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禁止朝鲜人开户(朝鲜人可以在哪个银行开户)

八旗满洲编成时，共有402个牛录，其中蒙古女真混合牛录308个、纯蒙古牛录78个、纯汉人牛录16个。后来又有朝鲜人、俄罗斯人的加入。其中，蒙古女真混合牛录以满洲人为主，又编入了少量蒙古人和汉人。

总体上看，各个民族中占总人数最多的是蒙古族，接着是女真族成分，再次是汉人成分和朝鲜人成分，以及东北其他少数民族，人数最少的是俄罗斯成分。这些不同的民族成分相辅相成，既互相牵制又合而为一。

天聪八年（1634年），也就是皇太极在将国号“大金”改称“大清”的前夜，宣布定族号为“满洲”。虽然满洲人始终居有核心和主导的地位，但是其中满洲、蒙古、汉军等组成部分仍具各自特色和历史价值。

八旗子弟并不仅仅由满洲人组成，最初它以满洲人为主体，后来又吸收了蒙古、汉、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族人。入关后，又容纳了部分锡箔、俄罗斯、藏、回等族人，他们都被统称为旗人，其中满化的汉人在旗人中数目最庞大。

清朝旗人在社会身份上有“正身旗人”与“户下家人”的区别。“正身旗人” 具有自由身的国初平民以及有身份者的后人，他们拥有当兵的义务、读书的机会、做官的权利，他们是旗人中的自由民阶层，上自贵胄下到普通八旗子弟。尽管他们存在不容僭越的政治等级，但同属一个阶层，拥有独立的户籍。

而“户下人家”又称“包衣阿哈”，是服侍王公贵族和富裕旗人的家奴，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隶属于主人名下。八旗兵丁经常东征西讨，其奴仆也随之不断迁移。为减少满洲人伤亡，对奴仆们也实行了奖励军功政策，允许立有战功的奴仆们连同家眷脱离奴籍，并在原来的佐领独立开户，这对“包衣阿哈”无疑是很大的诱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在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事正酣，苦于兵源匮乏，雍正帝下旨在北京的旗人奴仆中遴选两千人组成“家选兵”，又将阵亡的八旗将士家中奴仆编为“复仇兵”，凯旋之后这些参战的家奴连同家眷都获得了开户资格。虽然同正身旗人相比，他们时时受到歧视和压抑，但开户奴仆可以当兵食饷、担任低级军官，因此受到大批“包衣阿哈”追捧。

在大批外来成分逐步融入旗人群体的同时，也有部分“满化”的汉军旗人被逐出八旗。由于汉军人数太过庞大，祖辈入旗的缘由和时间也各不相同，满化程度便各有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清廷统治者表面上对待满洲、蒙古、汉军如一，实际上却大加歧视汉军。

入关之后，八旗中满人和汉军的差别待遇更加明显。汉军都统、副都统往往由满洲宗亲、显贵担任；在兵种分配上，待遇高、钱粮丰厚的兵种，例如前锋、护军历来都由满洲、蒙古人专擅，而汉军只能充当编制多、收入较低的马甲、步甲；即使是同一兵种，待遇也大相径庭。在候补兵丁性质的养育兵中，满洲、蒙古人月银三两，汉军却仅有月银二两；对于八旗的孤寡人，除了每月每人有赡养银钱一两五外，如果是满洲、蒙古子弟，每年发稻米一石六斗，隶属汉军则不在此列。

随着八旗“生计问题”加剧，将汉军视同汉人的倾向日益显露。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乾隆帝决定整顿旗务，强制汉军出旗为民，各地的驻防汉军被剔除一空。

大批汉军出旗，腾出兵缺饷额归满族、蒙古旗人占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生计上的窘困。而那些出旗的汉军只好自谋生计，无奈融入民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