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农业银行开户行查询电话(山西农商银行开户行查询)

辛德勇

明末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

春秋邬邑位置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春秋·郑宋卫图》）

战国邬邑位置示意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战国·韩魏图》增改）

其间的道理，是一个像邬邑这样业已存在的较大规模聚落的名称，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是不会轻易消逝的，因而邬邑被沿承至战国时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邬邑的位置，来看一看商鞅的封邑，有没有可能是在这里。

把商鞅的封邑商定在这个邬邑，首先可以合理地解释前面提出的第一项问题，即商鞅在“无验”的情况下是怎么逃出关外前往魏国去的？——这里地处函谷关外，而且已在关门之外很远，东面紧邻魏国国境，商鞅一迈腿就过去了，简单得很，也便利得很，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同样，魏国把前来投靠的商鞅发回秦地，只要礼送出境，进入秦国的辖地就是了，不必送客一直到家；而且由魏国进入秦境，也就是进入了商鞅的封地，所以他才会轻而易举地在商地起兵造反。

其次，是商鞅在封地商邑举兵反叛后，之所以会向渑池一带出兵，是因为渑池地处商邑与函谷关之间，商鞅进兵渑池的目的，是通过渑池西指函谷关，以破关灭秦。商鞅封地内兵员的实力是不是足以攻克函谷关以进入关中是一回事儿，可这道确实很顺，确实很方便行军作战是另一回事儿。大家看一看，这商鞅进兵黾池的合理性是不是显而易见的呢？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史记·商君列传》所说“杀之于郑黾池”，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述同时人徐广的话说：“黾，或作‘彭’。”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对此疏释曰：“郑黾池者，是黾池属郑故也，而徐广云‘黾或作彭’者，按《盐铁论》云‘商君困于彭池’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则更进一步说明之：“黾池去郑三百里，盖秦兵至郑破商邑兵，而商君东走至黾，乃擒杀之。”《史记·六国年表》复有歧说云：“商君反，死彤地。”看这些歧说纷纭的记述，商鞅死于何地，简直成了一个混乱的谜团。

其实清人梁玉绳早就针对《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做过考证说：“考《商君传》言杀之于郑黾池，徐广曰‘黾’或作‘彭’，《索隐》引《盐铁论》‘商君困于彭池’为证。《水经·谷水注》云‘黾池亦或谓之彭池’也，乃此又言鞅‘死彤地’，必是‘彭池’之误，亦犹惠文后五年误书‘戎地’为‘戎池’耳。……且鞅果死彤，亦不须加‘地’字，其误无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简单地说，就是“彭池”乃“黾池”异名，而“彤地”是“彭池”的讹误，三地同为一地。

至于司马贞、张守节辈之所以要把黾池同郑地联系到一起，是因为他们误把这个“郑”字理解成了一个城邑，这就是《商、于二邑旧说位置图》上标示在今华山脚下那个“郑县”所在的地方。大家看在这幅图上，就在郑县的附近，是标绘有“彤”这个地方的。然而《史记·商君列传》实际上是以“郑”代称韩国。盖韩国都郑（今河南新郑），而以都城代指国名，是战国秦汉间普遍的用法，毫不足怪。前面提到的《孟子》称魏惠王为梁惠王，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因黾池是在韩国的控制之下，故《史记·商君列传》才把此地称之为“郑黾池”。

另一方面，以此邬邑作为商鞅的封邑，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其封地之内总共拥有一十五邑的情况。因为这里地势较为平坦，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在其附近形成十五个居邑，是很正常的事情。

回顾以往的研究历程，令人遗憾的是，清人陈逢衡虽然正确认识到《左传》所载“王取鄥”、“王及郑伯入于鄥”诸事同商鞅封地的联系，并且还清楚指明“秦封魏鞅于鄥，则此地又属于秦”，可不知为什么却未能判明此一邬邑所在的具体地点，反而重又把眼光转回到丹江上游谷地中去，谓之曰：“《商君列传》谓鞅既破魏，封之于、商十五邑，于读为乌，当即邬也。旧止名鄥，今改名曰商，故谓之商于。”（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七）这“商于”之地见于《史记·张仪列传》等处记载，自在秦岭南坡的丹江河谷之中。

讨论至此，这里边还有个问题，需要解答——这就是当时秦国东部的疆土有没有可能包含我讲的这个区域在内呢？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看商鞅受封于邬邑，也就是“秦封之于商十五邑”的前提。对此，《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说：

其眀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恵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

商鞅得胜还朝，就被秦孝公“封之于商十五邑”。

《竹书纪年》记述此番秦魏交战时魏国面临的总体形势说：

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史记·魏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

所谓“齐田朌伐我东鄙”之役，或即齐军大败魏兵的马陵之战。由“王攻卫鞅，我师败绩”的记述形式来看，魏人在这次齐、秦、赵三国攻魏的行动中，显然更看重秦魏之间这场战役。

清人雷学淇尝论述商鞅率师伐魏之役的重要性说：

惠王之败于齐、秦，此盛衰一转关也。显王二十五年前（德勇案：时值秦孝公十八年），魏最强，败齐胜燕，侵楚拔赵，鲁卫宋郑之君而朝之，且率泗上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以西谋秦，为臼里之谋欲复兴周室，岂不胜哉！及彭喜言于郑君以败其盟，而惠王亦侈然自放，乘夏车而称夏王，此所以动天下之兵而子申、子卬遂皆糜于锋刃矣。自是而齐威奋于东夏，秦孝起于西陲，东帝西帝之势，即成于此日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八）

雷学淇这一归纳总结，正与商鞅率兵伐魏前讲给秦孝公的那番话相互印证——一个是客观结果，一个主观认识，完美地把当时的“国际”环境呈现到我们的面前。在这一攻守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秦孝公把邬邑周围地域封授给商鞅的原因。

《竹书纪年》记载魏惠王六年（周显王五年，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魏国君主离开今山西西南部的安邑，迁都到今河南腹地的大梁。稍候，魏国于惠王十二年（周显王十一年，秦孝公四年，公元前358年），遣“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水经》之《渠水注》及《济水注》引《竹书纪年》）；继之，魏国又在三年之后的魏惠王十五年（周显王十四年，秦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郑州原武县引《竹书纪年》）。这条用于“备秦”的魏国西边长城，大致就是上列《战国邬邑位置示意图》中大梁西部、北部那道绵延的城垣。

这说明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势力迅速膨胀，从秦孝公四年起，就给魏国造成巨大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修筑长城以防备秦军的攻击，而当时魏国对秦的防线就是这条长城线。尽管此时在秦东门函谷关与此黄河南岸的魏西长城之间，还有韩国存在，但秦国的兵锋，显然已经直逼这道长城之下。

基于这一背景来看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之役，魏人既称“秦卫鞅伐我西鄙”，就说明这场战役发生在上述魏国西长城附近。不过在秦函谷关与这道魏西长城之间，秦、韩、魏三国的势力，颇有交叉出入，此消彼长，变化不定。《史记·商君列传》既云当时双方“军既相距”，复谓“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就说明秦军所攻击的“西鄙”并非这道长城防线，而应该是在长城线外附近地区两军列阵对垒。不然的话，魏军若是死守长城不出，秦军的战事进展绝不会如此顺利。

我认为，此时魏国的势力，已经外溢于长城线以西，故秦、魏两军得以对决于此。正如雷学淇所说，当显王二十五年、亦即秦孝公十八年之时，魏国势力最为强盛，所以其西境向外有所拓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在秦军获取胜利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占据了魏国西长城之外这片疆土。为有效管控这片领土，也为将来以此为桥头堡进一步对魏发起进攻，秦孝公便把这片土地上包括邬邑在内的一十五所城邑封授给商鞅作为领地。

至于秦孝公为什么要把邬邑改名为商邑，我想这是因为商鞅本卫国诸庶孽子，而卫国君主本殷商余民之后，“卫鞅”实即“商鞅”。封邑之名，从其先祖，这既是对商鞅的激励，也可寄寓秦孝公藐视东周王室的心理。盖邬邑地近周都洛阳，而商为周灭，把这片周人京畿之地名之曰“商”，正犹如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一般，当然会让周天子不爽，秦孝公则适可借此展示自己的威风。

在秦盛魏衰的转折性时刻，秦国获取邬邑周围这片土地，极大地改变了战国时期政治地理版图的格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秦国进一步向东拓展疆土，意义尤为重大。

其后两年的秦孝公二十四年，在孝公去世前不久，秦军又“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史记·秦本纪》）。这里的“晋”，实际是指出自晋国的“魏”，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此“雁门”云：

《（竹书）纪年》云“与魏战雁门”，此云“雁门”，恐声误也。又下文云“败韩雁门”，盖一地也。寻秦与韩、魏战，不当远至雁门也。

在前面那幅《战国邬邑位置示意图》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岸门位于今许昌市北不远的地方，正在前述魏国黄河南岸西长城向南的延长线上，此番两国交战，秦军也应当是出自邻近的商鞅封地。这场战役秦军显然大获全胜，足见商鞅封地这一战略桥头堡的作用。

另外，附带说明一下，前引《史记·商君列传》谓商鞅在诱捕统军出征的魏公子卬之后，“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这应该是讲俘获魏军全部将士而将其编入商鞅的麾下。鉴于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公子卬统领的应该是魏国的精锐之师，秦军赢得岸门战役，应当与此具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也应该是商鞅始谋投靠魏国并且最终敢于起事反秦的一项重要因素。

正当商鞅可以依托此地大展宏图的时候，非常倚重他的秦孝公死去，继位的“惠文君”出于个人私怨逮捕并车裂了他。当然像商鞅这样深受前朝君主宠信并且功勋卓著的老臣，按照通行的规则，继位的新君也是一定要除去的；试看商鞅受宠之深，甚至有秦孝公“欲传位商君”的传言流行于世（《战国策·秦策一》），自然就更难以幸免了。

秦国在函谷关外持有的这块飞地，似乎随着商鞅的罹难也很快脱离了秦国的控制，从而也暂时中断了秦国东扩的进程。给我们认识商鞅封邑所造成的困难，是由邬邑改名而来的这个商邑，由于行用的时间太短，还不到两年，也随着商鞅的死亡而消逝了。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