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九四三车祸现场(上海一二八纪念路车祸)

抗战时期，有一个后来对杨成武仕途影响很大的人，他就是朱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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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占魁，1909年出生在河北安次农村，年轻时靠做吹鼓手为生，1935年任河北省永清县保卫团第四预备队队长。

朱队长当年的地位着实不高，连正规军都算不上。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第二年，国军29军开进平津，朱队长取得驻军支持，在当地成立了一支地方武装。

那时，想要在一个地方实现稳固统治，最好的办法，是跟当地家族搞好关系。朱占魁所在的地方，是河北望族马氏的地盘。于是很快，朱队长就同马家后辈、燕京大学毕业生马学刚搅到了一起，并且凭借自己的霸气、执着和正直，成为马学刚的抗日偶像。

鬼子打进河北后，1937年底，吕正操率八路军进入冀中，朱占魁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派，于是他的人马被八路军收编为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29岁的朱占魁出任支队司令员。同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8月，朱占魁调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员。

朱占魁当了司令，马学刚也不落人后，跑到根据地效力。由于他文才出众，在十分区极有名气。不幸的是，不久后，马学刚在战斗中负伤成了瘸子，不能战斗在一线，只能呆在卫生部养伤。再到后来，马学刚腿脚实在不便，无力跟随部队行动，终于脱离了十分区，回到鬼子占领下的平津。

马学刚能回沦陷区，是因为他们家在那里有产业，而且一个瘸子留在队伍里没有用处，碰到扫荡不是拖累大家，就是成为烈士，还不如回家做生意比较好。

从后来的情况看，马学刚在平津一带，绝不是做生意那么简单。

晋察冀一分区卫生部的副部长叫卢星文。卢副部长是易县卢氏家族的人，又是医界人士，跟马家也有联系。通过这一层关系，卢星文找到了马学刚，请他设法为八路军弄些药品。

更重要的是，杨成武的妻子叫赵志珍，河北易县人，1938年11月28日两人在涞源结婚，赵夫人的哥哥却没有投身抗日军队，而是在平津一带做生意。

杨成武与妻子赵志珍在晋察冀

赵家资本不算雄厚，需要依靠大户才能玩转生意场；马家关系不够深厚，也希望跟八路军高级领导搭上线（朱占魁不管怎样只算游杂出身，杨成武才是根正苗红的红军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两边一拍即合，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一层极其隐秘的关系。

马氏家族在北平和天津做生意，必然要跟日本占领军搞好关系、走上层路线，从现在的角度看，那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但是客观地讲，马家在平津只是求财，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还给晋察冀军区输送了不少药品、电池、手摇发电机等物资。这些当时都是军事管制品，不少东西还是延安点名急需的，一个商号赚钱之余，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给八路军弄这个，也算对得住良心了。

马家不仅跟朱占魁关系密切，与杨成武之间关系也非同一般。因为马学刚去过一分区，住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白文治家里。而那时的白文治，是一分区地委秘书长，排名在地位书记王国权、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牛树才、行署专员李耕涛之后，绝对算得上军分区的高级地方干部。

杨成武通过大舅子的关系，为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购入急需军用品，本来是非常正当的事。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也不缺头脑简单的二愣子，看不明白里面的关窍，反而认为马学刚身为十分区的干部，负伤后跑到沦陷区去做生意，该死而不死，是叛变革命的典型汉奸行径。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占魁偏偏被捕了。

朱占魁是1941年11月，在外出检查工作时遇到突袭被俘的，抓他的是日军110师团163联队第三大队，带队的是联队长上坂胜。

意外抓到八路军军分区一级的司令，不仅110师团喜出望外，连华北方面军的领导也是振奋不已，亲自出面劝降。朱占魁倒没有投降，但是告诉了鬼子一件事：我是平津马老板的朋友。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马家不光经常给日军高层送钱拉交情，而且早就跟朱占魁有过交待，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应该怎样保命。

朱占魁说出这层关系后，马家立刻得到了日军的通知，随即花了一大笔钱做保，留住朱占魁的性命。半年后，朱占魁在北平到保定的火车中，跳车逃跑。

对这段历史，萨苏曾经有过专门叙述，在日军《华北治安战》中也有记录：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年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占魁逃走后，110师团对他进行过通缉。

能从鬼子手上逃出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更不容易的，是自己人怀疑的眼光。对很多军人来说，谍报世界的复杂，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不仅十分区的人认为他是叛徒，连聂司令都不相信他。朱占被关了起来，最后送往延安审查。

不管朱占魁怎样解释，迎接他的都是鄙夷的目光，尤其是案子的关键证人马学刚还在平津，谁也没法拉来做证明。最后，朱占魁悲愤到极点，跳崖自杀被救，延安保卫部这才姑且信之，于1945年8月把他派回晋察冀，职务降了半级，担任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一旅的副旅长，1946年，改任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副司令员。

流年不利的朱占魁并没有结束倒霉生涯。1946年9月，他又被国民党俘虏了。这次还是马氏家族出面说情，花了一大笔钱保下来，成为国民党的“优容”对象，先后当了县长、少将视察专员、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不大不小的官。

1948年11月，朱占魁企图诱捕国民党部队投诚解放军，但没有办到，只带了自己的两千人马起义（后来改为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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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资料里，也有天津守军的相关记载：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深深体认，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其本质总是难以改变的。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可作为我们反共斗争中惨痛的教训。

朱占魁在国民党时写的自述，言辞倒是极为谨慎。

朱占魁先后两次落入鬼子和国民党手里，都是在战斗中被捕，并且都不肯背叛共产党，一有机会就跑回去归队，立场十分坚定。问题是，在有些人看来，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军分区司令，竟然落到鬼子的手里，这本身就是巨大的错误，也让八路军大丢脸面；被俘后竟然还能走上层路线，从鬼子那里逃回来，之后又作为旅级干部落入国民党手里，当了敌人的少将专员、保安司令，还要信念坚定地归队，更是谁也不敢相信的事。

所以，朱占魁虽然被定义为“投诚人员”，但命运可想而知。解放后，他被晾在华北军区保定的后院，等候组织审查。朱占魅托了很多人，向聂司令求援，希望能看在他曾对晋察冀有功的份上，伸一把援手，结果聂司令把他一顿痛批。

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

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

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1951年，朱占魁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才靠着“国民党少将”的身份，从牢里特赦。1979年，他被平反，恢复了投诚人员的身份和待遇。落实政策时，他没其他要求，就是希望安排到河北以外。再后来，他被推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过了几年清闲日子，他突然死于一场车祸，时年不到80岁。

相比朱占魁，更加不幸的人是马学刚。朱司令毕竟没跟鬼子打太多交道，他马学刚却是个职业无间道，先在鬼子眼下做生意，给根据地送军需物资；后来又跟国民党联系密切；最后还奉地下党的委托，劝朱占魁起义，底子复杂到不是不干净，而是根本没法洗干净。

在很多干部眼里，他就是一个特务汉奸。

解放后很快打响了朝鲜战争，杨成武的二十兵团留守处设在天津，军人不懂购物，马学刚同大家又是老相识，于是提供了诸多方便。不久后搞“三反五反”运动，管部队采购的部门都成了打老虎的重灾区，负责打交道的马学刚自然在劫难逃，从此失踪不知下落。

几十年后，杨成武特殊时期被打倒，有人要落井下石，于是再度翻出了马学刚的事。杨成武的大舅子、赵志珍的哥哥在审讯中竟然被活活折磨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摘编自《虎踞狼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