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是什么的季节是谁的(八月什么的季节,是什么的季节)

1990年，86岁的邓小平在上海时，突然接到上海市委招待处报告说，您之前询问过的一座墓，我们已经找到并整修好了，请您放心。

邓小平听到了很是激动，说要亲自去看看。当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陪着他，劝他说现在年事已高，考虑到身体方面的原因，是不是由她代为前去祭扫。上海市委招待处负责人也一再保证说，肯定会好好照管这座墓，还会经常去祭拜，请您不用担心。

但邓小平下定了决心，必须要自己去。老人家的性格大家都知道，一旦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无奈大家只好听他的意思，安排在第二天就去。

这座墓中安葬的人，虽说不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但却是邓小平刻骨铭心之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

一、莫斯科初识

邓小平一生有三次婚姻，张锡瑗与他年少时相识相爱，一度被周恩来等人誉为神仙眷侣。

张锡瑗生于1906年，比邓小平小两岁。她是河北房山良乡人（今属北京市房山区），父亲张镜海当过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大罢工。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张锡媛姐妹几人都倾向于革命。张锡媛1925年相继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在他们感召下光荣入党。其后又认识了邓颖超，成为至交。

可以说，张锡媛的起点很高。

1925年11月，党选派了一批优秀党员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学习。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坐不了飞机，只能坐途经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张锡媛和大妹妹张锡瑞一同被选中，和另外20位同学一道踏上了漫漫数千里的征程。

那时正是苏联最冷的季节，张锡媛一下车就感受到莫斯科冬天凛冽无比的寒风。不过她的热情很高涨，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心情无比舒畅。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22名学生中，有许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著名人物，诸如陈绍禹、蒋经国，后者不必多说，前面那位姓陈的同学，有一个别名叫王明。

到莫斯科后，张锡媛又结识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陈云等著名人物。不过，令张锡媛印象最深刻的，是同班一位名叫多佐罗夫的小个子。

此人双目精光四射，做事富有热情，对理论研究得很透彻。当时这批学习班设了十一个组，这位多佐罗夫所在的第七组是该班的明星组，国共两党最精通理论的学员都在这一组。

多佐罗夫就是这个组的组长。

他操着一口带着四川口音的官话，张锡媛则说着十分标准流利的北京话，两人讲话时，张锡媛总会时不时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那时的张锡媛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她身高160厘米（这是邓小平之女邓榕在回忆录中所述，应该是邓小平说的），身材极为匀称，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这位多佐罗夫对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张同学印象十分深刻。

没错，多佐罗夫就是邓小平（当时还叫邓希贤）。当时中国学员在苏联都有一个苏联名字，张锡媛的苏联名字是多加多娃。

邓小平起初在法国，他也是经过党组织推荐到苏联来学习的。有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邓小平和张锡媛不仅是千里姻缘在，而是万里姻缘一线牵了。

如果邓小平能够在中山大学参加完为期两年的学习，以他们两人的投缘程度，他和张锡媛大概能走入恋爱关系。略有遗憾的是，由于工作需要，1927年邓小平奉调回国。两人就此天各一方。

二、上海定情

邓小平为何突然中止学业回国呢？原因很直接，党缺人手了。

当时党正处于极度危难之中。蒋介石、汪精卫当时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当时大批优秀的党员被敌人逮捕杀害，党中央严重缺乏精明强干的骨干人才，而邓小平当时在法国时就是有名的干才，所以才被召回国。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最能掩盖的就是才干。哪怕远隔万里重洋，也会想起你来。

这可比庸俗的老乡情谊、山头派别可靠得多了。

邓小平回国后为了工作方便，把原名邓希贤改为邓小平，朴实至极。再加上他矮小的个头，走在大街上很少能引起国民党反动宪特的注意。

邓小平当时担任的是中共中央秘书，虽说不是领导职务，但做的都是极为机密重要的工作。著名的“八七”会议，他就是当时的一名参与者。

在武汉工作的短短数月中，邓小平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爱侣张锡媛。

张锡媛结束学业后回国，首先返回了河北老家，在保定领导了工人运动。她年纪虽轻，20出头的年纪，却颇有毁家纾难的志气。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为了保证大家安全，张锡媛把工友们领到自己家，秘密筹划罢工和营救工友的活动。

张锡媛在保定领导开展了反饥饿的斗争，最终迫使反动当局释放被捕工人，补发欠薪，撤了一名恶霸总监的职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当时保定铁路工人们都称这位年轻的女同志为“工人运动女领袖”。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1927年秋，张锡媛因为能力出众，也被急需各种人才的中央机关调到武汉，也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两人相遇后，都是又惊又喜。

两人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媛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邓小平之女邓榕回忆说，邓小平和张锡媛在莫斯科没有产生爱意。但可以肯定地说，正是那段弥足珍贵的异国岁月，奠定了两人感情的基础。

到上海不久后，邓小平与张锡媛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经历，一切都如水到渠成，两人在1928年初，在一众党内同志的祝福下结婚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对邓榕回忆说，那时的邓小平与后来可不一样，他那时十分活泼，又能说又能干，人小精神大，天天都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这和后来世人所知的邓小平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形象差别确实蛮大的，连邓榕都得靠想象才能想出当年父亲是什么样。

如此活泼，一方面是年轻，另一方面则是新婚燕尔，邓小平处于巨大的幸福感中，高兴得都快飞起来了。

张锡媛那时长得漂亮，性格温柔，很多人都喜欢她，其中不乏追求者。但张锡媛就认准了邓小平，这大概也是邓小平极为高兴的原因之一。

那时上海的环境也不轻松，白色恐怖遍地。邓小平夫妇也处于半地下的状态，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全部。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

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

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当时邓张夫妇都假扮成有钱人的模样，邓小平穿长袍戴礼士帽，张锡媛则穿旗袍，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所以没怎么出意外。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段被所有党内同志祝福的佳夫妇，居然以悲剧收场。

三、不幸辞世

1929年8月，党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工作。

这次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任务：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并重点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满怀着革命热情前赴广西，新婚离别，别是一番难言的滋味。

此时张锡媛已有身孕，她和所有新妇一样，都不舍得丈夫离开，但为了革命事业，她又坚决支持丈夫奔赴远方。

邓小平强忍心中的不舍奔赴广西，很快在那里指导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

1930年1月，邓小平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分得清公私，先找到中央详细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尤其是百色起义的经过和成果。

等汇报结束了，中央领导同志们都笑着催促邓小平赶紧去看看妻子吧。邓小平也是心急如焚。这时张锡媛已经快要临盆，住在上海宝隆医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特大的喜事，但是，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媛却因此得了产褥热。这种病放到现代，也就是一般小病，很快就能治好。

但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得了这种病很凶险。邓小平焦虑无比，却又没能任何办法。在医院守了好几天，眼看着妻子高烧不退，人烧的都昏迷过去了，怎么用药都不见效果。

邓小平急得心在滴血。

他少年离家，数年来与家人没有联系过，从法国漂泊到苏联，再到回国，张锡媛就是他的一切，可是现在老天却要把她夺走！

天也，何其无情！何其残忍！

几天后，张锡媛病情恶化，在医院去世了，当时还不到24周岁。

邓小平在上海唯一的亲人就是妻妹张锡瑞（又名张晓梅），妻子去世了，还有刚出生的孩子，邓小平悽悽惶惶，又面临着马上要回到广西的工作任务，没奈何，他只能把孩子寄放在妻妹家。大概是难产的缘故，这个女孩没几天也夭折了。

革命者为国毁家是常态，可是刚刚组建的小家庭就这样没有了，还未享尽新婚之美、还没进入为人之父的喜悦，这一切就灰飞烟灭了，对于年仅26岁的邓小平来说未免太过残忍。

然而邓小平也只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一边强忍着丧妻失女的巨大悲痛，一边继续准备再赴广西领导革命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愈加严重，而广西那边诸事孔急，张云逸等人不知道上海邓小平家中发生如此大的变故，连续请邓小平赶回广西。于是，邓小平连妻儿的丧事都来不及处理，就匆匆离开上海了。

邓小平在取道经过香港时，通过我党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建国后曾任对外贸易部部长等职），就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媛。据李强后来回忆说：“我们把张锡媛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媛。

四、邓小平重情重义

1931年5月，因工作原因，邓小平离开广西再度来到上海，回到这伤心之地，邓小平第一反应自然是去探望爱妻之墓。

邓小平带着正在上海读书的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媛的墓。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探望妻子之墓。

后来，邓小平重新结婚，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两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维持多久。邓小平遂与卓琳结婚，成为伴随终生的伴侣。

然而不论过多少年，邓小平心中始终难以抹去对张锡媛的怀念。

自1931年离开上海后，邓小平再无机会回到上海。以后，邓小平一直行进在戎马倥偬的战旅之中，这段感情渐成往事。

直到18年后，1949年邓小平率部队进入刚解放的上海，他心中涌起难以克制的探望张锡媛的愿望。邓小平知道，这事已不再是自己的事，便向爱妻卓琳提出此事。卓琳也是通情达理之人，当即表示理解和同意。夫妇二人一起去墓地，却发现，那里早已面目全非。

抗战期间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

邓小平赶紧找到李强，在他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张锡媛的墓地。

然而不幸的是，墓地已经被水淹没了，邓小平心如刀绞，生不能好好照顾她，死后怎能容忍她这么不堪。

邓小平便把张锡媛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里，郑重地把棺木搬回放到当年和张锡媛一起在上海住的房子的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

不久，邓小平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

此后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又回到中央工作，开国事情繁杂，没时间去上海。

1969年，张锡媛等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时，对中共上海市委招待处长葛非说:“上海解放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张锡媛的骨灰，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骨灰在哪里了？”

葛非立即回答：“我在瑞金花园见到过。”

上海方面也知道邓小平当年的这段婚姻往事，非常理解邓小平的心情，也非常重视此事。

当天就通过市民政局，查找到张锡媛烈士的骨灰已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原上海烈士陵园）。

于是就出现了文首的一幕，邓小平不顾身体已有些活动不便，第二天便领着女儿和秘书一人持一枝玫瑰花献给张锡媛烈士。

张锡媛那块朴素简单地镌刻着“张锡媛烈士之墓”的墓碑上，镶嵌着张锡媛唯一的一张保存下来的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拍摄的照片。可叹邓小平数十年为国家戎马奔波，连张锡媛的照片都没保存下一张，这张唯一的照片，还是从张家人保存的资料中找出的。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他的几个儿女虽与张锡媛没有血缘关系，但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妈妈”都非常尊重。邓榕在回忆资料中称，她就称呼张锡媛为“张妈妈”。

一声“张妈妈”，不仅包含着邓榕等邓氏子女对张锡媛的尊重，更是浸透着邓小平老而弥重、穿透时空的深沉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