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国城市图片大全图片(民国风景图片唯美)

关于民国建都地点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麻烦的事，历史上曾有过五次争论， 分别是1912年定都南京而后移都北京之变、1927年还都南京、1932年1月临时迁都洛阳、1937年移都重庆、1945年还都南京。

前四次不过是北平PK南京，无论如何其它城市无法插足，但在第五次，也就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南京外，还有西安、成都、重庆、兰州、长沙、武汉、洛阳、济南、长春都参与竞争首都。

建都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遗症之一。抗战前的首都南京被日本轻易占领，市民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这给国人留下了异常深刻而难忘的历史伤痕， 斥南京为“国耻首都”，为此使国人对南京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战后首都的质疑。

这个时候，建都中国西部城市的声音开始出现，他们的主要观点分成几派：

民族生物说。

“站在民族生物学的立场， 一再警告国人， 东南之繁荣， 不是民族之福， 反为民族发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碍。东南愈繁荣， 全国优秀的人力， 愈向东南移动， 殊不知该处优秀人力愈多， 彼优秀民质生理的退化亦愈大。”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张君俊。他们认为中国北方气候最宜于科学文化之发展， 南方气候只宜于高度农业文化之培养， 南京决不能成为战后的国都。

历史文化说。

从古代历史中得出了建都南京“非偏安即年促”的结论， 又从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 给南京戴上“权宜之都”、“国耻之都”的帽子。而西部诸城市如西安、洛阳均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历史上的建都时段和国运要好于南京。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钱穆。钱穆坚定的主张建都西安， 并结合历史、艺术、军事、政治、哲学、文化、经济、地理诸学科自创了“国家逆势动进”一说，即：一国的规模与精神， 有时取顺势， 而有时则取逆势。有时守动态， 而有时则守静态。取顺势守静态则为退婴时代， 取逆势守动态则为进取时代。故中国人之东南发展常在顺境静态下完成，而有退婴之象；反之， 中国人之西北发展则在逆境动态下完成，而有进取之致。同时， 中国历代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 所以战后中国之首都， 断然应向北迁移， 尤其西北应该重于东北， 中心重于偏隅， 大陆重于海疆。

地理中心说。

分析比较世界各国国都后认为中国的国都应处于比较中央之位置较为适宜，而中国的地理中心就是武汉。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地理学家陈尔寿。战后的中国要做到工业区域与农业区域的兼顾、利用外资以接近海洋与国防安全考虑以远离海洋的兼顾， 而最合适的地区就是武汉，或者认为战后建国基础在西北,应以开发内部为国策， 故宜建都西安、兰州。

海防脆弱说。

从海防脆弱性角度看，南京离海太近，在中国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定都南京无疑是把国家最大的目标暴露在敌人眼下。对于南京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及其惨重后果，是所有反对建都南京者最直接的理由。大家普遍认为， 战争可能再次爆发， 即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崩溃， 但谁能担保其他假仁假义之帝国主义者， 将来不会再有兵临城下之厄运呢？

经济论衡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沿海工业大批内迁， 有效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在这一有效经验的支撑下， 为了防止抗战结束后内陆地区在经济上重新被边缘化，战后应首先发展西部经济。同时借用蒋介石的话“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 建国基础在西北”， 进而得出结论： 建国基础既在西北，首都为国本所系，自不能偏于东南。”

在建都西北论专家眼中，一直默默无闻的兰州成为最理想的城市。

兰州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观念中一直位居边疆， 但是辛亥革命以来，长期处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的兰州，地理位置的优势忽然“复活”，从名不见经传的边疆小城一下子提升到中国“中心”的地位。早在1906 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曾提出“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 可都兰州”，也就是广为流传的“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时建都兰州”观点的由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又提出要把南京称为海都，把兰州称为陆都。而且在孙中山的总理遗教中， 曾有“中国的国都 须设在兰州”的话。孙中山的观点大幅提高了近代兰州的政治地位， 更赋予建都兰州的合理性。

反对兰州建都者认为，兰州则环顾皆山，气候干旱， 粮食较少，人口无多，对于根本重地如东北华北江淮及东南各要区， 一律距离甚遥， 交通不便。

不过，尽管社会上专家学者关于建都问题争得沸沸扬扬，但只是一场闹剧而已。1946年国民大会期间，蒋介石明确提出“请求定都问题不必列入宪法”。因为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迁都的问题，定都南京早已是既定的事实，历史的几次迁都，那只是形势所迫而已。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实际上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还都南京和定都于南京，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需要以此来捍卫其统治地位的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