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上经
汉人上书言事，也是用牍，即所谓奏牍。一直沿用到唐代的笏板，即是奏牍的一种特殊类型。《礼记·玉藻》篇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秦汉地方官署的行政文书，也是以牍或单片简为主，里耶秦简、居延汉简（或居延新简）、悬泉汉简都以地方行政文书为主。但这些材料与本文的主题关联度不大，故不详述。
讲说图，中国审计博物馆藏，四川广汉出土（出土年代、地点不详）
四
短章就像早期文献的砖石，不了解这些砖石，就很难切实的触摸到经典文献的实体。其文本的原初书写，虽然不可能都与牍相关，但是那个时代文献整体上呈现出的片段特点，当与日常书写，特别是草稿和笔记中使用牍版有较强的相关性，则可以粗略做出判断。如此一来，不仅短章何以形成的问题可以初步解决，古人辞简义丰的修辞风格，或许也可以找到一点答案。
近年来先秦文本的生成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只不过，多数的研究只是集中于对比不同文本，判断文献流传中的变或不变，与真正的所谓文本“生成”距离尚远。要真正的去探索文本的形成，不能不借助于出土文献。但是如何有效处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出土文献中有很多经典文献的写本，被研究者拿来与传世文献作对比，以此来判断文本的早期流传与变异等问题。但是，不管是否存在方法的自觉，绝大多数学者只是简单地对比了两个文本，如清华简《蟋蟀》和《诗·唐风·蟋蟀》。传世文本经过汉代以来的数次正字，仅唐代就有四五次。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北宋时代校勘整理后的文本，并因为雕版印刷而使文本的面貌得以基本固定。许多古老的文字异同，特别是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文字差异，我们知道的非常少。拿着战国、西汉文本与宋代整理后的文本进行对比，有很多潜在的方法论陷阱。
同时，比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本质上仍然是在比较两个文本，出土文献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物质特征，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思考对象。对出土文献物质特征感兴趣的学者，则对文本的内容缺少关心，竹简的编联、书写方式、文字的不同写法、标点符号等等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文本与物质性的研究，仍然是各自为政，还缺少有效的方法，将二者的研究贯通起来。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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