叫娴泰·露易丝·圣格尔。
娴泰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到洛杉矶投亲靠友。不久，母亲便开始酗酒并沦为娼妓。孩子们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娴泰小小年纪便终日在大街上乞讨、游逛、偷东西。10岁那年，她因为偷了一块奶酪而被店主报警。几十年后的今天，达威·卡兹丁的尸体就是在那一片街区发现的。
娴泰家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店主是一对和善的夫妻，他们允许娴泰冬天在店里御寒，还不时给她一些吃的。奶酪事件发生后不久，店主夫妇征得娴泰母亲的同意，将她送到400多英里开外的内华达州首府卡桑城、老板娘的姐姐家里。这家的男主人爱德汶·恰勃是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军官，妻子玛莉曾是好莱坞的剧作家。这对40多岁的富裕夫妻没有自己的骨肉，在娴泰之前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比娴泰小四岁的男孩。和娴泰家一样，恰勃夫妇最早也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
娴泰在她的新家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和曾经求之而不得的温饱。唯一让她伤脑筋的是，学校里不时有同学打趣她的印度姓氏和西班牙名字。于是在她11岁那年，恰勃夫妇办完正式领养手续以后，娴泰为自己更名为姗娣·恰勃。姗娣是娴泰的英文念法，拼写几乎完全一样。后来她又引申出了姗提、姗卓等与姗娣相近的名字。
应该说姗娣的新生活是幸福的，她是学校拉拉队、合唱团和各种俱乐部的成员，曾参加竞选学生联合会部长一职，平均成绩B，每个周日和全家人一起去教堂。但她偶尔也旧病复发。16岁时，姗娣因在一家商店偷唇膏而被送进警署，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期间，她的生母曾专程从洛杉矶来看她，希望能接她回去，姗娣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多年后，她曾指责养父爱德汶·恰勃对她性骚扰，但因为是姗娣讲的话，可信度被大大地打了折扣。姗娣成年后很少与养父母来往，恰勃夫妇去世时她都没有露面。
姗娣在中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叫璐丝·坦尼，她俩毕业后曾一起进修秘书课程，并结伴去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后来尽管分道扬镳，但仍时有联系。璐丝不知道的是，娴泰后来曾多次使用璐丝·坦尼这个名字伪造支票和房地契、开设海外账户，甚至注册空头公司。
娴泰曾对人讲，她于1962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新闻系学习两年。后来又对另一些人说，她是在50年代中期在该校就读四年并获得一个学位。但是在桑塔芭芭拉分校的学生档案里查不到任何关于娴泰或是姗娣，或是姗卓，或是她用过的其他名字的记录。
没有多少人知道姗娣·恰勃的第一次婚姻。那是在1952年中学毕业后不久，她的同学李·波尔斯加入了美军。娴泰后来说，是那一身军服吸引了她，于是她谎称怀孕，催着李匆匆娶了她。这场骗局似的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场。
姗娣又回过头去找她中学时期的旧情人埃迪·沃尔克，他们于1957年11月，埃迪大学毕业之际结婚，然后双双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缅多。婚后姗娣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姗卓·露易丝·沃尔克，并开始做一些产品营销方面的工作。据埃迪·沃尔克后来回忆说，她干得非常好。埃迪最早和他的父亲一起做房屋装修，但姗卓觉得这还不够，她逼着埃迪拿了一个建筑学学位。后来埃迪成了一个不错的建筑师。
这期间，姗卓开始显出了她的坏脾气以及对排场、奢侈和豪华生活的追求。1960年圣诞节，她花去13万美元买礼物，这差不多是当时埃迪一年的收入。更令埃迪不解的是1961年2月12日发生的事。那天是星期天，夫妻俩走进一个购物中心没多久姗卓就不见了。埃迪后来找到中心经理才知道，姗卓因试图偷一把头发吹风机被警察带走了。埃迪赶到警署把妻子保释出来，说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买100个吹风机，你为什么要偷呢？姗卓说我想省钱。三天后，姗卓出庭受审并被罚款13125美元。这是她的第一次犯罪记录。
1961年的下半年，埃迪·沃尔克从百万富翁、房地产发展商伊万雷特·瓦格纳处承包建造三所房子，姗卓趁机进入瓦格纳的公司做了簿记秘书。第二年，埃迪因其工程款项经常短缺迟迟不到位而对瓦格纳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耽误的工期。这时他发现姗卓竟与比她大20多岁的伊万雷特·瓦格纳有了私情，而且在其他承包商中有谣言流传说姗卓截留了工程款项。
1963年9月27日，他们的儿子肯特·沃尔克出世。当埃迪赶到医院时，发现瓦格纳也在妻子的病房里。后来在一次夫妻争吵中，姗卓说肯特是瓦格纳的儿子，事后又抵赖说她没有说过这句话。
不久，伊万雷特·瓦格纳的妻子提出离婚，指责丈夫与姗卓通奸。这件事披露在当地报端，一时炒得沸沸扬扬，竟酿成一桩丑闻。沃尔克全家不得不离开沙加缅多，迁回姗卓儿时的流浪之地洛杉矶。
1965年，埃迪·沃尔克帮助姗卓用她的原名注册了一家“娴泰建筑咨询公司”，当然实际上很多具体的业务都是由埃迪在工作之余替她做的。然而，埃迪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其后一年多，他的业务账户三次透支，到银行查对时才知道，原来是姗卓伪造签名用支票提款。1965年12月29日，埃迪下班后发现妻子不知去向，家里只有保姆带着小肯特。等到很晚姗卓终于打电话回来了，说她因为非法使用10张别人的信用卡而被洛杉矶警方逮捕。第二天，1965年12月30日，洛杉矶郊区的纽瓦克警署找上门来，指控姗卓盗车。四天后，1966年1月3日，纽瓦克又送来另一张拘捕令，这次姗卓的罪名是，非法盗用他人账号购买大量物品，如衣服、鞋帽等。在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竟有连续三次犯罪记录，这种情形真是非常罕见。以下是当时一位律师对记者讲的一段话：
“我给你讲讲盗车的事吧。姗卓走进巴维列山庄一家卡迪莱克车行，说她看中了一辆白色敞篷车。和销售经理一起上路试开回来后，她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告诉那位经理先进去准备有关文件，她去找地方泊车，然后就堂而皇之地把车开走了。她开了三四个月，就好像那车是她自己的似的。等警方抓到她时，她竟然一脸无辜地说：‘他们让我试开，我这不正在试开吗？’”
1966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姗卓又与一个叫温莱德的男人混上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埃迪·沃尔克毅然离开了她们母子，搬到距洛杉矶东南100多英里处的棕榈泉。这当然不是姗卓希望的结局。她几次三番不辞辛苦往返数百英里，跑到埃迪的住处撒野捣乱，对埃迪软硬兼施。有一天，埃迪正在客厅看电视，忽听得卧室里传来玻璃碎裂之声，奔进去一看，原来是姗卓用石头砸破窗户翻墙入室。万般无奈，埃迪只得迁回到内华达州老家卡桑城。1967年5月1日，沃尔克夫妻正式分居。11月的一天，姗卓打电话给埃迪，说肯特被蛇咬伤危在旦夕。等埃迪搭乘头班飞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洛杉矶，姗卓在机场交给他一纸离婚书和若干页“协议”，要求埃迪每月付给她1400美元的赡养费。更令埃迪瞠目结舌的是，所有这些文件上都已经有了埃迪的签字。不难想象，一场法庭恶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9年12月8日，姗卓与埃迪持续了12年之久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离婚后，姗卓把自己的名字又改回到娴泰，但她仍然不愿意从埃迪的生活中退出。这年圣诞节，娴泰和温莱德到埃迪家接肯特，生性善良的埃迪提议大家一起去餐馆吃顿饭。娴泰和温莱德带着肯特开车前行，埃迪驾着自己的车尾随，行至一僻静处，前面的车突然停下。埃迪以为是他们的车出了故障，于是下车准备帮忙。孰料此时娴泰抓着一把枪从车里跳出来，对着埃迪就射。三响之后埃迪才反应过来，那枪里其实根本没装子弹。又是一出拙劣可笑的恶作剧。
娴泰在离婚期间继续犯罪。据警方档案记载，1968年11月15日和11月25日，她曾两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格林达尔和利维赛被捕。至此，娴泰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一共六起犯罪记录。
不知是由于她的诈骗之术高人一筹，还是因为她的如簧巧舌能说善辩，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却有一大堆犯罪记录的娴泰，居然在70年代初期被南加州一家叫做“健康管理组织（HMO）”的医疗保险公司聘为国会说客，即专攻参众两院的公关人员。在美国，各大财团公司都聘有国会说客，比如早年有烟草公司的说客告诉议员们吸烟是安全的，也有酿造业的说客试图让议员们立法降低青少年被允许饮酒的年龄。娴泰所代表的那家保险公司这次想要做的是让议员们相信，应该由他们，而不是医生，决定什么时候对病人施行手术。这种半是雄辩半是欺骗、既要口若悬河又需交际应酬的事，对娴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被派驻首都华盛顿特区，每日出入于参众两院，周旋于杯盏之间，使她与生俱来的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游刃有余。她逢人便递名片，逮着机会就吹嘘她与《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兼出版商凯瑟琳·格兰姆是至交，联合国印度籍的副秘书长西伟·那拉森翰是她儿子的教父，对另一些人又讲肯特的教父是著名律师，是后来在卡特总统组阁时担任文教卫生部长的约瑟夫·加利凡诺，她还说她和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萨尔特早年在老家就认识，与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亚伦·克兰斯顿曾是上下级，等等，等等。多年后，有好事的记者找到这些名人逐一查对，他们无一例外地否认这些说法，不少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娴泰。
将近30年后的1998年，当娴泰和她的儿子在纽约被捕时，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总统的丑闻正被媒体暴炒。不止一位记者拿当年的娴泰和当时的莫妮卡作比较。她俩都来自加利福尼亚，都是冲着华府的权与势而来，她俩都年轻漂亮妩媚轻佻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甚至连她俩那瀑布般的黑发和略显肥胖的腰身都是那么地相似。
娴泰和肯·凯梅斯是如何相遇相识的？有人说，是娴泰从一本《百万富翁》杂志上选中了独身的肯·凯梅斯作为她下一个涉猎的目标，也有人说，是凯梅斯想利用娴泰的关系混入华盛顿上流社会。总之，这两个趣味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
凯梅斯有几种不同的拼写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日耳曼姓氏。和娴泰一样，肯·凯梅斯也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只不过早了18年，与伊琳·苏尔曼同岁。他的全名叫肯尼思·卡瑟·凯梅斯，每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K。这三个K并非碰巧凑到一起的，据说肯的父亲生前曾是恶名昭著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的崇拜者，甚至极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在娴泰出生的那一年，凯梅斯举家西迁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圣奥昆峡谷区。肯·凯梅斯于二战期间加入美军，战争结束后，与比他小11岁的得克萨斯姑娘夏绿蒂相遇并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琳达，生于1946年；安德鲁，生于1949年。
肯与夏绿蒂夫妻俩省吃俭用白手起家，用干建筑工挣来的辛苦钱买下了第一块地皮。那时美国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兴建高速公路网。他们顺利地获得银行贷款，在那块靠近高速公路的地皮上建起了加利福尼亚乃至全美国最早的汽车旅馆之一。一举成功使他们一发不可收拾，到1960年初期，他们已拥有30多座沿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海岸的汽车旅馆及其他产业。
“男人有钱就变坏”。当肯再也不需要夏绿蒂像早年一样与他形影相随肩并肩地装修房屋时，他也不希望她参与他的各种应酬交际饭局派对。他总能找到什么理由把夏绿蒂留在家里，而自己却借口跑工程在外面一呆数月寻花问柳。而且吝啬小气财迷心窍的肯从不允许妻子过问凯梅斯家的财产，连零花钱都是按月发放。终于，1963年6月19日，夏绿蒂正式提出离婚。其实肯也早有此意，之所以迟迟未开口，是因为他转移隐瞒财产的计划迟迟未完成。这场离婚官司打了整整两年。工于心计又视钱如命的老肯在重金聘请的律师的策划下，一面口称不愿意离婚以拖延时间，继续在财产上做手脚，一面以重新装修房屋为借口，把自己的母亲和姨妈都弄到家里来与夏绿蒂同住。本来就脾气禀性不合的婆媳之间关系愈发紧张，而二对一的阵势更迫使夏绿蒂退步抽身离家出走，以至于到了1965年9月13日，当离婚判决正式下达时，夏绿蒂因为不住在家里，而没有得到她为之辛勤付出奋斗多年的凯梅斯房地产王国的一片瓦一寸地甚至一件家具。她只被允许开走那辆她已驾驶了四年的卡迪莱克，和总共78万美元的赡养费。就是这点钱肯也不愿意一次付清，而是每月付给夏绿蒂650美元，这在他们当时居住的洛杉矶根本就不够打发日子。夏绿蒂只好搬进新港海滩一间小小的公寓，又在附近一家家具店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她成了那里的室内设计师。
自从肯·凯梅斯遇到娴泰后，他的生意模式就改变了。当时美国正在准备纪念合众国独立200周年，国会成立了2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娴泰说服肯制作一幅有美国50州州旗图案的招贴画，成本不到1美元，售价10美元。他们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让美国所有的邮局和中小学教室都挂上这幅画，并专门为此注册了一个叫做“人民网”的公司。娴泰认为，要靠一幅一幅地卖画并不能赚大钱，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一些大财团设立的慈善机构，如洛克菲勒中心、福特基金会等等，出资赞助这项“爱国主义”活动，然后免费向中小学赠送。娴泰四处奔走为肯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以二战退伍兵兼百万富翁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发表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促销演说。肯自称是官方认可的“美国200周年荣誉大使”，是国会200周年特别委员会不拿薪水的雇员，并将自费周游世界各国，代表该委员会邀请政府首脑来美参加200周年庆典。有一次，娴泰和肯找借口来到特别委员会办公室，趁着肯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娴泰用办公室的电话向外四处拨打，以图使对方相信他们确实是该委员会成员，直到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予以制止。临走前，娴泰顺手偷走了印有特别委员会标记的信笺信封，其中一张有委员会主任签过名的废纸，后来被娴泰和肯多次复印伪造。
1974年2月26日，两位不速之客出现在福特副总统在布莱尔宫举行的外交宴会上。布莱尔宫位于白宫对面，是由总统邀请的国宾下榻处。谁也不知道没有请柬的娴泰和肯是如何躲过保安混入宴会的。那天娴泰身着一袭19世纪的白色晚礼服，头戴一顶白色无檐貂皮帽，右耳镶一颗硕大的莱茵石—— 一种用水晶仿制的钻石。这一身酷似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装扮，以及肯的那一头不合时宜的灌木丛般的长发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娴泰告诉一位客人，右耳镶钻石是她父亲的祖国印度的风俗；又对一位外交官夫人说，她的祖上是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当另一位客人直言他认识与会的所有其他人，但从未见过娴泰和肯时，娴泰堆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说：“多好啊，我们又多了一位新朋友。”娴泰和肯甚至得以和宴会的主人，当时的副总统后来的总统福特夫妇交谈拍照，但最终还是被总统侍卫队礼貌地“请”出了大门。
两人又来到与布莱尔宫相邻的史密桑尼亚学院任尼克画馆，这里正在为该学院院长任职10周年举行晚宴。娴泰和肯若无其事地试图往里闯，被工作人员制止。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几家报纸登出了两个骗子擅闯国宴的报道。娴泰对此早有准备，在接受采访时她对记者说，他们本来是要去任尼克画馆送招贴画样品的，但遇上一位英文不好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也听不明白他们要去的地方，娴泰只得对他说是在布莱尔宫附近。结果出租车把他们带到了布莱尔宫，他们却误认为那儿是任尼克画馆，随着赴宴的人流进到了里面。等后来匆匆赶到任尼克画馆时，他们才发现把招贴画样品忘在布莱尔宫了。
没过几天，娴泰和肯又闯进西德大使馆为新任保加尼亚驻美大使接风的鸡尾酒会。几分钟后，当他们正端着酒杯与客人谈笑风生时，西德大使夫人走上前来，问他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老练的娴泰反问大使夫人这里是不是比利时大使馆。大使夫人以为他们真的是弄错了，立刻派司机用使馆的豪华礼宾车送娴泰和肯去比利时使馆。
比利时大使馆一片漆黑，但娴泰仍然镇定自若地按响了门铃。她对开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应邀来参加晚宴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晚宴在大使家中举行，娴泰和肯又让西德司机送他们去比利时大使家。
比利时大使为他们开了门，以为他们是大使夫人邀请的客人。不一会儿，大使得知他们不过是两位不速之客，便非常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不起，这是私人晚宴。不过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再呆几分钟。”等到撤除第一道菜时，娴泰请求在他们离去之前，允许肯就合众国200周年庆典和招贴画发表一则短短的讲话。这一次大使拒绝了她。
事后娴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是2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助理告诉他们，应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特别是如果肯·凯梅斯打算去各国邀请政府首脑的话，并建议他们从比利时大使馆开始。那位主任助理则称他只与娴泰打过一次交道，就是制止她使用办公室的电话。
两位“闯宴客”很快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200周年特别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照会娴泰和肯立即停止使用该会标记及有关物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场“荣誉大使”的闹剧在华盛顿媒体的一片抨击声中匆匆结束。“人民网”公司制作的招贴画只卖掉5000幅，还有200万幅堆放在仓库里。
按说娴泰傍上了肯·凯梅斯这样一位大款，过上了百万富翁的奢侈日子，应该金盆洗手，不再干那些鸡鸣狗盗坑蒙拐骗的勾当。其实不然。1972年4月26日、8月10日和1974年9月27日，她先后三次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棕榈泉和新港海滩因偷窃和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拘捕。
肯知道这些吗？他的家人说：“他当然知道。他和娴泰一样，只要遇到有顺手牵羊白占便宜的机会，便会情不自禁地手心发痒。在这一点上，他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75年3月24日，年逾40的娴泰为肯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也给孩子起了一个三K党式的名字，小肯尼思·卡林·凯梅斯，昵称肯尼。中间的卡林是娴泰哥哥的名字。娴泰在第一次婚姻破裂后与好友璐丝·坦尼初闯加利福尼亚时，曾说起她夜里多次梦到父亲和哥哥。她告诉璐丝，在她的梦里，父亲是一位东印度王子。后来娴泰专程去犹他州找卡林，当看见哥哥一身油腻地在一个加油站工作时，娴泰大失所望。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卡林，从此她几乎不再提起他。
据娴泰自己说，八年后，1983年，她又生下了肯的另一个儿子，这个名叫肯尼安的孩子在墨西哥被送给别人领养了。至于原因，多年后娴泰对一位法庭指定为她作诊断的心理医生说：“我的丈夫已67岁了，受不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成天在身边吵闹，以及刷奶瓶换尿布之类的琐事。”但凯梅斯家人却不以为然。肯的女儿琳达·凯梅斯说：“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亲生骨肉。那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是娴泰跟别的男人生的。”
肯尼出世以后，娴泰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娴泰·凯梅斯，但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凯梅斯夫人？据说娴泰一直不依不饶地缠着肯要嫁给他。尽管肯有过不少女人，但他总是与她们中间的每一位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不愿意外人染指凯梅斯家族的财产，对娴泰也不例外。但娴泰可不管这些，她到处跟人讲她与肯已结为夫妻。娴泰先是说他们于1971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结婚，对另一些人又说是在墨西哥的提瓦纳。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婚期变成了1981年4月5日，地点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后来在她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娴泰又称她和肯是在1984年结的婚。娴泰确实有一张日期为1981年4月5日，她与肯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证书。经肯的女儿琳达聘请的笔迹专家鉴定，结婚证书上肯·凯梅斯的签名纯属伪造。至于肯的态度，尽管步入暮年后娴泰能在许多事情上左右他，但她始终无法说服或强迫肯与她结婚。肯曾经对夏威夷一位经营房地产的朋友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女人。她想从我的身上把每一分钱都榨干，但是我要把财产留给孩子们。”
正是因为这一点，娴泰一开始就把肯与夏绿蒂所生的两个孩子视为眼中钉，而肯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女儿琳达也一直不接受娴泰。两个女人如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是省油的灯。娴泰曾状告琳达在她的车里放进一条毒蛇企图置她于死地，琳达则认定娴泰在肯的食物里下安眠药和慢性毒药。有一次琳达丢了工作，她怀疑是娴泰背地里捣的鬼，因为她听同事说娴泰到过她工作的公司，于是她想找娴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听说娴泰去了一家酒吧，琳达一路寻去。进得酒吧门，琳达看见娴泰与一男子坐在角落处的“火车厢”里，娴泰的手正在那男子的大腿上摩挲。琳达开口刚要说明来意，娴泰突然尖声怪叫道：“她要杀我！她要杀我！”一面冲出“火车厢”满酒吧乱窜。保安只好请琳达出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娴泰与琳达及凯梅斯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愈加恶化。数年后，年迈的肯差不多完全被娴泰隔断了他与家人的联系。
1980年2月，在那一系列闯宴事件后的第六年，肯与娴泰带着5岁的肯尼重返华盛顿特区，同行的还有保姆及男女佣人各一名。他们下榻康涅狄格大街的五月花豪华酒店，这里离白宫只需步行5分钟。
2月3日晚，二人在离五月花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旅馆的餐厅里，顺手偷走了一件价值200美元的深色纯毛西装上衣。衣服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约翰·布兹的商人。他把上衣搭在座椅的靠背上，等他从洗手间出来衣服就没影儿了。
两天后，肯与娴泰来到五月花酒店一楼一间名为“乡间小镇”的钢琴酒吧。凑巧的是，在肯拥有的30多家汽车旅馆中也有一处叫“乡间小镇”。那天晚上，罗伯特和凯瑟琳·肯沃夫妇正在酒吧里与几位朋友聚会。肯沃夫人漫不经心地将她价值一万美元的深棕色貂皮大衣放在身后的椅子上。他们的邻桌，是从加州来华盛顿出差的惠普公司高级主管查尔斯·科兰，和他在五月花邂逅的来自俄勒冈州的任娜·卡恩玛。任娜一进酒吧就注意到了娴泰，因为，任娜后来回忆说：“很明显，她不光衣着打扮，而且言谈举止处处摹仿大影星伊丽莎白·泰勒。”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查尔斯和任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娴泰和肯不动声色地换坐到肯沃夫妇身后的桌子，当肯四处张望注意其他客人时，娴泰走过去旁若无人地拿起肯沃夫人的貂皮大衣披在身上，再把自己的白色貂皮大衣披在深棕色大衣的外面。那天很冷，气温低达19华氏度，即摄氏零下7度。娴泰披着两件大衣很快与肯离开了酒吧。几分钟后他俩又重新出现时，娴泰身上一件大衣也没有了。娴泰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踱到邻桌与肯沃夫妇寒暄了几句，然后才与肯双双再次离开酒吧。
肯沃夫人直到和朋友们道别时才发现貂皮大衣失踪。他们立刻叫来了酒店保安。查尔斯和任娜讲述了他们所看到的整个经过，最后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及时告诉肯沃夫妇，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久，特区警方闻讯赶到，根据查尔斯和任娜所描述的“一个胖胖的伊丽莎白·泰勒”，酒店工作人员马上查找到娴泰和肯在四楼的套房。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搜到约翰·布兹的纯毛西装上衣，和三件只剩下毛皮的毛皮大衣，包括一件纯白色狐皮大衣和一件香槟色貂皮大衣，大衣的内衬和品牌标签等都已用剪子胡乱剪去，以至于警方明知这些都是盗来之物，却无法确认失主。
警方查遍整间套房，但始终找不到肯沃夫人的深棕色貂皮大衣。这时，一名侦探注意到一扇窗户半开着。出于好奇，他推开窗户探出头去，在强力手电的照射下，发现地上有一团布样的东西，正是那件貂皮大衣的缎子衬里。几天后，一位保洁工在套房近旁的一台制冰机后面找到被揉成一团的貂皮。
这件事无疑又引起华府新闻界的一阵热闹。记者们倒腾出六年前的老账，戏称这桩案子为“Minky Business(貂皮事件)”，与英文中的Monkey Business(胡闹、欺骗、恶作剧)，听上去发音非常接近。和六年前一样，娴泰也有自己的说法：
“是我的貂皮大衣丢了。我一共带来了四件毛皮大衣，因为华盛顿比加利福尼亚冷得多。头天我们在一楼饭厅用餐时，我把一件貂皮大衣忘在那儿了。第二天我找到饭厅经理，他拿出一件来，那质量跟我的那件简直没法比。我们正准备报警……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堂堂一个百万富翁的老婆会偷一件貂皮大衣？！”
不管怎么样，娴泰和肯双双被拘捕，被控的罪名分别是偷窃价值1万美元和200美元的物品。第二天，他们的律师为他们分别缴纳了保释金后，两个人一起飞回夏威夷候审。同年8月，法院通知肯出庭，肯的律师以其身体欠佳为由要求延期，后来又一延再延，直至原告约翰·布兹去世而撤诉。
娴泰的案子也同样以所谓健康的理由而一再拖延。在娴泰交给法院的证明材料中，至少有两封医生签署的关于娴泰刚好要在开庭期间动手术的信，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和15次延期后，貂皮盗窃案终于在1985年7月11日正式开庭。六天的审理过程中，娴泰天天穿着伊丽莎白·泰勒风格的晚礼服在被告席上就座，脸上是她惯有的无辜表情，就好像小学生坐在大学课堂上似的，一副不懂又努力想弄懂的样子。7月18日上午审理结束，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下午2点半，当陪审团通知法官他们已作出裁决时，娴泰却不知去向，连她的律师也找不着她。经过1小时的等待，法官决定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宣布裁决。不出众人所料，娴泰被裁决有罪。法官当即签发逮捕令并设定保释罚金5万美元。
3天后，7月21日，娴泰给法官和她的律师各发了一封电报，称她在7月18日午饭时遭遇车祸，人事不省地被人送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一所医院的急诊室。混乱中她丢掉了装有身份证明的手提包，所以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何人。等数小时后伤势稳定，她马上飞回加利福尼亚找自己的医生继续治疗。
娴泰当时不知道，加利福尼亚也有一张逮捕令正在等着她，这次她被指控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极为稀罕的奴役罪。
肯·凯梅斯吝啬而节俭，他和夏绿蒂当年只在洛杉矶附近的桑坦纳有一栋住宅。自从娴泰进入他的生活后，肯按照娴泰的想法购置了5处遍布美国国内外的房产，分别在洛杉矶的新港海滩、夏威夷的檀香山、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以及巴哈马群岛的新普罗维登岛和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
70年代，娴泰特别喜欢住在墨西哥，因为那里的人工与美国相比极为便宜。她和肯在加勒比海岸的住宅里有一大批佣人、管家、厨子、司机、保姆、花匠、清洁工等等，令她有一种帝王般的感觉。后来她开始把其中部分佣人带回美国，再后来她专门在墨西哥城走街串巷找寻十几岁的贫穷姑娘，许以高薪外带食宿，然后瞒过移民局将她们偷运过海关带进美国，安置在各处住宅里。有几次，娴泰甚至以1500美元的收费专门替人偷带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
这些女孩子大多是文盲而且不通英文。娴泰威胁她们不能逃跑，否则移民局抓着会被递解出境。她们被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半夜。她们得不到一分钱薪水而且经常挨打受骂。
1985年7月，娴泰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名女佣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翻墙逃到邻居家中。她含着眼泪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邻人替她报警。
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在檀香山住宅的墨西哥女佣也请求邻居芭微莉·斯通帮助她逃跑。“她每天当牛做马奴隶般地干活儿，但凯梅斯家从未付她一分钱。她的身上有烫伤。”芭微莉告诉警方。
那时候娴泰和肯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纳租住了一套公寓。8月初的一天，他们在那里的一位女佣莫莉亚·维斯卡兹用对方付款方式打电话给她在桑坦纳的亲戚，诉说她在凯梅斯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请求为她报警。这位不懂英文的姑娘甚至不知道她身在何处，警方只得靠那个电话查找她所在的城市和地址。莫莉亚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娴泰在美国本土聘用的女佣。她于当年6月1日在圣地亚哥一个求职中心接受了这份工作，从那以后两个月，她的亲戚和家人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她打来这个电话。
1985年8月3日，娴泰从华盛顿逃回加州后不足3周，她与肯在拉荷纳再次双双被拘捕，尔后押解到圣地亚哥。奴役罪实在是太罕见了，以至于他们在聘请律师时颇费周折，有的律师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罪名。他们最后终于聘到的一位律师坦承他从未接手过这类案子，只得现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自1977年以来，全美共有过15起奴役案。在加利福尼亚，上一桩奴役案发生于1982年，26名偷渡入境的印度尼西亚人被蛇头以每人3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巴维列山庄的大户人家当佣人。
根据情节的轻重，法官为肯·凯梅斯设定10万美元保释金。于是在圣地亚哥监狱度过了三星期后，肯交款出狱候审。但法官拒绝保释娴泰。经华盛顿、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三方法庭协商，娴泰最后被引渡到著名的赌城受审。鉴于上次华盛顿的教训，拉斯维加斯警方对娴泰镣铐加身严密看守。
1985年圣诞节前夕，娴泰开始向监狱当局称病，诉说的症状包括：头痛、晕眩、肠痉挛、高血压、视力减退、皮肤干燥、双腿浮肿、阴道瘙痒、面部麻木、口臭、牙痛、脚趾脱臼等等。圣诞节的第二天，狱方派看守押送她到内华达纪念医院就诊，三天后，娴泰再次逃跑。
为三州协调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很快查寻到娴泰的行踪。娴泰逃跑的当天晚上借宿在一位名叫西娜·彼肖普的酒吧女郎的公寓里，她告诉西娜她是被释放出狱的。后来她又打电话给她的中学好友璐丝·坦尼，说是要去看她。璐丝家当时住在雷诺城，离拉斯维加斯约400英里。西娜·彼肖普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几天后，当娴泰再次与西娜电话联系时，西娜把娴泰约到她工作的酒吧。这一次轮到娴泰上当了。她还没来得及踏进酒吧的门槛，就在停车场被缉拿归案。
押解娴泰去医院的女警员因涉嫌受贿7000美元协助犯人逃跑而被解除公职。
娴泰奴役案的开庭成了当地两家报纸的头条新闻，连全国三大电视网也播发了消息。对大多数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在现代社会拥有奴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故事。
近10名曾经在娴泰手下当女佣的姑娘走上证人席，在翻译的帮助下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她们中的每一位到了凯梅斯家以后，都被迫在一张英文写成的契约文书上签字，契约的一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你在我们这里最好是开心一点，因为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永远不得离开这里。”姑娘们众口一词地谴责娴泰拒付曾许诺给她们的工资和每周两天的休息日，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不允许她们与家人联系，不允许使用电话，动辄对她们打骂体罚，甚至不允许她们辞工。好几位姑娘向法庭出示了她们身上被娴泰烫伤的伤痕。以下是部分女佣的证词：
玛丽雅·沙迦多——
每次娴泰外出时，都把家里唯一的电话拆成两半，分别藏在抽屉和衣橱里。有一次娴泰一拳打在她的脸上。玛丽雅后来砸开窗户翻墙逃走。
安娜·索利亚罗——
到凯梅斯家的第一天，娴泰从她的手提包里搜走了所有的证件。
有一次安娜给家里写信，娴泰主动提出替她去寄，结果把信给扣下了。安娜后来和玛丽雅一起跳窗逃跑。
多洛莉丝·维斯卡兹——
娴泰曾持枪威胁她，还骂她是蠢猪。有一次多洛莉丝因烤焦了面包而挨打。还有一次她生病不能干活，娴泰趁她洗澡的时候用烫水浇她。
蒙丽贝尔·兰米利兹——
娴泰曾经用熨斗烙她，还把她锁在壁橱里关了一个通宵。
凯梅斯家的家庭教师梅珞蒂·科茨告诉法庭，她亲眼看见娴泰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的耳光，还抓掉了她的头发。梅珞蒂说，有一次娴泰派她去墨西哥物色女佣，告诉她要挑老实听话不懂英语的姑娘以便于管教，还教她如何带着那些墨西哥女孩子从圣地亚哥的海边溜过来，以避开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
被告方传唤的证人都是娴泰的亲朋好友。他们说凯梅斯家里确实经常门窗紧闭戒备森严，但那并不是为了对付女佣们，而是防范其他的人。比如肯·凯梅斯的家人就一直企图加害于娴泰和她的儿子肯尼。这些证人们在法庭上又讲述了一遍娴泰在车里发现毒蛇的故事，以及某夜有人进入娴泰的办公室，用血在墙上写下威胁恐吓的话，还画了一幅一个人上吊的图。据这些证人讲，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凯梅斯家的女佣被限制行动自由，女佣们完全有机会向别人诉说她们的遭遇，也有机会离开凯梅斯家，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联合起来告上法庭，显然是想在百万富翁身上狠狠地敲诈一笔。
于是，公诉方又请出另一位证人——凯梅斯家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克利斯·卡拉莫洛。他说有一次，娴泰的一位女佣逃到他那里，用西班牙语向他求救。他听了她的悲惨遭遇决定帮助她。当克利斯去凯梅斯家取姑娘的物品时，娴泰声称姑娘签有合同不得随便离开。直到克利斯威胁要报警，娴泰的口气才软了下来。后来克利斯送姑娘到机场，替她买了去圣地亚哥的机票。
经过11天的审理，陪审团在1986年2月的最后一天作出裁决，娴泰被起诉的16项罪名中有14项成立，包括奴役、虐待、非法拥有奴隶，偷运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在关押期间逃跑等等。另外两项因所涉及的女佣在凯梅斯家工作不到5天而撤诉。4月中旬，娴泰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同时，法院要求娴泰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肯·凯梅斯因健康原因缺席审判。他被陪审团裁决有罪，罚款7万美元，免除刑事处分。
据肯尼儿时的伙伴们回忆，娴泰蹲监狱的那段时间被肯尼称为他的“黄金时代”。在肯尼小的时候，娴泰一方面把他交给保姆、佣人和家庭教师，自己对儿子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独断专行地将肯尼与世隔绝，不准他上幼儿园，去学校，甚至不许他与别的孩子玩耍。自从1985年秋天，娴泰进了“联邦俱乐部”——肯·凯梅斯这样对儿子解释母亲的去向——肯尼终于能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到拉斯维加斯的圣维亚小学念书。同学们很喜欢去肯尼家在吉隆尼摩路的那座大宅子里玩耍。孩子们至今还记得，肯尼的父亲看上去很老，跟别的孩子的祖父差不多。老肯一反平日的小气财迷，对儿子的朋友们宽容大度。他经常领他们去麦当劳或必胜客，有一次还带着几个孩子坐飞机到洛杉矶，住进豪华宾馆，在全美首富的巴维列山庄为孩子们买了几千美元的东西。
此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肯·凯梅斯趁着娴泰不在跟前，将占自己财富近一半的大量现金偷偷转移到美国境外，存入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上的一些银行里。这些银行和瑞士银行一样，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1989年年初，娴泰被提前释放出狱。年迈的肯几乎无法、也无力拒绝娴泰再次踏进凯梅斯家的大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果然，父子俩平静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娴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14岁的肯尼从毕休浦·戈曼中学退学，由娴泰重新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第二件事是搬家，理由是，她无颜以刑满释放犯的身份与旧邻相处，需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底细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些改变当然都少不了频繁而剧烈的争吵，为了退学的事，肯尼甚至和母亲动了手。还有一次，据肯尼讲，娴泰和肯都喝了不少酒，娴泰用一只威士忌瓶子砸破了肯的头，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但肯尼说，更多的争吵是为了给肯特的钱。娴泰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肯特·沃尔克不断地问她要钱，娴泰于是不断地向肯施加压力。有一次肯特拿走了10万美元，不到半年又要20万。肯问他：“上次给的那10万元呢？”肯特无言以对。多年后，肯特·沃尔克在他口述的《诈骗犯之子》一书中称，继父肯·凯梅斯对他很好，不但出资供他上了大学，而且帮他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了自己的吸尘器销售公司。
1990年7月，娴泰为凯梅斯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房子向楚波保险公司投保一百万美元。填写保险申请书时，她自称名叫卡娅塔·凯梅斯，是娴泰和肯·凯梅斯的女儿。换句话说，她自称是自己的女儿。
与此同时，她雇了一位律师兼朋友埃尔蒙·荷迩格林。娴泰与埃尔蒙早在1978年就认识了，当时也是这栋檀香山的房子被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烧去了一角。埃尔蒙是保险公司主管赔偿的部门经理，由于他的努力，公司全额赔付了凯梅斯家的损失。现年59岁的埃尔蒙早已是今非昔比，因为离婚和几次投资失误而债台高筑。
1990年9月初的劳动节长周末期间，有人看见老肯开着租来的货车搬运家具。9月16日深夜，那座价值百万的豪宅被一把无名火烧成灰烬。娴泰马上向楚波保险公司索赔火灾损失，以及据娴泰称，火灾之前在一场抢劫案中丢失的家具等物。
几周后，埃尔蒙酒后失言，向朋友泄漏了娴泰以3000美元雇他纵火的事。次年1月，美国的另一执法机构，烟酒枪支管理局，取得了埃尔蒙的口供，并要求他秘密录下娴泰关于纵火案的谈话作为证据。但埃尔蒙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开始对朋友们讲，他可能被联邦调查局列入证人保护计划。
1991年1月底，埃尔蒙告诉烟酒枪支管理局，娴泰和肯·凯梅斯邀请他一起去哥斯达黎加看几块地皮。临行前他曾给儿子打了电话，此后埃尔蒙便失踪了，再没有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巨宅纵火案也从此断了线索。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娴泰和肯一直是埃尔蒙·荷迩格林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但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无法采取行动。
楚波保险公司因为1978年那场疑问犹存的火灾，以及娴泰和肯的若干犯罪记录而拒付赔偿。娴泰在几次交涉无效后，气急败坏地从夏威夷直奔楚波总部所在的新泽西州华伦市，跑到办公室和总裁丁·奥赫的住处捣乱。一次，她以姗卓·恰勃的名字谎称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要求到奥赫家的豪华住宅里拍摄一集电视连续剧。另一次，她亲自登门给奥赫家送上一大束象征死亡的白色百合花，吓得奥赫夫人赶紧雇保镖日夜看护。不几日，保镖在半夜3点左右看见有人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转悠。第二天一早，奥赫夫人在她的车旁发现一只巨大的死乌鸦。不久，娴泰得知丁·奥赫外出开会，便一路跟踪到了旧金山，从凌晨4点开始不停地往丁住的旅馆房间里打电话。终于有一天，娴泰混进了楚波保险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她对丁·奥赫编造了一个荒诞离奇的夏威夷黑社会的故事，说她如何被黑帮追逐，那伙人如何到她家里抢劫，如何烧掉了她的房子。又说这伙黑帮曾经杀害了她一位朋友17岁的儿子后碎尸数段，并取其中一段寄给孩子的父亲。还说她另一位朋友12岁的儿子如何神秘失踪死不见尸。奥赫夫妇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好是17岁和12岁。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娴泰走到丁·奥赫跟前，逼视着他的眼睛说：“谁要是敢和夏威夷黑帮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几天后，丁·奥赫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娴泰骚扰罪。娴泰被迫停止要求赔偿，以换取丁撤诉。
娴泰很快就知道了肯把现金转移到了海外，她也知道早在1961年肯就立下遗嘱，将毕生财富尽数留给琳达和安德鲁，这也是肯与夏绿蒂离婚协议中的一部分。在肯与娴泰相处的20多年里，他从未打算过更改遗嘱，但为了满足娴泰购置多处住宅的要求，以及支付接二连三的官司，肯不得不一座接一座地卖掉他的汽车旅馆。即使如此，肯此时的身价也仍在1000万美元以上。肯还在加利福尼亚许多不错的地段拥有一些地皮，其中最值钱的要数位于桑塔芭芭拉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59年，肯与他的生意搭档乔恩·缪勒合伙买下了这片原名“韦特庄园”的地皮。10年后，肯从乔恩手中买断“韦特庄园”，并更名为“桑塔马利亚产业”。这块地处桑塔芭芭拉富豪区的黄金地段可规划建造170余座私人豪宅，在未开发时也价值300万美元以上，为不少发展商看好，也成了娴泰试图掠取的目标。
离开拉斯维加斯后，娴泰和肯父子搬到了桑塔芭芭拉。娴泰对人说，她此次搬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肯尼进入她曾经就读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二是要处理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事宜。
肯尼进大学时父母为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四轮驱动吉普。不像其他有具体目标，或为将来生计打算的学生一进大学便选定专业那样，富家子弟肯尼·凯梅斯只是随心所欲地挑了几门课，包括他所喜欢的电脑。不过与他同住在学生宿舍的其他年轻人觉得他学习认真，人也还算老实，没有太多的纨绔习性。
1994年3月28日中午时分，娴泰让肯和大儿子肯特·沃尔克等在车里，自己走进一家威尔士马车银行。待她办完事出来，77岁的肯·凯梅斯已停止了呼吸。娴泰母子马上叫来救护车把肯送进医院，但医生宣布肯已经死亡。事后娴泰曾扬言要状告救护车公司未及时赶到而耽误了抢救。
肯·凯梅斯的一生令人叹息。有人说，如果当初他对结发妻子夏绿蒂不是那么苛刻，也许他的后半生会过得好些。肯曾经是二战老兵，更是靠自己奋斗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但自从和娴泰厮混在一起之后，不仅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有在那场耗时两年的离婚官司中锱铢必较地从夏绿蒂手里夺过来的家产，被娴泰挥霍掉了许多，而且还背上了犯罪的黑锅。虽不说身败名裂，也毁了前半生的英名。肯·凯梅斯去世以后，娴泰的阴影仍然驱之不散，继续笼罩着他。
老肯的过世意味着遗嘱生效，对娴泰和肯尼母子俩而言，则意味着与凯梅斯家族的财产绝缘。于是，娴泰便利用肯的死亡证书大做文章。她谎称肯曾上过4年大学，把肯的父亲的名字查尔斯写成卡瑟，把肯的母亲的名字Neoma拼成Naomi。在死者的生前地址一栏，她填写上拉斯维加斯的一只邮政信箱。更离奇的是，她把洛杉矶一位与肯·凯梅斯同名同姓、但仍然健在的大活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相当于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填写到肯的死亡证书上。
这一招瞒天过海果然有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肯的家人、亲朋好友、甚至律师都不知道肯已经不在人世。如果有人打电话或见面时问起，娴泰早就编好了一大堆理由，“他住在巴哈马群岛”，“他去日本跑工程了”，实在搪塞不过就来一句“他病得很重，医生不让打扰”。娴泰亟需这段时间在肯的财产上做手脚。她甚至感到人手不够，于是再次让肯尼退学。她也很需要肯尼的电脑技能。
娴泰把自己用差不多毕生的时间学来的诈骗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她教他如何伪造房地产文件，如何应付和欺骗保险公司，如何用不属于自己的产业骗取银行贷款，再把债务转移到第三者头上，如何模仿冒充他人，等等，等等。娴泰还物色了一位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娜萘蒂·维柯斯基，出钱让她考取了公证人的执照，并帮她开设了公证业务，每月还付给她250美元。从此，娜萘蒂成了娴泰的私人公证员，为娴泰伪造的许多文件盖了公证图章。
娴泰和肯尼首先在老肯的业务档案中寻找有关银行账户的资料，一旦有了账号，他们就可以在提款单上伪造肯的签名提取现金，或通过电子转账把大笔的款项转移到别的户头。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些资金直接转到自己的名下，否则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琳达和安德鲁得知父亲已经过世，清查遗产时很容易发现这些纰漏。为了洗钱，娴泰和肯尼专程到南美几个国家，用假名秘密设立了若干银行账户。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将近两年，1996年年初，位于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市的海湾联合银行觉察到了肯·凯梅斯在该行的三个账户的这种异常资金往来。其母公司、位于科曼岛的第一科曼银行，遂派主管审计的副总裁、阿拉伯裔的海外银行法专家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前往调查。为了笼络收买赛德，娴泰母子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加勒比互联网业务”的公司，让赛德以“最惠贸易合作者”的身份加盟。
1996年9月4日，赛德再次飞赴拿骚与娴泰二人会晤。他下榻的芮迪森宾馆离娴泰和肯尼的住处不到200码，约合180多米。事前他曾告诉过海湾联合银行的两位同事，当晚要与娴泰母子在附近的安佐西雅牛排海鲜馆共进晚餐。根据芮迪森宾馆电子钥匙卡使用记录提供的情况，赛德的507号房间在9月4日傍晚6点33分开过一次门，第二天早晨7点34分又开过一次门。上午8点47分，保洁工进屋打扫时发现有些异常。宾馆保安在10点42分打开房门查看，赛德的行李一件不剩，整个房间就跟没人住过似的，而电脑记录显示赛德根本就没有退房。
赛德·彼拉尔·阿穆德就这样连同行李一块儿失踪了。有人在9月4日晚看见赛德到过娴泰的住处，安佐西雅的员工们也证实他们在一起吃过晚饭。芮迪森宾馆前台的一位接待员后来从警方出示的照片上认出了肯尼，说此人曾冒名赛德，谎称钥匙丢了，向这位接待员要备用钥匙。接待员当时拒绝了肯尼的要求，因为他认识赛德。根据若干证人提供的情况，巴哈马警方立刻将二位凯梅斯列为本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全岛通缉，但此时娴泰、肯尼也已踪影全无，并从此再未踏上过巴哈马的土壤。
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回到了美国本土，落脚在离巴哈马最近的、仅50海里之遥的佛罗里达州。
1997年年初，娴泰拿走了女佣唐娜·劳逊的各种证件，然后在珞地达尔堡用唐娜·劳逊的名字和虚构的地址办了一张身份证。她还给了自己一个新的生日，1943年7月11日。只有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娴泰本人。
5月的一天，便衣侦探荷塞·阿尔方索在一家商店看见娴泰偷偷地把几只莱芙蓉唇膏塞进手提包里。当荷塞亮出警徽时，娴泰尖声大叫，说荷塞非礼她。肯尼闻声赶到抓过提包与荷塞扭打成一团，娴泰趁机夺门而逃，肯尼也随后脱身逃跑。荷塞紧追不舍，在路人的指点下，终将携带提包的肯尼擒获。
肯尼被指控结伙抢劫、妨碍公务、拒捕、殴打执法人员及协助其他罪犯逃跑等多项罪名。他先是以沉默相对抗，后用一张伪造的身份证骗过警方。不久，一位律师赶到警署，用1万美元保释金赎出了肯尼。
当警方根据手提包里的身份证件通缉“唐娜·劳逊”时，发现这同一个女人还与一起盗车案有关。同年2月3日，“唐娜·劳逊”在黛坦纳一家租车公司签了两天的租车合同，把车开走后就连人带车再也找不着了，因为身份证上的地址、年龄和社会安全号全是假的。
6月12日下午，一名自称唐娜·劳逊的妇女来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的护照办公室，说是要办护照去巴哈马群岛。工作人员先是觉得这个要求挺奇怪，因为美国公民去巴哈马是不需要护照的，就和在美国国内旅行一样，继而发现她的名字在通缉犯之列。等工作人员把通缉令打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不像。眼前这位“劳动大姐”和荷塞·阿尔方索所描述的那个“模仿伊丽莎白·泰勒”的女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经仔细盘查方知，来者是娴泰的女佣，真正的唐娜·劳逊。娴泰这次是要派她去拿骚“打扫凯梅斯家在那里的房子”。
警方直到现在才把涉嫌赛德·阿穆德失踪案的娴泰，与抢劫及盗车案里的“唐娜”联系起来，并为错失良机而扼腕不已。等他们根据唐娜·劳逊提供的地址火速赶到娴泰二人租住的公寓时，只见敞开的旅行箱中散乱着衣裤杂物，桌子上摊放着各种空白表格，厨房的盘子里是吃剩了一半的午餐，水槽里堆满了用过的锅碗瓢盆，还有几顶假发扔在地上。房东太太告诉警方，在他们到达前10分钟左右，娴泰和肯尼已经从后门溜走了。
荷塞·阿尔方索后来说：“我当初就直觉地感到这不仅仅是偷盗，肯定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情况。那几只莱芙蓉唇膏总共才值19美元，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保持沉默拒绝回答问题的。”
过了大约半年后，娴泰和肯尼又回到佛罗里达。1997年12月的一天，两人走进位于西棕榈海滩的敖克温金融公司，冒名达威·卡兹丁，用凯梅斯家在拉斯维加斯的房产作抵押，获取贷款28万美元。
多年前，老肯·凯梅斯因为他的富有而无端招来许多是非，于是决定转移和隐瞒一些财产。他请求把这处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暂时”放到达威名下。肯曾经照顾过达威的生意，达威碍于这笔人情债同意了肯的要求。肯在世时从未因这所房子给达威带来过任何麻烦。过了一段时间，达威要求把他的名字从房契上去掉，肯答应说他会办的。达威一向信任老肯，所以也没再多问，久而久之，他差不多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1998年1月23日，他收到敖克温金融公司寄来的第一年12个月的分期付款账单，才知道他的名字还在房契上。28万美元贷款，937%的利息，30年分期付款，每月要支付近3000美元。达威一头雾水，打电话到银行查询，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娴泰经手办的，而且娴泰已经提走了十几万现金，贷款的另一半转到娜萘蒂·维柯斯基名下的账户。娴泰把现金存入位于加勒比海安提瓜岛的安提瓜银行，后来这笔钱都用来支付了纽约的律师费。
在一次晚餐上，达威·卡兹丁向一位做保险的朋友谈起这件事。这位朋友也和娴泰打过交道，他对达威直言忠告道：“达威，你最好不要追查这件事，否则她可能会杀了你。”
达威不相信，他觉得这太危言耸听了。他还是给娴泰打了电话，告诉她如果不把他的名字从房契和贷款文件上去掉，他就要报警。达威和娴泰在电话上吵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达威对他的律师斐尔·伊顿说：“这个女人简直是神经病。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达威·卡兹丁收到贷款账单之前的1月中旬，娴泰用他的名字向“消防队员基金会”保险公司为这栋房子投保了最高额度的火灾险。接到达威的电话后，娴泰遂将房契和保险单上的名字改为弗兰克·麦卡林。此人本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浪汉，娴泰在慈善机构“救世军”做义工时，把他和其他无家可归者从收容所领到家中做仆人。1月下旬，失业的建筑工程师思坦利·帕得逊应聘为娴泰搬家，娴泰让他先把所有的家什拉到附近一个租来的家用贮藏仓库里，然后再分四次运往洛杉矶。
1月31日，吉隆尼摩路那栋有14间卧室的大宅，和七年前夏威夷的房子一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消防队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嗅出每一间屋子都被泼洒过汽油。保险公司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房子刚刚易主为弗兰克·麦卡林，但贷款合同上的名字仍是达威·卡兹丁。当保险公司要求与达威面谈时，娴泰和肯尼让弗兰克冒充达威赴约。后来，保险公司以纵火为由拒付赔偿。娴泰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她也不是十分在乎，因为这栋房子即使不烧掉，迟早也会归到琳达和安德鲁名下。
2月的一天，娴泰带着她的私人公证员娜萘蒂·维柯斯基来到洛杉矶附近的圣佛南多谷，达威·卡兹丁就住在这里的格林纳达山庄。她们在街口停下车，娴泰自己躲在车里，让娜萘蒂过去摁达威家的门铃。等达威应声开门，娜萘蒂警告他说：“你必须得缴付那笔贷款。别痴心妄想以为你会赖掉这笔账。”
几天后，当思坦利·帕得逊再次从拉斯维加斯给他们往洛杉矶运家具时，肯尼吩咐他带来了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
1998年2月中旬，娴泰打电话向犹他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订购了一辆林肯高级轿车。已过世的肯·凯梅斯是派克威的老主顾，他曾经从那里买过两辆车。车行老板詹姆·布来科仑也见过娴泰，那是在1993年，詹姆到拉斯维加斯的吉隆尼摩路给肯送第二辆车——银色林肯。这次娴泰要了一辆97年的墨绿色林肯，这是一辆所谓的“回收车”。顾客买回新车后发现有一点小毛病，厂家福特汽车公司把车收回去调好再重新出售，价钱比同类型的新车便宜，而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派克威车行要价3万美元，娴泰杀到28万，再把那辆93年的银色林肯折旧换新，差价是1497350美元。娴泰要车行把车送到贝列尔，那是洛杉矶的一处高级住宅区。2月初，娴泰和肯尼分别用姗娣和墨尼·盖林的化名刚在那里租下了半幢房子，房子的另一半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意大利摄影师丹妮娜·斯卡拉蒙莎。
詹姆·布来科仑不知道肯已过世四年，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和肯谈谈这笔交易。娴泰说：“他在洗澡，没法听电话。”詹姆还是觉得不踏实，过了约摸半小时，他又打电话找肯，娴泰说：“你晚了一步，他刚去机场，要到日本盖一座新宾馆。”詹姆向娴泰要她的地址，娴泰推说这个地方不好找，等车到了洛杉矶再联系，到时候她会详细地告诉司机怎么走。
2月27日，派克威的司机到了洛杉矶后，娴泰让他把车开到巴维列山庄的维尔希饭店与她碰头，她在那里订下了一桌500美元的酒席。席间娴泰交给司机一张威尔士马车银行的1497350美元的支票，还有100美元的现金作为司机的小费。
没几天，詹姆·布来科仑打来电话告诉娴泰支票跳票，娴泰轻松地说：“甭着急，我这就给你寄一张好的来。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喝得太多，写错支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黑色的卡迪莱克，我儿子想要一辆……”
如此来回好几次，到后来娴泰竟然翻脸耍赖，说林肯车漏油等等，派克威车行只好告到法院。所幸的是，他们知道娴泰的真名实姓。
丹妮娜·斯卡拉蒙莎觉得她的两位新邻居怪怪的。比如他们那辆崭新的林肯从来不进自家车库，总是泊在邻居的车道上。再比如那个叫“姗娣”的女人说过，他们的男管家弗兰克·麦卡林是个聋哑人，但后来丹妮娜明明看见他和“墨尼·盖林”说话。有一天，丹妮娜趁四周无人，在一个角落堵住了弗兰克，问他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弗兰克警告她说娴泰和肯尼都是“坏人”，他们在丹妮娜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还说：“别再和我说话，他们知道了饶不了我。”
3月8日，乘两位凯梅斯开车回拉斯维加斯之机，丹妮娜和她的一位“骑摩托的剽悍女友”姬尔·加伦潜入娴泰的卧室，在空调通风口后面安装了一只微型摄像机。
第二天，娴泰和肯尼从拉斯维加斯带回来一个叫肖·利托的汉子，他也是娴泰从流浪汉收容所里找到的。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娴泰的卧室里拷打弗兰克，逼问他都向丹妮娜说了些什么。丹妮娜后来在录像带上看见，肯尼用双手掐住弗兰克的脖子，娴泰对他拳打脚踢，还指示肖·利托抽他的耳光。肯尼挥舞着手枪威胁说，要一枪崩掉弗兰克的脑袋。娴泰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说如果弗兰克再和外人讲话就割掉他的舌头，等等。
3月13日，星期五。早起肯尼对肖·利托说，今天要带他去达威·卡兹丁家“串串门”，因为“他把妈妈惹火了”。他俩各自带了一套干净的衣裤，肯尼又在林肯车的后厢里放了一箱大号的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电缆胶布和两双黑色耐克牌手套。
到了达威家门口，肯尼让肖等在车里，他自己先进去。肖听见几声枪响，不一会儿肯尼跑出来，叫肖把车后厢里的东西都拿进去。
肖·利托走进屋里，看见达威的尸体蜷缩在地板上，血从后颈项的伤口往外涌。肯尼戴上一双手套，又扔给肖一双，告诉他仔细擦干净所有可能有指纹的地方，收掉一切可能为警方留下线索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尸体装进一只垃圾袋里，又在外面套上三只，再用电缆胶布裹牢。最后他俩擦掉地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
肯尼到底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他们把尸体装进达威的美洲豹轿车的后厢时，肯尼试图用脚把后厢盖踹严实。他当时穿了一双黑橘色相间的道格马丁鞋。四个月后的独立节周末，当他们在纽约被捕时，肯尼穿的也是同一双鞋。后来，这双鞋和美洲豹后厢盖上的脚印成了本案的关键证据。
离开达威家，肖·利托驾驶着美洲豹，和肯尼的林肯一前一后，沿着405号高速公路向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方向开去。他们从赛普维达大道的出口下来后，先在附近兜了几个圈子，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扔掉一袋衣服杂物，再在机场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把达威的尸体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上午10点35分，一位捡易拉罐的流浪汉发现了这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
3月22日，娴泰两人从电话上窃听到，丹妮娜向警方报告，说他们举止怪异行踪可疑，要把他们赶走。娴泰和肯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上路，计划先回一趟拉斯维加斯，再取道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一行人尚未离开洛杉矶，弗兰克·麦卡林寻机逃跑，并向警方报告了1月31日吉隆尼摩路的纵火案，后来又协助警方抓到了肖·利托。
“姗娣”和“墨尼·盖林”离开后，丹妮娜·斯卡拉蒙莎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达威·卡兹丁的驾驶执照、护照等私人证件和文件，还有笔记本和几大张练习签名的纸等等。数月后，娴泰和肯尼的照片随新闻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丹妮娜认出了他们，遂将所有这些“物证”连同那卷录像带一起交给了警方。
娴泰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后，又从思坦利·帕得逊那里买了几支枪。途经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时，他们又用在犹他州骗车的方法弄到了一辆大型露营车，但很快便被车行追回。4月上旬，二人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附近的威灵顿，在一处叫做“马球俱乐部”的富豪区租住了一套公寓。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里，娴泰和肯尼偷走了几位邻居的身份证件，并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娴泰深知，她和肯尼都无权继承凯梅斯家的产业，但转移房地产却不像转移银行资金那么容易，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肯·凯梅斯的名字从契约上去掉。
在老肯尚未离开人世之前，娴泰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房地产的法律，其间得到过许多知情或不知情者的帮助和指点。娴泰很快学会了如何起草各种用于房地产转让、抵押和出售的法律文件，她通过熟人从产权鉴定公司弄来空白表格，同时在美国境外的巴哈马、百慕大、瑞士和古巴等地的银行，用假名或第三者的名字开设用于财产转移的投资账户。
娴泰想要弄到手的，仍然是那块让她魂牵梦系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94年4月18日，肯去世后三周，娴泰到桑塔芭芭拉市政厅注册存档了一份由肯·凯梅斯签署的转让契约，将桑塔马利亚产业“为了爱与感激”而转让给娴泰。肯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日期是1993年12月23日，即他去世前3个月。不巧的是，契约上的不动产税务编号被写成了117-330-40，而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编号是117-330-60。
1994年5月4日，大概是娴泰发现了这个错误，她又重新注册存档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契约，只不过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税务编号已改正为117-330-60。
当然，把这块地皮放在娴泰的名下是不明智的，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得知老头子已归西，很容易查出其中有诈。为了把水搅混，娴泰在不同的地方注册成立了若干空壳公司，又起草了许多复杂的房地产文件，将桑塔马利亚产业在这些公司之间转来转去。尽管这些公司都是由娴泰一手操纵的，她却非常谨慎地不让任何人看出自己与这些公司的联系。在市政厅登记存档时，这些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使用的都是第三者的名字，而且通常未经本人同意。
后来在娴泰被捕之后，警方、律师和媒体都非常惊讶，一个从没进过法学院，也没有房地产经营执照的人，是如何把这场骗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一位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在为娴泰诊断后得出结论：“此人绝顶聪明，但心理功能紊乱。”
就在她注册第二张伪造契约的同一天，娴泰自己签署了一份贷款合同书，以桑塔马利亚产业作抵押，从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贷款480万美元。实际上这里面不但没有贷款，当时连阿迦·罕这家公司也没有。一周之后，1994年5月11日，娴泰才用查尔斯·嘉勒格的名字注册了这个空壳公司。查尔斯是老肯和娴泰认识多年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娴泰这次用他的名字倒是征得他同意的。娴泰告诉他此举是为了防止肯的亲属“盗窃”她的财产。查尔斯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及财务总监。等到后来查尔斯要求将他“除名”时，娴泰又用过好几个名字，包括璐丝·坦尼，她的中学好友，詹姆斯·索罗非，她在巴哈马的按摩师，以及达威·卡兹丁，但娴泰故意给了达威一个巴哈马的地址，还把他姓中的i换成e，所以读出来就成了达威·卡兹登。另外还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
不久，娴泰为“偿还贷款”而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了阿迦·罕公司。用大白话说，就是还不起钱而让债主把地皮收走顶债。值得注意的是，娴泰这次签署的不是正常的“抵押契约”，而是“弃权契约”。两者的差异在于，正常的房地产交易，如转让、抵押和出售，都要由买方或接受方请产权鉴定公司出面，调查卖方或出让、抵押方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地拥有该产业的产权。如果是，则产权鉴定公司会出具一张“产权保证书”，以担保今后买方或接受方不会遇到产权方面的麻烦。有了这纸产权保证书就可以做正常的转让、抵押和出售契约。不过如果买卖双方相互知根知底，则可以做弃权契约，因为弃权契约不需要产权保证书，所以手续简便快捷，省却了诸多的麻烦和费用。但这也容易被某些人钻空子。比如有的房地产本来就有产权纠纷，或是共同产权，或是像娴泰这样用伪造的文件“偷”来的，在出手的时候不希望买方或接受方调查产权，就会使用弃权契约。一般的买主在房地产市场上是不敢接受弃权契约的，因为没有产权保证书，就如同买一件也许是盗来之物，一旦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买方可能血本无归。在娴泰的这笔交易中，所谓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实际就是她自己，而且她当然不愿意产权鉴定公司调查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了弃权契约。
办完这笔交易后两天，娴泰又做了第二份贷款合同书。这次是由那位虚构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代表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签字，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获取420万美元的贷款。西伟·那拉森翰即娴泰早年曾对人说起的肯特的教父、印度籍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娴泰被捕之后，桑塔芭芭拉法院受理了由琳达·凯梅斯提出的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诉讼。法院曾专为此案去信西伟·那拉森翰。在回信中，西伟·那拉森翰作了如下的说明和答复：他与肯·凯梅斯第一次见面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肯·凯梅斯正在向联合国兜售印有各会员国国旗的招贴画。后来肯曾介绍娴泰与他认识，他们又见过两次面。有一次，一家保险公司打电话给他说，凯梅斯夫妇在一桩可疑的古董被盗案中使用了他的名字，从此西伟便断绝了与凯梅斯们的来往。西伟·那拉森翰在信中称他从未做过肯特的教父，也从不知道桑塔马利亚产业，或420万美元的贷款，或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
娴泰的下一步自然就是由阿迦·罕公司把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偿付贷款。然后，在1997年12月15日，娴泰做的第三份贷款合同书上，西伟·那拉森翰又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向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抵押贷款250万美元。1998年2月4日的第三张弃权契约再把该产业从西伟·那拉森翰的手里转到娴泰在安提瓜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
其实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在1996年就已经知道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但直到1998年娴泰和肯尼被捕之前，这两位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都没有搞清楚桑塔马利亚产业的这笔糊涂账。
同时，娴泰也明白自己来日无多，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把这块地皮出手，只有换成现金存入她的海外账户才是最安全的，但苦于找不到愿意接受弃权契约、又不坚持要求产权鉴定的买主。而且地产不是房产，娴泰不可能故伎重演，向保险公司投保之后再付之一炬。万般无奈，娴泰和肯尼只得使出最后一招，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和另一处容易出手的产业“交换”。他们瞄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苏尔曼大厦，因为其业主是一位年迈体弱的独居老太太伊琳·苏尔曼。娴泰冒名“艾娃”从马球俱乐部的公寓打电话订下了苏尔曼大厦的房间。6月初，娴泰和肯尼驾驶着那辆墨绿色的林肯，带着他们刚从佛罗里达的收容所里找来的另一名流浪汉、只会讲西班牙语的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沿着95号州际高速公路北上纽约。
行至新泽西州一片荒郊沼泽地，肯尼让赫舍停车，他兴奋地和娴泰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阵，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对赫舍说：“在这儿扔尸体倒挺不错的。”
到了纽约，他们先住进离苏尔曼大厦不远的圣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们还记得，总看见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围的街区转悠，还看见他和娴泰经常出入于高级餐馆。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盖林的名字搬入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伊琳·苏尔曼的感觉没错，他一直在监视跟踪老太太，还在笔记中详细记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午睡，何时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过电话，特别是，和谁提到过他，等等。
6月30日，肯尼化名安东尼·温，打电话给会计师兼公证员唐·奥其，说他需要公证一份文件，想出高价请唐跟他走一趟。还说是一位旅馆经理向他推荐的唐，约唐先到那家旅馆的前厅碰头。肯尼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先观察一下，看唐·奥其是不是一个人赴约。肯尼从旅馆把唐带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唐看见一位红棕色头发的老妇人坐在床上，她穿戴着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红框眼镜。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本楼的业主苏尔曼夫人。唐觉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写的82岁要年轻得多。
要公证的文件是一份房产转让契约。业主伊琳·苏尔曼将这栋至少值400万美元的公寓楼作价39万转让给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这是娴泰“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娴泰接下来应该再起草一份弃权契约，由大西洋集团公司将桑塔马利亚产业转让给伊琳·苏尔曼。39万美元实际上是两者的差价。
转让契约上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唐·奥其要娴泰装扮的“伊琳”重新签字，他解释说他必须亲眼目睹签字方可盖章。娴泰犹豫了，说她还得再考虑一下。唐·奥其后来告诉警方：“她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说她的驾驶执照和护照都丢了。”唐无法确认乔装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娴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温先生”。
第二天，娴泰冒名伊琳·苏尔曼打电话给另一位公证员诺莉·斯韦尼，请她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做公证。诺莉一进门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摆设和豪华的气派所吸引，她后来承认，她并没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签了字。但是她记得那位拥着绒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娴泰一样。而真正的伊琳·苏尔曼却有一双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娴泰一边打电话让思坦利·帕得逊来纽约，一边给肯尼开了一张购物单，其中列有注射器、医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绳子、一条浴室用塑料布帘等等。
和许多犯罪分子偏爱节假日一样，娴泰和肯尼把作案时间也挑在独立节后的星期天。只是万没想到，他们也在这一天阴差阳错地永远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娴泰和肯尼在纽约被捕时，警方只向他们出示了犹他州的通缉令。不过两位凯梅斯的律师们却不以为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这次规模不算小的联合行动，仅是为了一张1万多美元的支票。娴泰估计自己大概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罗里达的那宗结伙抢劫案。于是在被收监的第一个晚上，娴泰用她在狱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纸——卫生卷纸——给肯尼写了一张字条。她将条子随身带着，伺机交给儿子。
自从7月7日凌晨那通电话把两起各牵涉到一条人命的案子合二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试图从娴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苏尔曼的下落。初次交锋使老辣的侦探们明白了这对母子有多难对付，无论他们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娴泰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我现在无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计伊琳也许还活着，只是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打动娴泰、肯尼的恻隐之心，帮助救出老太太，没想到这两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根本就无动于衷。
那天办案人员唯一的收获，就是截获了娴泰准备交给肯尼的那张手纸条。其实这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收获，因为条子上那些密码式的缩写和暗语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办案人员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译”出来。比如IS(意即“是”)这个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在娴泰和肯尼之间代表伊琳·苏尔曼(Irene Silverman)两个词头字母的组合，即缩写。娴泰以为肯尼很快就会出狱，她在字条上关照儿子说，切不可泄漏有关苏尔曼大厦的天机；林肯车里的棕色提箱里有2万美元的现金，把东西取走后再向警方报警说车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踪；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师保管等等。和手纸条夹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PALAZA43280”。
娴泰没有想到的是，林肯车已经到了警方手中。当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经签发，犯罪现场处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开始彻底搜查林肯。他前后花了整整32小时，其工作之细致，连车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报告的清单。堆放在车后座的重要物品有：一只装电子枪的空匣子，一张4月下旬在佛罗里达购买电子枪的发票，一瓶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一支未启封的注射器，一盒乳胶手套，15本笔记本，一台电脑，一副塑料手铐，一瓶防身喷雾剂，一台小型录音机及若干磁带，一套精密监听装置，若干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车辆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内有2万多美元现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枪，几副练习射击用的耳塞，一匣子弹，若干首饰，几张空白的社会安全卡、委托授权书表格和房地产过户表格，一张有伊琳·苏尔曼签字的苏尔曼大厦月租收据，以及和收据夹在一起的几大张练习伊琳签字的纸，一份有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名的委托授权书，两张向纽约市财政局缴纳苏尔曼大厦过户手续费和预付财产税的支票，支票日期为1998年7月2日，金额分别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张在拉斯维加斯雇佣裸体女佣的合同，此外还有十几顶假发套，其中一顶红棕色的，与伊琳的头发颜色和发型相仿，还有与伊琳物品相似的红框眼镜和睡袍睡帽。
车的后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个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自己装进去。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放在后厢的备用轮胎和车用千斤顶被挪到了车厢里的司机座和后座之间。看过描写黑手党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纳》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人打算往后厢里塞尸体。
埃德·瓦拉斯还细心地刷下林肯车轮胎上的泥土，以便通过泥土鉴定分析来确定两位凯梅斯曾去过何处。后来，警方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
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3名私人侦探。
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3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2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撤销)。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22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的证词。
7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子。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人员往往要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内中的含义。笔记中提到的1000余人，警方后来都逐一查对过，或电话联系，或派专人访谈。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
笔记本上和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还有20多位年老独居的女富翁的姓名、电话、地址、房地产资料和银行资料简略，甚至社会安全号码等。娴泰在伊琳的条目下写着：“伊琳的背景？”“社会安全号？”“电子枪”等字样。最令办案人员惊异的是，笔记本上竟然记有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的直拨电话，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后来的国务卿柯林·鲍尔的家庭电话号码。
等法院签发了允许他们为电脑和手机解密的特别搜查令后，专案组从娴泰和肯尼的电脑里打印出了两英尺厚的资料，其中有两位凯梅斯贮存的若干姓名、电话、地址等，以及他们事先替自己编造好的各种版本的不在现场的说辞。电脑中还存有男性同性恋色情录像。
两位来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手机专家告诉警方，娴泰在7月5日上午11点到11点28分之间一共有过三次通话，地点都是在苏尔曼大厦附近，而不是像她当时在电话上对思坦利·帕得逊说的，在新泽西的花园州大道上。
洛杉矶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娴泰租用的贮藏仓库，在那里又找到20多本笔记。纽约方面，寻找伊琳·苏尔曼的工作在更大规模地进行。警方搜查了纽约的三个机场及附近区域，全市所有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家用贮藏仓库，花园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沿途，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塔畔大桥。联邦调查局协助用红外监测器扫描了新泽西州北部的几处沼泽地。警方还向各垃圾公司打听垃圾被运送到的终极地点，然后带着警犬分赴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泽西和纽约各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苏尔曼夫人——无论活着或是死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够获得足够有力的人证物证，否则很难以谋杀罪起诉娴泰母子。此时，进展相对顺利的洛杉矶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声称他们有尸体，有目击者——肖·利托，有现场证据——美洲豹轿车上肯尼的脚印等等，要告倒两名罪犯，甚至判他们的死刑都是毫无问题的。但纽约方面仍不愿善罢甘休，以至洛杉矶警署几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图都未能实现。
可以说，案情突破的契机是娴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后来终于悟出，专案组在7月7日和手纸条一起截获的那张小纸片上所写的“PALAZA”，是被娴泰误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3280这个号码却让办案人员颇费周折。
娴泰被捕后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霍赛·慕尼茨就提醒过她，不得在被当局监控的狱中电话上讨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事。但一贯我行我素的娴泰却把这一警告置之脑后，她用狱中电话告诉她聘请的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当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时，尽管律师们一再追问，娴泰坚持说：“包里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些个人物品和两副鬼脸面具。”
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
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
“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察，他们要拿走黑包。”拉瑞对着话筒说。
“他们有没有传票？”律师问。
“没有。”
这不成问题。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2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
娴泰经常对肯尼讲：“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3日。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
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
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
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
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径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更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这个律师-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她不但编谎话，而且重复几遍之后，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信不疑。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以换取法官准许设定保释金，或按精神病患者从轻处理，但均被娴泰愤怒地断然拒绝，声称这是对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谈到伊琳·苏尔曼时，娴泰说：“我们没有杀她。我们和她认识，是朋友。但这个老太太有神经病。她的所谓公寓楼实际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踪的头天晚上在楼里开了一个有妓女和嫖客参加的疯狂派对。肯定是其中的某个人把她干掉的。”又说：“伊琳的一个朋友要我来接管这个妓院，因为他认为伊琳不称职。你知道，我干过这一行，20多岁在洛杉矶的时候，为生活所迫。”当问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时，娴泰说：“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电话给我下指示，从没露过面。”
三名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莱思·莱文和西西·马克奈尔的主要任务是，找到7月5日那天见过娴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时间段里，两位凯梅斯不在现场的证据。娴泰列了一张长长的名单，让侦探们去曼哈顿地区的旅馆、餐厅和酒吧逐一查对。侦探们认为，不能用警方通缉令或报纸上的照片请人辨认，否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于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女侦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娴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动。有时候西西假称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这里吃过饭，后来发现丢了一件什么东西让她回来找，问有没有人在那天看见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一位60岁左右的妇人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西西·马克奈尔为此案工作了两年多，每次与娴泰见面她都会得到一张新的名单。西西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娴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死胡同。为她寻找证人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关键是，那海里根本就没有针。”
比如娴泰说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有一位俄罗斯女招待在7月5日那天午饭时接待了他们。“她肯定记得我们，”娴泰一口咬定，“因为我们夸奖了她的发式使她很开心，后来又给了她超额的小费。”结果餐厅经理说他们在7月份根本没有俄罗斯小姐，他甚至还拿出了工资名单作证。当侦探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娴泰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警察捣了鬼。他们不让她和你们见面。”
再比如有一位咖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们每次去都是她接待。7月5日那天我们要了咖啡和苹果派。她肯定记得，她认识我们。”没错，是有露依莎这么一个人，她也记得娴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们从来不开门，从来不！”咖啡店经理为露依莎作证道。
如此折腾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个证人来为1998年7月5日那天娴泰和肯尼的行踪作证。莱思·莱文说，直到此时他才相信，娴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1999年12月，预审开庭前几天，突然有个自称是皇宫大酒店的调酒师找上门来，说他在头年7月5日下午看见过娴泰和肯尼。律师们当场为他录了像，但后来并没有提交法庭，因为此人的证词纰漏太多。他对18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详尽的细节，不免令人对其超常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这位证人露面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找到律师们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张娴泰亲笔写的条子，要他们付给来人200美元。律师们就此事追问娴泰时，她东拉西扯，颠三倒四，末了也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娴泰的律师们甚至不愿意让公诉方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位“证人”如果出庭，肯定会在交叉取证时露出马脚，使被告方弄巧成拙。
娴泰和肯尼还写下一长串“熟人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说他们也能在某些问题上为娴泰两人作证。但等到律师和侦探们照着号码拨过去时，好多人一听是关于娴泰的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娴泰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她总是希望她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她可以一天给律师打十几次电话，每次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以至引起监狱中其他犯人的不满，狱方只得禁止她使用电话数日，以示惩罚。她也从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周末，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师们就活该倒霉。后来律师们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重新和她约法三章。
娴泰也是一个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却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贯的作派就是要别人都听她的，对她的辩护小组也不例外。她经常驳回律师们的种种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她。
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其他策略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
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律师们已经听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后来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
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罪犯。”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肯尼回答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律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个A。”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英国国际电视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2号”。后来娴泰和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
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2层的图书馆。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1999年12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
2000年1月2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2000年2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3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用过的20多个别名和化名，她打给产权鉴定公司查询苏尔曼大厦有关资料的电话，以及乔装成苏尔曼夫人以骗取公证员在一张伪造的契约上盖章，那张契约将苏尔曼大厦转让给娴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还提到，娴泰、肯尼如何利用苏尔曼大厦的月租收据练习伪造伊琳的签名，并试图用谎言从一位苏尔曼大厦的工作人员凡列莉·麦勒奥那里获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康妮指出，根据娴泰的笔记，二位凯梅斯已经知道了苏尔曼夫人准备将他们赶走。康妮说，伊琳·苏尔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她周围的人和事。当她得知肯尼在苏尔曼大厦里四处查看，发现肯尼在经过保安摄像探头时总是把头扭开或以手掩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康妮提醒陪审团成员不要忘了，当肯尼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大串苏尔曼夫人的钥匙。
“伊琳·苏尔曼绝对不可能把苏尔曼大厦的钥匙交给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她认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这些钥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苏尔曼夫人身上强行夺取。”
康妮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在过去的15年里，伊琳·苏尔曼从未在苏尔曼大厦外度过一夜。当康妮列举出十几位将要出庭的证人时，肯尼的脸色变白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
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
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
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43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29名证人。
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
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2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2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
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2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
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
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
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
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
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
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
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
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
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
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
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
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
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
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
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
娴泰的笔记本，特别是有关伊琳·苏尔曼的最后两本，于本案至关重要。在解释了笔记中的缩写和暗语后，公诉方向陪审团选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包括娴泰写下的她和肯尼准备要购买的武器：电棒、匕首、喷雾器等，要看的录影带：《死亡的耳语》等，要读的书：《伪造文件和其他犯罪》《如何制作消声器》等。在1998年6月14日肯尼搬进苏尔曼大厦那天，娴泰写下：“换锁/产权/随时准备打包离开。”尔后她又写下了诸如：“伊琳的作息时间？”“楼内有无其他出口？”以及纽约市房产税要点、大厦内的各员工及其日常工作安排、给思坦利·帕得逊的指示等等。
以下是笔记中的一段：
她的房间有无报警器？安全装置？BP机？弄张空白支票？我是谁？问：“我能与你合影吗？”谁是沙缪尔·苏尔曼？谁是她的朋友？她爱喝酒吗？把收据上的每月6000美元改为每6个月6000美元/查看各个房间/问她能否兑现支票/想法到各家串门/弄到钥匙/地下室？阁楼/紧急出口/设法弄到一张支票/我们和她相隔一墙吗？设法弄到她的签名/“能写下你的名字吗？”/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林肯/到新泽西的路线？/彩色复印社会安全卡/买垃圾袋/卷纸巾/塑料淋浴帘/消毒剂/手套/笤帚和拖把/我们的信转到？？？/复印社会安全号一览表/开杰夫·费格账户/练习签字/打印契约/钥匙/拿走护照/拿走社会安全卡，复印/调查科比基金会/谁是律师？官员？/她有什么病吗？/她的房间有无其他出口？/爱看电影吗？/最喜欢什么？/何时睡觉？/起床？/有无朋友住在这里？/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最喜欢的花？/委托授权书/担保书/诺莉·斯韦尼——8∶30先在宾馆见面/签字/复印/轮式旅行箱/有人不喜欢她吗？谁？/她对谁不好？/物色一名亲信，在她进我房间以前给我通风报信？/把收据改成16000美元/改租房合同/林肯停在附近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审团听到伊琳·苏尔曼本人的声音。第44号物证是娴泰和肯尼偷录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给伊琳打这通电话之前，娴泰事先在笔记本上草拟了要说的话。她冒充拉斯维加斯某赌场的业务代表，试图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
“您坐稳当了，我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娴泰的声音。
“我坐得很稳当。”伊琳·苏尔曼说。
“您赢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到拉斯维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机票、星级宾馆、免费饮食和1000美元赌资……”
“告诉我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
“绝对不是骗局。这是我们新近推出的一项促销活动，完全靠抽签来决定赢家。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光临，但您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您不能在两个月内安排这次假期，就算您自动放弃……现在请允许我再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问几个小问题。您开车吗？”
“不开。”
“那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是……？”
“我不记得。你把资料都寄给我，如果我觉得不错，再给你社会安全号。”
2000年5月4日，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
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一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证人——笔迹鉴定专家马克·丹彼克斯。他的证词，总的来说，只是反驳公诉方证人、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奥斯波恩的某些观点。马克认为，笔迹鉴定、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确切的依据，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较对照，所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娴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几本笔记的作者。至于约翰·奥斯波恩所证明的，在转让契约和委托授权书等文件上，伊琳·苏尔曼的签名并非真迹，马克未加任何评论。
被告方律师正要起身告诉法官和陪审团听证结束，娴泰突然插言说，她要到证人席上作证。“只有我才能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无辜和清白。”被告方请求暂时休庭，让他们与娴泰谈谈。
律师们知道娴泰准备要说什么，她已事先写好了约2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编。说她早就与伊琳·苏尔曼相识。1997年，伊琳私下里对她说钱快花光了，想卖掉这幢公寓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隐居养老享清闲，托娴泰替她寻找买主。由于某种原因，伊琳不希望这桩买卖公开。娴泰的朋友和会计师亚伦·卢梭表示对苏尔曼大厦有兴趣，请娴泰出面帮助他调查产权等资料，并派她来纽约与伊琳秘密接洽。亚伦用朋友墨尼·盖林的名字为娴泰租下了1B房间，伊琳经常趁早晨或晚上无人之时来1B与娴泰商谈有关事宜。两位公证人在1B房间见到的确实是伊琳·苏尔曼本人。转让契约办好后，伊琳把一些东西，包括证件、钥匙等等交给了娴泰，然后携巨款隐居而去。没有人加害于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逊是亚伦·卢梭派来接手苏尔曼大厦的。伊琳·苏尔曼失踪后，警方破案无门便栽赃娴泰母子，所有的证据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个证人全是假的。
被告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娴泰固执己见，对律师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坚信她那篇破绽百出的故事能够打动说服陪审团。肯尼急了，他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他们说的对，妈妈，如果你出庭作证我们就死定了。我们会输得很难看，我这一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这位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没有尸体就判不了他们的罪。但娴泰不为所动：“宝贝儿，我知道该怎么办。”
律师们只得再换一个角度。麦可·哈迪语重心长地对娴泰说：“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你就是孤军奋战，我们谁也帮不了你。你觉得你有把握自己对付公诉方那些交叉取证的问题吗？”
娴泰不语。
霍赛·慕尼茨插话道：“这是一场旁证审理，他们可以向你提任何问题。你想没想过，假如他们提到十年前那桩奴役案会是什么结果？别忘了，陪审团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
麦可继续说：“要不我们演习一下交叉取证试试。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
霍赛第一个提问。娴泰听了他的问题就傻了，嗫嚅半晌，然后转向其他律师说：“我该怎么回答？”
下午2点20分，当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时，肯尼的脸上带着微笑。霍赛·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们的委托人请求讲几句话。”
“她决定不再作证，是吗？”冉娜·乌维勒法官问。
“我不是很清楚。”霍赛耸耸肩。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权问一个问题。”娴泰开始说。
“你可以问，但我不一定回答。”
“这是一起冤案。我请求您允许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你的律师曾经提过类似的请求，但已被否决了。”
“那我请求向媒体发表讲话。”
“你得通过律师提出正式申请。”
娴泰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法官冉娜制止她说：“谢谢你，凯梅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
“不！我不会坐下，我要作证。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冤枉的。让我到证人席上作证！”
“你可以作证。”
“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这个司法系统，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媒介灌输给公众的那些谎言。”娴泰的声音越来越高。
“请你坐下！”乌维勒法官厉声道。
娴泰已变得歇斯底里。她转向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这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吗？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
“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2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
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2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肯尼的脸上总是一副无辜的表情。但当有人切中他们的要害时，几位陪审员注意到，肯尼会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证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有可能杀人。”一位陪审员说。
至于1998年7月5日，从上午11点26分到下午2点24分，即娴泰的手机关机的那三个小时空隙，陪审团认为，娴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杀了伊琳·苏尔曼，收拾现场，开车到新泽西州某处扔掉尸体，再返回曼哈顿。他们还认为，如果那天阿兰赛丽·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到一楼，或被娴泰和肯尼撞见，她也有可能会惨遭毒手。这一点，与纽约警署专案组的约瑟夫·雷兹尼克在办案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陪审团在审议开始之前一致同意，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对起诉书上列举的罪行逐项进行裁决。娴泰被指控的罪行包括：杀人罪3项、非法持枪罪4项、伪造罪16项、窃听罪29项，还有抢劫罪、盗窃罪、策划阴谋罪、非法侵占巨额财产未遂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罪和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各1项，共计58款。肯尼被指控的罪行与娴泰相似，但有17项伪造罪和2项非法拥有伪造文件罪，共计60款。每次表决之前总有人问：“这次是谁？”如果是娴泰，有的陪审员会高举双手，以示对她应罪加一等，加倍惩罚。
5月18日午后，陪审团终于就起诉书上对娴泰和肯尼的一共118项指控一一作出了裁决。
下午2点，法庭内外已是人山人海。2点45分，当两位凯梅斯被带到被告席上就座时，肯尼尚能保持镇静，娴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的头不时神经质地晃来晃去，焦虑但仍带凶光的眼神就像一只等待着被屠宰的惊恐万状的笼中野兽，她不停地问身边的霍赛·慕尼茨：“我们输定了，是吗？”“他们会裁决我们有罪，是吗？”
2点54分，法警打开审议室的大门，12名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出。一时间，法庭内所有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他们身上。众人试图从陪审员们的举止表情猜出两名被告的命运。
待他们在陪审席上坐定，法官冉娜·乌维勒关照了陪审长几句话后，法庭文书问道：“陪审长女士，请问陪审团是否已作出了裁决？”
“是。”
“起诉书第一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二级(故意)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二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抢劫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起诉书第三款，指控被告娴泰·凯梅斯盗窃杀人，裁决有罪或无罪？”
“有罪。”
“窃听？”“伪造？”“非法持枪？”“非法拥有盗窃物品？”……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20分钟里，陪审长一连说了118个“有罪”，娴泰58个，肯尼60个。因为警方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体，公诉方不可能以一级或预谋杀人罪起诉两名罪犯。
娴泰完全吓瘫了。她双目紧闭，头靠在霍赛·慕尼茨的肩上。法警来到她身后，她竟半天站不起来。
当肯尼被法警带走时，他平静地对娴泰说：“妈妈，我爱你。别着急，这事还没完。”他是指他们还会上诉。
2000年6月27日，本案的两名被告数罪并罚，娴泰·凯梅斯被判刑127年零8个月，肯尼·凯梅斯被判刑130年。
在宣布判决之前，法官冉娜·乌维勒在法庭上说：“在我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不管被告犯的是什么样的罪，对我来讲，判刑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甚至痛苦的职责。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不感到痛苦。”
2002年，娴泰和肯尼被引渡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他们将在这里接受达威·卡兹丁谋杀案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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