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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日5时30分许(2016年7月1日什么是党的主要任务)

文/韩延明



被誉为“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太行山东麓苍松翠柏、湖光山色的滹沱河畔,彪炳革命史册。这个小山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就的壮阔历史画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培育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等。1951年8月,中央老区慰问团将毛泽东专门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赠送给西柏坡人民。1973年2月,周恩来为西柏坡题词:“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与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一、西柏坡精神的产生背景


西柏坡精神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在夺取全国性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在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它既蕴蓄着大决战硝烟的洗礼和胜利喜悦的撞击,也包含着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之际的理念挑战、理性思考和理论升华。在此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西柏坡精神,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感召力和生命力。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对敌作战;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党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第二天,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在绥德县东渡黄河,向太行山区转移,5月抵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等会合。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出于保密,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分别称刘少奇为胡校长(胡服)、朱德为朱校董。



◆1947年,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筹备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各解放区代表110余人参加会议。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彻底摧毁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美国学者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高度赞誉《中国土地法大纲》,称其恰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重大作用。之后,解放区土改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创设了良好的群众条件和社会基础。


1948年3月21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从陕北米脂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与中央后委会合后继续东进,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城南庄。周恩来、任弼时等于4月23日到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暂留城南庄。4月30日至5月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5月27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标志着中央机关胜利完成了战略性伟大转移,西柏坡自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指挥中枢。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讨论并主要解决了五个问题:一是能否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二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三是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化战争的过渡?四是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全面胜利?五是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提高干部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在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1948年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一间土坯砌成的仅有16.3平方米的低矮民房里,在一张满是洞疤的长方形条桌上,为前线起草了190多份文电,连续并交错指挥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气势磅礴、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这个农村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天天发电报,就叫部队打胜仗。西柏坡老乡赞颂道:“屋内一盏明灯亮,窗外万树石榴红。”其中平津战役进行了64天,毛泽东发往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有89封,仅1948年12月11日一天内,他就给林彪、聂荣臻等人发了8封电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震撼了全世界,引起了苏联共产党的极大关注。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先后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会谈,对苏共进一步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米高扬还传达了斯大林的建议,希望新中国尽快成立,以便得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承认,争取更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原设想1950年1月1日开始新中国的新纪元,寓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由此提前,最终定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严肃强调了“两个务必”。会后第10天即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途中,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尖锐命题,决心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历史周期律,实现长久执政,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二、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


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关于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多种表述,在此我们采用一种大家认同较多、流传较广的说法,即“两个务必”的创业精神;“两个敢于”的进取精神;“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这几个方面相互贯通、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其核心是教育全党要经得起新的历史阶段的考验;其实质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其目标是不断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其中,“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


(一)“两个务必”的创业精神


“两个务必”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醒全党要居安思危、谦虚谨慎、保廉戒奢、不懈奋斗,可谓振聋发聩、警钟长鸣!“两个务必”,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清醒的政治头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政党使命感,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道,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是任何时期共产党人都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和政治规矩。对此,毛泽东三令五申,但有人仍置若罔闻,最后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和法律的惩罚:1952年2月10日,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因贪污巨款被判处死刑。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材料,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领悟。1944年4月,他在演讲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西柏坡时期,在全国全面执政问题已摆到中国共产党面前。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能否避免重蹈“其亡也忽”的历史覆辙?能否经受住胜利与执政的严峻考验?能否警惕和抵制“糖衣炮弹”的袭击?革命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西柏坡精神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回答这些重大命题的理性思考和伟大实践中铸就的。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命题,决心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久执政,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的提出,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长久执政和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设理论。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党员干部增强“赶考”意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克服革命到头思想和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做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自觉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保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饱满热情。


(二)“两个敢于”的进取精神


“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指在中国革命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处于重大战略转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敢打必胜、勇克时艰,敢于抢抓机遇发动战略决战,敢于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的恢弘气魄和拼搏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竟出动160多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被这汹汹气势所吓倒,而是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号召党和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适时提出了解放战争分为防御、进攻、决战的“三阶段”战略,并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太岳兵团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挺进鲁西南的部署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并由此展开了气势恢宏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面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和“划江而治”的图谋,毛泽东毅然吹响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角,提出决不怜悯“冻僵的毒蛇”,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令全党全军热情高涨、斗志昂扬。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至1949年12月,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大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政治风云和决定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进取精神。


(三)“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


“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在大决战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是土地改革运动与整风运动的结晶和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并不断从群众中获取支持、汲取力量的历史,而西柏坡时期就是党中央秉持为民宗旨、出色解决“靠谁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一根本问题的光辉时期。党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和参战的积极性。军民团结奋战、生死与共。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积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用物资。



◆毛泽东用过的办公桌椅。


在西柏坡忙于指挥战役的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关心最多的还是西柏坡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一天,他在村外看到稻田里的秧苗长势细弱,当得知乡亲们种水稻是直接播种、亩产仅二三百斤时,他说:产量太低了。我的家乡也种水稻,不是直接播种,都是先育苗后插秧,稻子长出来后,又粗又壮,一亩地能打七八百斤呢!他担心老乡听不清自己浓重的湖南话,一边说还一边示范插稻秧的动作。这位农民事后得知教他种稻子的人就是毛主席时,激动地多次把这件事讲给乡亲们听。


凡是到过西柏坡纪念馆的人,无不为刘少奇存放文件和手稿的小木箱子、周恩来那洗得泛白的被褥、朱德那破旧的藤椅、任弼时那多年的扣箱式帆布衣箱、董必武用过的延安大生产时织的破损毛毯所感动,这就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团结了倾向革命的广大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此使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掀开了中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在开始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就建国大计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他多次强调,我们“不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四)“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


“两个善于”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当时,我们正处于一个即将建立新中国和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带领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新中国执政党的转变、由武装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由农村到城市和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和方向,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要求很快地学会生产技术和商业、银行等管理工作,并做好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这些,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西柏坡纪念馆里珍藏的《政策汇编》。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当时,党中央狠抓加强纪律性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作出了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等决议、决定,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要求克服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建立“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六条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地说:“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一连串的反问,体现了习总书记对党的建设的深度忧虑和深刻思考。



“两个善于”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建设道路进行最初探索的科学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顺利实现了从“破坏旧世界”的“救国大业”到“建设新世界”的“兴国大业”的伟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对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创新。


综上,“两个务必”体现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两个敢于”体现了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的进取精神;“两个坚持”体现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体现了勤学善思、除旧布新的科学精神。这些内容彼此贯通、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


三、西柏坡精神的时代光芒


西柏坡精神,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是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延续。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2013年7月,习近平在平山县参观西柏坡纪念馆。


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柏坡精神依然绽放着耀眼的思想光辉和时代光芒。在新时代传承弘扬西柏坡精神,让西柏坡精神真正存之于心、见之于行,一是要弘扬坚定信念、谦虚谨慎的精神,坚定政治方向,坚守理想信念,居安思危,戒骄戒躁。二是要弘扬敢于担当、创新工作的精神,在履职尽责、爱岗敬业上积极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强化责任意识,做到扛重活、打硬仗、攻堡垒、闯新路。三是要弘扬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精神,在秉持初心、怀德自重上率先垂范,发扬光荣传统,加强作风建设,筑起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理性长城。四是要弘扬依靠群众、人民至上的精神,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上躬身力行,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脚踏实地为民造福。五是要弘扬勤学善思、干事创业的精神,善于除旧布新,善于守正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已连续发表的8次新年贺词中16次提到“奋斗”,我们要尽锐出战、不懈奋斗,努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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