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寿保险属于什么性质的公司(人寿保险不合适怎么辞掉)

符隆文 钟源

陈纯属于菁 本人供图

您读博的西北大学也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重镇，《生老病死的生意》一书在理论脉络上延续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的传统，又予以整合或提升。能不能谈一谈您对文化社会学公司近年来的发展的看法，以及您所提出的“文化多重互动模型”对于文化社会学领域有什么意义？

您在书中描述了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产品的逻辑，也指出它们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您认为这与公司管理层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有关。您能否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性质和这个结论？您觉得“文化资本”在您的“文化多重互动模型”中是属于限制性的共享文化还是工具性的文化策略？

最近，中国大陆在做一些改变生死观念和打破死亡的文化禁忌的辞掉尝试，比如推进安宁疗人寿保险护和临终关怀、推广生死教育等。您觉得作为共享文化的死亡禁忌有可能发生改变吗？以及这样的改不合适变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意义？

陈纯菁：文化变迁是完全有可能的，任何事物都有变化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些文化属于相对深层的部分，有一些文化位于相对表层的位置。我在书中提到的文化禁忌实际上是来自比较深层的文化结构中的，因此我认为要改变生死观的影响并不容易，或者至少要经历很长时间才会有所变化。人类学家Andrew Kipnis发现，在中国还有一种葬礼保险，这种保险也被当作投什么资产品来销售。保险公司同样喜欢把葬礼保险包装成像是子女照顾年迈人寿保险父母的景象。这也属于书中提到的文化工具箱的一部分。这让我感到，即使在殡葬行业，有关死亡的文化禁忌都非常明显。

在香港，近年来也有一些公众教育（public education）的活动，试图推动社会对死亡和死后安排的公开讨论。我参加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坊，它们都试图改变社会文化，移除死亡禁忌。然而，死亡禁忌还是存在。年轻的朋友或许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这样我们或许能见到文化禁忌逐渐松动，经过长时间的公众教育和社会化，形成新的生死观。依我个人的观察，死亡的文化禁忌目前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您在书中也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过程，这对于学生来说非常有价值。能不能进一步介绍您在研究中选择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考虑？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北京或广州？为什么是这四家保险公司？另外，您在中文版序中提到理论抽样，能否多谈一下民族志研究为什么要重视这种研究对象选取的方法？

陈纯菁：在民族志研究中“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质的ampling）非常重要。缺乏理论抽样的思维，民族志研究中容易遭受“缺乏代表性”这样常见的批评。当我看到公司有的学生出于便利或熟悉的角度来选择田野地点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尽量不要这么做。在质的我自己的民族志研究中，我在个案选择的问题上总是基于理论抽样而不属于是便利抽样。

我在这项研究里运用了四个层次的理论抽样方法。首先，我必须选择一个城市来进行田野调查。我选择上海并不是偶然。一方面，人寿保险在当时还是一种外国舶来的新兴事物，而上海在这方不合适面一向是全国领先的。当时大多数的跨国保险公司也都首先选择上海作为总部。另一方面，上海是近代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城市，如果在上海我们都能发现中国传统的死亡禁忌的作用，那么在中国怎么其他地方传统文化的作用会更明显。此外，我也通过访问北京和北美的代理人来衡量我在上海的研究发现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接下来，我在上海选择了四家保险公司，这是因为在2000年的试调查中，我注意到四家保险公司在产品、管理、销售等方面的差异性。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这些差别？差异性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非常重要。然后，我在每一家公司选择代理人办公室来做日常观察。当时我希望找到在销售表现上中规中矩的代理人办公室。然而，这样的办公室并不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反而是那些表现较好的办公室，更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为了减少观察的误差，我经常抽空拜访前面那类办公室，以便了解不同的办公室的情况。

最后，我选择特定的代理人和客户来做观察与访谈。在选择代理人的时候我采用怎么了同样的策略。一般来说，表现较好的代理人会更欢迎我陪同销售。他们尤其喜欢在快要达成交易的时候带我一起去见客户什么。如果要见的是比较排斥人寿保险的客户，他们也不太喜欢叫上我。为了解他们在应对“难缠”客户时候的表现，我参加了很多公司内部的群体分享活动，听到了很多关于销售困境和应对策略的故事。

基于理论抽样来选择田野地点和调查对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研究的地点可能是你并不熟悉的地方。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你不能恰当地选择研究地点，你的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普遍性就有很大的局限。

在完成人寿保险研究之后，您还做了哪些研究？在这些研究背后性质，您希望推进或者探索哪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议题？您下一步的研辞掉究计划是什么？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