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国向楚国投降，双方约定不要尔虞我诈的那一年（周定王十三年，楚庄王二十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也就是晋国攻灭赤狄潞氏的同年，鲁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的农业税收政策了。
“初税亩”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第一次按田亩征税的意思。如果我们认为周宣王元年（前827年）的“复田赋”的确不是按田亩征收的，并依此认为周幽王二年（前780年）的“初增赋”也不是按田亩征收的，而且还认为管仲所实行的“相地而衰征”是只相地的肥瘠却不相地的面积，晋国吕省的“作爰田”也只是分了公田却并非按亩征税，那么我们大概也就可以承认“初税亩”的确是国史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次按田亩收税了。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尚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这么认为，所以我们顶多只能说这个“初”是鲁史上的“初”，是第一次被明确记录在案的“初”，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国史上名副其实的“初”，最好还是暂且不要下定论为好。
按田亩征税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它却遭到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异口同声的批评，谓之为“非礼”、“非正”，并被认为是应该被“讥”的。“春秋三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在它们看来，“初税亩”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什一而藉”。
那么又为什么说高于“什一而藉”就是桀纣的做法呢？《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因为“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超过了“藉”的标准就会妨碍“丰财”。收税收得多反倒会妨碍“丰财”，可见这里要丰的财是百姓的财而不是国君的财，所以加税实际就是与民争利，因而才说是桀纣的做法。
这看上去就更有道理了，但同样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设定税率理应根据当时的生产实际来进行，十取其一这个税率是如何确定的，它到底适不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实际情况，以及它何以能够从尧舜一直到春秋中叶始终适合于生产实际，没有人给我们提供技术层面的理由，单凭《公羊传》一句意识形态层面的“天下之中正也”是不能服人的，至于《孟子·滕文公上》丰年不多收税，荒年也不少收税的说法，则就更是教条主义的蠢话了。
当然，不管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何在，加税看上去总归是不怎么太地道，所以要是“初税亩”因此受到指责也不算冤枉。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初税亩”就是加税呢？关于这个问题，《公羊传》和《左传》都语焉不详，只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了一句：“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所谓“去公田”，可能是废除公田的意思，也可能是除了公田之外的意思，但不管是哪一个意思，既然前面加了一个“非”字，那就都是说公田仍然存在，所以“初税亩”不是“废井田”那种彻底的土地革命，应该也不含有承认土地私有的性质。
既然公田仍然存在，而公田上的产出又全部归公，那么“履亩十取一也”又如何实现呢？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就是：再对私田额外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税。对此，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解释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屦其余亩，复十收其一”。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说得更明白：“旧法既已十亩取一矣，今又履其余亩，更复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
从“什一而藉”的尧舜之道，到“初税亩”的“十取其二”，这妥妥的是加税，所以《谷梁传》才说鲁宣公是“与民为已悉矣”，也就是把老百姓给压榨干了。按照周制，卿大夫和国君只有政治和宗法上的隶属关系，其封地内的事务国君无权过问，收入也全部归封主所有，国君不能对其征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鲁国公室和季氏之间的税差。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国的老百姓才开始纷纷逃离鲁宣公，转而依附季氏，并最终导致了季氏专权、三桓弱鲁的局面。
当然，当时鲁国的执政是公孙归父，他主张除掉三桓虽然打着“张公室”的旗号，也实在不能说没有私心，毕竟他们东门氏跟三桓的权力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代，除掉三桓后鲁国的公室会不会真的壮大不太好说，东门氏的势力会壮大却是肯定的。
不过，既然鲁宣公已经“不合时宜”的死了，“去三桓”也成了泡影，那么未曾实现的东门氏一家独大会给鲁国政局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初税亩”会不会因此真的推行到鲁国全境，我们也就不便做过多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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