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越泓（北京理工大学）
扬州大明寺
延历寺内关于最澄入唐的介绍
延历寺释迦堂
法华总持院东塔
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圆仁于唐开成五年（840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递呈在五台山大花严寺的志远和尚。志远是天台座主，对于最澄入唐求法之事有所了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志远和上自说云‘日本国最澄三藏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陆公自出纸及书手，写数百卷与澄三藏。三藏得疏欲归本国。’云云。”便问日本天台兴隆之事。
不过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志远对于日本天台宗十分感兴趣，但是并没有回答圆仁递呈的疑问。
前文所言，与圆仁一同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已经得到了唐朝官府的敕许，前往天台山求法。圆载已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提呈国禅林寺僧广修，广修对此三十条已经进行了回答。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志远虽然身在五台山，但是对于广修已经决释“唐决”一事早有知悉。故而当圆仁希望志远对三十条疑问进行回应时，“远和上云：‘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不肯通也。”志远和尚以天台山已有明确的决释为由婉拒了圆仁的请求。
唐开成五年五月十八日，也即是志远和尚婉拒圆仁请求的第二天，圆仁在日记中写道：
“赴善住阁院主请，到彼断中。仍见从台州国清寺将来书。先于楚州付留学僧圆载上人送天台山延历寺未决卅条，国清寺修座主已通决之，便请台州印信，刺史押印已了，修禅寺敬文座主具写送台山弘天台诸德。兼日本国无行和尚送天台书，及天台修座主通决已毕，请州印信之书，台州刺史批判与印信之词，具写付来。”
圆仁在巡礼五台山后前往长安求法，十分巧合的是，广修的弟子宗颖当时也在长安醴泉寺。根据日本僧传《元亨释书》的记载，圆仁受“右街醴泉寺宗颖止观，颖者，智者八代之高弟也”。
圆仁入唐之后又收到了日本延历寺德圆和光定派人送到中国的疑问十条与疑问六条，这两份“未决”是圆仁入唐之后被送至中国的，交圆仁呈送中国僧人决疑。
由于圆仁未能前往国清寺，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将德圆和光定的“未决”递呈长安醴泉寺的宗颖，由宗颖对相关问题予以决疑。宗颖受教于天台宗座主广修，这可能是圆仁在不能面请天台山僧人决疑的情况下所作的灵活安排。可见日本天台学僧对于“唐决”的询问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圆仁在长安的后期遭逢了唐武宗的排佛运动，万般无奈之下以假还俗为代价，携带着“唐决”离开了长安，辗转多地，于公元847年返回日本。
随着圆仁的归国，承载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珍贵文献——“唐决”也被带回了日本，影响深远。“唐决”对于中日天台宗的意义可以说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来自中国的“唐决”不但为日本天台学僧答疑解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天台宗在义理上的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天台僧人对于义理的分析和疑义也促使中国天台教学关注新的问题，从而在更广阔的视域下创发天台义理。
“唐决”等文献典籍中蕴藏着广博深远的智慧，诉说着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回顾历史，启迪当下。历史上中日两国因文化交流而增进相互理解，因文明互鉴而推动促进文化繁荣，未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必将更加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
最澄：《传教大师全集》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志磐：《佛祖统纪》
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
圆澄等：《天台宗未决》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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