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最后几天，全国人大在官网上披露了一份，由财政部拟定的房地产税改革方案。
该方案中列明：
1、 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不包含农村宅基地；
2、 对于工业地产和商业地产，征税范围、税率都沿袭已有的老办法。
3、 而对于众人最关心的居民住宅。人大批准国务院可以“先试点、后立法”，试点时间为5年。试点期间的税率、减免标准等可以逐步探索、及时调整。
此方案一出，意味着2022年房地产税改革将大幕拉开。3月份全国“两会”过后，预计各试点城市，将会陆续公布具体的征收方案。
然而，尽管房地产税已经箭在弦上，不少人对于它的出台仍有疑虑。
有人认为，房地产税面向上亿有房者，人数众多、征税困难，不可能彻底推行；
有的人则认为，房地产税加大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不是一件好的政策。
还有的人认为，房地产税征收期间，必然会有人弄虚作假、隐匿财产，使得房地产税征收最终变了样。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
历史其实早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雍正的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房地产税是一项财产税。而中国历史上，各朝历代征收财产税不是没有先例。
其中最成功的一次税收改革，发生在清朝雍正皇帝的身上。
今天，人们知道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实雍正刚当上皇帝时，接手的是康熙留下的一副烂摊子。
为什么叫“烂摊子”呢？
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的应该都有所了解，雍正经历了“九子夺嫡”的内斗才成功上位，以至于“雍正篡位一说”始终流传于民间，让他这个皇帝当得“名不正、言不顺”。
但更糟糕的是，雍正刚上位时，面对的朝廷财政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根据清朝户部的统计，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朝户部存银还有3200万两。而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户部存银仅剩2300万两，平均每年减少500万两。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再过5、6年，清朝廷将彻底破产。
康熙末年，清朝户部存银快速下降
为什么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朝廷的亏空如此巨大？这主要怪雍正的老子——康熙。
康熙晚年，在政务上逐渐懈怠。
为了图个好名声，康熙晚年宣布“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的人头税。
但在另一边，为了所谓的“朝堂和睦”，康熙对于官员贪污、偷税漏税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官员挪用公款、欠朝廷钱不还的，康熙也不多问，以至于户部的存银越来越少。
就拿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说。
曹寅担任着康熙朝的“江宁织造”，负责管理皇室在江南的布匹采办，可以说是皇商。官不大、油水却很多。
曹寅和康熙本人私交很好，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家接待。
而就在担任皇商的过程中，曹家逐渐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贪污、挪用公款，以至于任上出现了几十万两白银的亏空。
江宁织造官位五品，年俸禄只有百两，支撑不起“红楼梦”式的奢华生活
当然，康熙本人考虑到曹家亏空，有招待他“下江南”的因素，所以多次让曹家兼任征收盐税的特使——用本属于朝廷的盐税，补足曹家的亏空，并且多次提醒曹家收敛作风。
然而，正如同胡适点评《红楼梦》时说的：“（曹家）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
所以即使康熙多次用国库填补曹家的亏空，曹家的亏空依然在扩大。
到了下一朝雍正时，性格刚正的雍正看不惯这些生活奢靡、贪污国家公款的大臣，于是勒令曹家补足亏空。
曹家还不上，于是最后雍正就把曹家抄了家。
《红楼梦》贾家被抄
与曹家有相似命运的，还有诸多大臣乃至皇亲国戚。
就连雍正的十二弟，因为主管内务府期间造成亏空，也被雍正“逼债”，以至于在大街上变卖家具。
然而仅仅是“抄家”这种一次性收入，并不能彻底扭转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清朝廷必须开征新的税收。
但明末加征“辽东三饷”，致使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历史，雍正皇帝犹如历历在目。所以加征新税，必然不能落到底层人民的头上。
那怎么办？
雍正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
摊丁入亩里的“丁”，指的是人丁税、人头税，即每一个成年男子每年都需要缴纳固定数额税收。
因为人口户籍清查相对方便、征税容易，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人头税就成为了历朝历代的主要税种。
然而人头税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主要税负都落在了广大穷人的头上。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贫民，收入不多、又要被逼迫纳税，很容易激起民变。
明末税收都加在了底层人民身上，从而激起李自成起义
所以崇尚“仁政”的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将清朝的人头税定额在了2700万人。此后多出生的人口，不必再缴纳人头税。
与人头税相对应的，则是即摊丁入亩里的“亩”，即按照每亩田地征收的“土地税”，属于一种财产税。
而“摊丁入亩”，就意味着朝廷取消实行上千年的人头税，将税负统一纳入到土地税中进行管理。
很显然，相比于人头税，按照土地征收要公平得多。土地多的地主多征、土地少的自耕农少征，没有土地的贫民不征。
但这项政策看起来美好，实际推行起来却困难极大。因为摊丁入亩向土地征税，必然得罪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通常是古代王朝的基本盘。
历史上，不是没有王朝尝试过类似的改革。
早在明代明神宗时期，辅国大臣张居正所主导的“一条鞭法”改革，其中就包含了“摊丁入亩”的内容。
张居正在世时，他凭借“皇帝老师”和“辅国大臣”的威望，强行推动土地税的征收。经过张居正手下官员的丈量，明朝政府发现被地主、官员们隐匿的土地，多达1.5亿亩。
然而，本来能逃税的土地被政府发现，并需要缴纳大量税收。那些代表地主利益的朝廷官员不干了，他们对张居正一派发起了猛烈抨击。
党争不断是明朝灭亡原因之一
张居正在世时，尚且能压制住反对派的攻击。然而他死后，反对派的攻击更加猛烈，最终把张居正一派扳倒。
最后，张居正一族被抄家、子孙流放，其制定的改革自然被迫中止。
当时间来到雍正朝，雍正皇帝本人推行“摊丁入亩”时面临的压力，同样也不小。
例如在雍正元年，浙江省推行“摊丁入亩”时，立刻遭到了富户们的反对。杭州一百多名地主齐聚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
地主们激烈反对，吓得时任浙江巡抚法海赶紧撤销了政策。可政策一撤销，没地的贫民又不愿意了。他们觉得巡抚姑息养奸，包庇地主，也到府衙大闹，让浙江巡抚衙门乱成一团。
法海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最终因办事不力，被雍正撤职。
法海下台后，新一任巡抚李卫被派到浙江，收拾法海的残局。
电视剧中李卫在江苏（历史上是浙江）推行摊丁入亩
他一到任就恢复了摊丁入亩的政策，老百姓消停了，地主们却闹得更凶，又集结了一千多号人到衙门口闹。
与法海不同，李卫果断地把带头的几十号人全部抓进监狱，用铁腕镇压住了地主们的反抗。
浙江的摊丁入亩政策，这才推行下去。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修补税收漏洞
在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下，雍正皇帝成功克服地主们的反对，用了数年时间将“摊丁入亩”政策推向全国。
可是，地主们明面上的反抗消失了，暗地里却依然在用各种“税收漏洞”逃税漏税——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明清时期的“士绅免税”政策。
“士绅”，指的是已经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和在任、退休官员。相比于普通地主，士绅们不但有经济权力，更有着特殊的政治话语权。
古代皇权不下乡，士绅是基层的实际管理者
为了笼络这一批人、稳定统治，明朝提出了很多“士绅优待”政策，例如士绅本人不用缴税，这些政策大多也延续到了清朝。
然而这些免税特权，最终却成为了腐蚀朝廷财政的“税收漏洞”。
因为有着特权的士绅们，不但自己免税，也经常通过将亲属、朋友的田地纳入自己名下的方式，帮助亲戚朋友逃税——这种方式被当时的人称为“飞寄、诡洒”。
这些税收漏洞不解决，“摊丁入亩”带来的税负压力，最终还是会落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头上，让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于是在雍正二年，免除士绅特权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率先在河南开始推广。
为什么选在河南？是因为彼时黄河发大水，河南急需修建堤坝的资金。由河南布政使黄文镜首先提出，要免去官绅们的特权，让他们也为修建堤坝出钱、出力。
可以预见的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立刻引发了士绅们的激烈反对，其反对程度甚至高于“摊丁入亩”。
因为在士绅们看来，“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冲击了上千年科举制度的核心——那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自然高人一等”的社会制度。
所以在政策推出的当年，河南各地的读书人就开始四处告状，他们甚至罢考了当年的乡试、轰动朝野。
电视剧《雍正王朝》还原了的河南罢考案件
河南不少官员因为利益相关，也与士绅们站在一起。参奏田文镜的折子，向雪花一般飞到了雍正的面前。
幸运的是，田文镜有雍正皇帝本人撑腰。雍正给各省发出谕旨：“如再有顽抗的读书人，严惩不贷”。
而田文镜为了力推新政，一年内扳倒了22名河南各级大小官员，才让政策顺利实施。阻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正所谓“人言可畏”，士绅们骂完了田文镜，开始骂雍正皇帝本人。“雍正皇帝性格暴戾、阴晴不定”、“雍正通过篡位得到皇位”的言论，从此在民间广为流传。
雍正皇帝去世后，继位的乾隆为了笼络读书人，再次取消了“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让雍正的税收改革半途而废。
相比于雍正，乾隆对读书人“宽容”得多
而乾隆本人则获得了一个好名声。读书人盛赞在他的治理下，清朝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康乾盛世”，其中故意隐去了雍正的名字。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谈到“康乾盛世”时，名字里面没有雍正的原因。
雍正改革为什么成功了？
今天，当我们谈论“康乾盛世”时，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例如有的人说，康乾盛世只是一个“平庸的盛世”，同一时期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爆发的工业革命的西方。
也有的人说，康乾盛世中清朝廷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完全无法与开放、包容的汉唐盛世相提并论。
但无论人们对康乾盛世的看法怎样，雍正的税收改革都值得称赞，因为它客观上的确减轻了底层人民的税收压力。
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一是雍正之后，中国迎来了人口大爆炸时代。雍正刚继位时，中国人口1亿2千万，而到了乾隆末年，人口上升到超过3亿。
雍正、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开始爆炸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与之媲美。
二是雍正、乾隆两朝，70余年，中国没有发生过大的农民起义。如此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这一方面是当然是因为底层民众的税负下降，另一方面则源于清朝廷国库充裕。
到了乾隆中期时，清朝国库存银已经从雍正刚继位的2300万两，增长至7000万两。政府有钱，自然可以积极救灾、治水，减少了民众因为天灾而流离失所的可能性。
那么让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千年来，税收改革只有雍正搞成功了？
我将其总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雍正本人勤政且果决。而雍正的背后，则有着强力的国家机器（八旗军事力量）支持，保证了税收改革的推行。
第二个原因，则是雍正的税收改革政策，在康熙皇帝“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相当于一边加税、一边减税。
增加的是地主大户的税负，而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由此才获得了民心。
而明代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改革，虽然与雍正类似，却并没有考虑到减税的因素，没有设置税收上限。
因此免不了层层加征、层层摊派。最终这场税收改革被抨击为“苛政”，并导致失败。
而这也告诉我们，在未来进行房地产税改革时，不只是“加税”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减税”——减轻当前已有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偏向中低阶层的税收，才能让房地产税改革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偏向中低阶层的增值税仍为我国第一大税种
而第三个原因，则是每一次税收改革背后，必然伴随着新的体制漏洞的出现。如何对体制漏洞进行修补，不让这些漏洞成为权贵们偷税漏税的新途径，是一门大学问。
可惜的是，雍正去世后，乾隆放弃了对税收机制的查漏补缺，纵容士绅们拥有免税特权、隐匿财产，没能阻止清朝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加剧。
这最终为乾隆死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出现，和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而今天，当我们处在又一个税收改革的历史性关头。那些清朝曾经走过的路，那些经验和教训，才真正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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