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会为什么不放苏州(江苏的省会为何不定到苏州)

众所周知，江苏于清康熙年间建省，由江南省分家而来。

江苏在清朝时期并不是一个正式省份，官方名称为“江南右布政使司”，而相对应的，安徽则称“江南左布政使司”，但我们通常将左、右两个布政使司成立日期看作是江苏、安徽建省之始。

其实，也就是从本质上来说，江苏、安徽在清代官方的界定当中并不是正式行政区，而只是为了达到拆分富裕强大的江南省的权宜之计。江南省原省会在南京，分家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清代），南京实际上是江苏、安徽乃至江西的共同“省会”。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苏南”、“苏北”的概念和区分诞生于近代上海租界，而不是江苏内部自身。因为整个清代，作为非正式省份的江苏一直都没有获得各方认同感——直到近代交流的频繁（以上海租界为舞台），才让它们“剧烈地”认识彼此，哪怕这种“认识”一开始是以偏见的形式出现的。

江南右布政使司在“分家”之初由江宁（南京）迁往苏州，又过了近百年，左布政使司也从江宁迁至安庆：此时，江宁以两江总督府和江南军事长官（江宁将军）驻地之尊统领江苏、安徽、江西各地；而江苏也实际上由驻地江宁的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统辖江宁、江北各府财权）和驻地苏州的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统辖苏松常镇四府财权）共同管理，这个“非正式省份”实际上有江宁、苏州两个省会，恰好也是“江苏”名字的来源。

这样，不仅江苏、安徽被拆了，连江苏内部也分区管辖，错综复杂，互相牵制。省份、省会、省名，都充满了“临时色彩”，难怪时局一变，一切又要重新争论了。

例如太平军横扫江南时，他们便攻取江宁（南京）改名“天京”，以为都城；又攻下苏州，建立所谓“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这个小小的一隅之地，形势竟复杂如斯。

最风云变幻的要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江浙联军合力拿下了首府南京，作为历史上始终要和北方军阀争“王座”的“二号地区”，他们又抓住了历史机遇，想要定都南京，好将新生民国自己把握（最后还是蒋氏实现了江浙地主资本大佬们的这番愿望）。

清末的苏州

但江浙军、财阀（同样以上海为基地）连同孙文——这位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广东籍革命家的“一致愿望”，却遭到了一位江北籍人士的强烈反对，他就是清末大状元、南通大才子张謇。

张謇是非常反对中华民国定都南京的，正像他特别反对江苏省会定在苏州一样。

张謇是南通人，他对近代南通的经济社会发展、近代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创造了近代南通诸多全国“第一”，使得南通荣获“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名。据说张謇的祖籍还是苏州，那他为何却如此反对江苏省会定于苏州呢？

其实，大人物思考问题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苏州偏居东南一隅，和苏北联系微弱，难以从全局统领全省，清代驻扎在苏州的江苏布政使之所以只能统辖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其原因也在于此。

这是苏州城市格局决定的，并不是张謇本人的“偏见”：自古苏州影响力只限于太湖平原一隅，统辖范围向北最远跨不过盐城；以西不到常州，与南京短兵相接；南边的影响力又被后起的杭州所抵消。更可悲的在于，近代上海崛起后，苏州便瞬间沦为上海的“后花园”，从此只能作为一个被描述的“客体”而存在，不再能够以“主体”姿态活跃大城市舞台。这是苏州的宿命。

同样，张謇主张定省会于南京，因南京地势靠北，江面又窄，可兼顾江南、江北，自古南京为长江下游区域中心，无论统辖江南还是江北，“均甚便利”。他反对建都南京，原因也一脉相承：因南京为南方首府，不利统辖北部边疆。民国替代满清，纲领中本就有“驱逐鞑虏”之一项，时北满人心不稳，若定都南京，更加“难以控驭”。

张謇还设想出一个淮海省，以徐州为省会，也是他的“恢宏蓝图”之一部分。但他反对建都南京其实也有私心：张謇在南京早有经营，做省会于其产业则有颇多便利；若为首都，就不是他能做主的了。

日占时期的“伪淮海省”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不是张謇能够左右的：辛亥年间的流匪势力洗劫了奄奄一息的苏州商会（此时苏州仍然没有从太平军的打击中缓过劲来），苏州群情激愤，纷纷给孙中山写信，想要将江苏省会搬到苏州，缓解苏州的损失。此时，民国已经在南京宣告成立，将江苏省会搬到苏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张謇自己也做了南京临时政府里的实业总长，他所构想的事情一一落空了。

后来，张謇随部到了北京，北洋政府里他的话语权没有那么大。不过，他做不了主的时候，反而形势随了他的心愿：江苏省会重新回到南京，苏州再次失势。真是造化弄人。1926年，张謇逝世，一年后，蒋氏在南京建政，江苏省会索性选择了镇江，苏州与江苏省会从此无缘。

“近代第一城”江苏南通

南通名士为何如此反对江苏省会定于苏州？出于江南江北之争？非也，乃形势所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