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克·戈巴克（Jake Grumbach），露丝·贝林斯·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译/龚思量
2022年1月16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述选举欺诈指控称“拜登总统是一场灾难，视去年1月6日被捕的人是政治犯”。
《激情与利益》
2022年1月1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12日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活动温和扩张，但很多地区经济增长继续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限制。
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及其家人在当地的通用汽车装配厂集会，据悉，通用汽车工人罢工并将于当天天午夜进入第五周。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资本和全球资本如何将其权力关系转移到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它应该被理论化为一种承担管理职能的私人权力。它对税收、企业补贴和支出重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影响了所有实质性领域，包括福利和社会支出、气候变化、国防政策等。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但重要的是，要划清利害关系，认识到随着“垄断政府”的兴起而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破坏了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代表制，即政府对拥有平等投票权的公民做出回应。资本能够对影响力的规模施加很大的影响——民众的偏好和实施的政策之间出现了有据可循的巨大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到影响经济不平等问题时。
技术加剧了这两种趋势
正如人们广泛讨论的那样，技术给民主带来了许多挑战。隐私、监视和算法控制只是技术对我们民主公民的标准概念所提出的挑战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们关注的是它进一步推动了上述两个广泛的因素：技术加强了利益代表的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沿的、全球部署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体现了政府和资本之间权力平衡的转变。
技术以三种显著的方式加剧了利益代表组织结构的变化。
首先，它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权力。自动化一直是工业部门缩减规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技术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不断增长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非常强大的部门，通过对分包、外包、独立承包和零工的使用，推动了雇佣关系向碎片化的工作场所发展的趋势。智能手机技术和数据分析是扩大平台工作的关键，而高科技企业文化的“颠覆性”精神则以自主性、灵活性和创业精神为噱头来推销临时工作。除了许多平台的报酬往往勉强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线，工人缺失福利或劳动法保护之外，这些公司还与工会对抗。而且无论如何，许多工人是分散的，难以被组织起来。数据分析也使及时排班成为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时间，甚至没有同事，这使得组织工作变得极其困难。技术也创造了监测工作节奏的新手段，更普遍的是，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活动跟踪工人，并使用算法来识别甚至“预测”那些被认为可能是工会支持者或成为组织者的工人。
其次，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了新的互动方式，在表达诉求和赢得实质性的政治让步方面，这些方式可能会构成低效的民众参与方式。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鼓励沟通，从而促进组织、集体行动和筹款。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取代对强大、稳定、政治上有效的组织的需求，转而支持“点击率主义”、人群动态或不同类型的个人化行动。社交媒体可能会促进抗议，但也会阻碍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作用是保证个人的持续参与，以在政策过程中提供代表。虽然互联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民主化的技术，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能有效地破坏民主的技术，影响着社会态度，甚至播种“混乱”，破坏对民主的支持和信任。正如凯文·芒格（Kevin Munger）所言，过去人们必须通过公民社会机构，如商业机构、媒体或宗教组织来获得影响力，而社交媒体使数百万被疏远以及出于各种原因，心怀不满的人能够直接与精英和数百万其他大众沟通。
第三，许多种类的科技公司就像公用事业公司（例如，互联网供应商、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云存储的所有者），但对于这些行业的监管还处于起步阶段或根本不存在。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被私有化，由追求利润的公司管理。正如José van Dijck和Thomas Poell所说，社交媒体代表了一种社交形式，它正从公共空间向企业空间转移。私营企业管理着互联网上的言论，影响着沟通和信息的渠道，并创造了连接群体。美国的分析人士倾向于将“多元主义”视作在政治领域行动的利益集团自下而上的“自发”创造。然而，比较主义者从他们对“社团主义”的分析开始，早就认识到外部角色的作用。政府常常对团体中成员、组织的塑造形式和其活动进行规范。社交媒体使用算法来构建群体，通过算法将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创建“社区”。因此，私人资本，特别是一小部分科技公司以这种方式调节了利益制度。
技术也改变了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一行业具有网络效应和赢家通吃的特征，因此它高度集中，最大的公司有着前所未有的规模。五大巨头（谷歌/Alphabet, Meta/Facebook，亚马逊，微软，苹果）目前是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种资本的集中，扩大了这些公司使用结构性和工具性权力的能力。
此外，鉴于科技行业的不断创新具有独特的速度和复杂性，即使是一个有意愿的政府也难以赶上其更新并对其施加监管。而且，技术的影响并不限于科技部门本身。例如，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中被埋在最底层，这使得监管更加困难，并有助于经济的金融化；这反过来又对财富的分配产生了影响。由于监管能力有限，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政策制定边界已经转移。
美国民主的未来
这一分析将对民主的威胁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中，并向我们揭示造成民主危机的相互关联的原因。分析还指出美国在应对这一威胁的结构性根源方面存在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了工业时代末期对民主构成挑战的政治经济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都存在，其中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反对进步的、反民主的时刻。与其他大多数先进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受到了异常强烈的威胁，这与我们所强调的结构性变化的强烈的形式相一致。民众政治组织结构的转变或许走得最远，反映出工会的急剧下降和其他利益组织的崛起，从而影响了政治斗争主要分裂的转变。此外，国家资本的转变也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国家传统上对资本开放并被资本渗透，但是，由于美国资本极其庞大，而且是全球性的，资本获得了更多的相对权力。除此之外，更多美国特有的因素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激烈挑战。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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