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也称国讳，是指避吗帝王的讳，与一般人的“私讳”相对。

通常来说，“君所无私讳”，因为君主私讳即是公讳，而“大夫之名称所有公讳”，其他人都要避公讳。

在我国避讳史上，汉、唐、宋、清都是高峰时期，与这些朝代相比，明代的避讳规定尤其是公讳则是极为宽松的，极具“开明”气度，也极具“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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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明代16位皇帝，共用公讳字14个。

我们再比较其他朝代公讳的数据。

唐代自唐高祖李渊以下有22位皇帝及太子，计用公讳字40个。

“宋人避讳一例最严”，这并非妄言。宋代的公讳字，据宋孝宗淳熙年间颁布的《淳熙重修文书式》中所列的公讳字共有326个。

宋孝宗

这里还不包括孝宗之后的度宗等皇帝以及追封的赵氏先祖僖祖赵朓、顺祖赵朓、翼祖赵敬、宣祖赵弘殷等讳字。若是加上这些，公讳绝不低于340个字。

而清代自清圣祖康熙以下的10位皇帝，便用公讳字27个。

从这些数据上看，明朝的公讳制度是的确很宽松的。

我们从史书中也能找到很多相关证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组织人员修《元史》，有学者统计，在《元史》中“元”字出现了6753次，“璋”字出现了40次，“瑞”字出现了262次。丝毫没有避讳明太祖的御章名。从清人修的《明史》来看，也提到如“朱国桢”、“朱国祚”、“朱燮元”等明朝的人名，证明这些明朝人起名时也避讳明太祖的御名。

《万历野获编》

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这般写到：

“古来帝王避讳甚严……唯本朝则此禁稍宽。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可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至后章谥号，又犯太祖御讳，抑更异矣！”

沈德符认为“避讳一事，本朝最轻”，他还举例证明，建文帝朱允炆名字和年号都和父亲朱标的谥号“懿文太子”犯冲，而建文帝的两个儿子仍带有文字，可见明代公讳的宽松，连沈德符这样的学者都觉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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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公讳为何如此宽松呢？

沿袭元代避讳宽松的风气

有学者评论道：“避讳之繁，至宋金而极，至元则反之。”变更

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少还数民族政权，在避讳上一改宋代的繁琐严厉。

明朝人郎瑛这样评论道变更：“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众。后虽有讳法之禁，不过临文缺其点画；谥必死而后定，还不过一二字，以称生前善恶。要之二事暗合于礼，足见嘉也，岂如宋室一字而有数十字之避。”

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皇帝相比，元代皇帝的御名都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如吗顺宗讳答剌麻八剌、仁宗讳爱育黎拔力八达、昭宗讳爱猷识理达腊、顺帝妥欢帖睦尔等，这些蒙古名字字数都很长，而且元帝基本没有汉名，不像辽、金皇帝同时还有汉名，好避讳。

元仁宗

你说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该何公章避讳？所以元代避讳“似难定拟”，不好制定，也就很公司不严格。如朱元璋名字中带有国号“元”字，“按例当讳”，也可见一斑。

明朝承袭元制，“避讳之法亦甚疏。”

明太祖独创“五行”字辈，字多生僻少用

“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

明太祖朱元璋考虑极为周全，规定皇室子孙名字皆为双字，上一字取自字辈谱，下一字以五行为序。

明太祖

而且更后按“火、土、金、水、木”五行取的字多是生僻字，这些字认识的人都极少，更别说拿来取名了，这已经先行将避讳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如明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有瞻基、瞻埈、瞻墉、瞻垠、瞻墡、瞻堈、瞻墺、瞻垲、瞻垍、瞻埏十人，第三子取五行章“土”做偏旁，极为冷门，也就无需避讳了。

元企业素周期表似的宗室名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皇帝的同辈兄弟的名字必有一字与皇帝相同，按照避讳的要求，必须要更改。

如明仁宗的十个儿子中最终朱瞻基继位，其余九个公司儿子都有“瞻”字，但是明代也没有避讳而更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同，则不有用讳”。

这一点清朝就不一样了。如清康熙帝的四子胤禛即位，其他兄公章弟名字中的“胤”字就全部改为“允”字。

明代统治者追求“淳古之风”，避讳回归初心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

避讳本是显示对尊者、对亲人、对先贤的尊敬，后来被纳入封建宗法制和等级制中，成为封建宗法制和等级制在礼法上的反应，以区别尊卑、高下的等级。

经过历代的强化，避讳日趋繁琐，逐渐形式主义化，而对维护统治无实质意义。

避讳发展到明代，开始回归初心，回归避讳最企业初始的状态。

“古之讳也，以敬；今之讳也，以文。以敬则少有用而不为简，以名称文则讳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皇帝之制讳稍阔略于其文，乃所以责臣子之敬也。”

明代统治者逐渐恢复了“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临文不讳”、“已祧不讳”等上古的避讳规则。

明太祖朱元璋

这样的变化，与明代统治的治国思想密切相关。

儒学发展到明代，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后来的陆王心学，都更讲求“古道”，讲究“圣人之道”。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除了利用孔孟之道维护统治外，内心更向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淳朴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无非就是上古尧舜和西周文王周公等“先王”、“圣王”那样的时代。

所以明代的制度更像上古，有西周更后之风，“此本朝之制所以远轶汉唐而上同周礼者也。”

要使国家有“淳古之风”，必须爱民，“以人心为本”，这样的治国理念在避讳体现出来，必然是宽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