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转为劳务外包的请示(劳务派遣强制变更劳务外包)

严可复

志愿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与地勤人员交流飞机使用情况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王海大队

人民空军当时是新的军种，从上到下都缺乏对敌作战的经验。虽然空军指战员大多来自陆军，具备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对于这一现代化的技术军种来说，单凭勇敢，不与科学的战术、过硬的技术相结合，胜利是没有保证的。英国飞行员斯图尔特在1928年撰写的《空战战术》一书中就曾指出：“详尽地研究战术，才能掌握保存自己消灭敌机的空战方法。如果空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质量与敌相同，数量上处于比敌少一半的劣势，但在熟谙空战原则方面胜敌一筹，那么双方大体上就势均力敌。”随着空战规模的增大和敌人战术的改变，参战部队在空中指挥、集中兵力和编队协同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志愿军空军通过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充实部队的战术和战法。上节提到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就是刘亚楼司令员亲临安东，指挥空战，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指战员研究，在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提出数百条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到的。

部队每次空战之后，志愿军空军都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军事民主、技术民主。在发扬军事民主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是战前“出情况，想办法，定方案”，战后“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这是有效发动群众总结战术经验，提高作战能力的途径。飞行员们把每打一仗都看成是上一堂课，下了课就揣摩体会，吵得面红耳赤，像开斗争会。第一个打下美国飞机的李汉，也免不了当“斗争对象”，这个说大队长动作太猛，只顾自己打；那个说指挥没战术，顾头不顾尾。谦逊好学促使技战术迅速提高。比如长僚机关系，开始一打就散，后来形成蜂王战术，长机就像蜂王，僚机就像工蜂，工蜂围着蜂王转，怎么打也打不散这个天然的关系。又比如空中队形，开始是苏军式的一字形、扁担队，转个弯像笨熊，十几架飞机一条线大推磨，后来学会交叉转弯，两架一转，纵身转弯灵活自如。另外在破解敌人战术中形成自己的战术，像什么鱼饵战术、诱开战术、夹击战术、上切入战术、阶梯战术等等。空12师飞行员董南才就曾详述过这样一次战术讨论会，通过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创造出了新的机动队形。

《孙子兵法》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空军作战的特点是战斗异常复杂激烈，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转化极为迅速。用美国空军第51联队自己的话来说：“早上适用的战术，到了下午可能就过时了。”可见，一成不变的战法是没有的，包打胜仗的战法也是不存在的，只有灵活创新，巧妙变化，运用不同战法，才能争取主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当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不可能期望一帆风顺，直接从胜利走向胜利。有时，必要的忍耐与退却也是因敌而变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两次轰炸大和岛之战，就是一个从正反两面吸取经验的例子。第一次轰炸大和岛发生在1951年11月6日，轰炸很成功，航空兵第8师（驻沈阳于洪屯机场）出动杜-2轰炸机9架在空2师的拉-11歼击机16架的掩护下，于14时35分出动，15时39分到达大和岛上空遂行了轰炸任务，16时19分全部返回浪头机场。此次轰炸，“投弹81枚，根据实地调查，命中72枚，命中率89%”。第二次轰炸在11月30日，遭到美军F-86战斗机的偷袭，参战部队共被美军击落7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3架），击伤5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1架）。然而参战空军飞行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最终完成轰炸后再返航的勇气和毅力，成为一个奇迹。

第二次轰炸大和岛是一次不成功的作战，在地面指挥空战的就是刘亚楼司令员。当日志愿军轰炸机飞至安东以西时，空联司指挥所已经发现轰炸机群提前5分钟通过安东，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之后当轰炸机群在龙岩浦入海后，遭到美军偷袭时，空8师前方观察所该师侦察科副科长曾下令轰炸机“不准进入目标”，但被在空联司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的刘亚楼所否决，刘亚楼令空8师师长吴恺命令轰炸机群“坚决前进，完成任务”。从结果看，这个命令增大了部队的损失。事实上，对于空战指挥，刘亚楼当时也是外行。他和吴法宪是1951年11月28日才开始在安东苏联空军指挥所实习空战指挥，两天之后就指挥实际的轰炸战斗，难免力不从心。从教训的角度来分析，“我地面指挥员未能认真研究敌情，暗于知彼，以致战术上墨守成规，照搬了第一次的作战方案，兵力使用、航线、高度、轰炸时间，甚至喷气式歼击机掩护轰炸机的活动方法，都与前次一样，结果为敌所乘。”

虽然作战失利，但志愿军空军很快就吸取教训作出了改变，尤其是对指挥所体制做了较大的调整。一个是根据刘亚楼加强前方辅助指挥所和情报网工作的指示，空联司下令组建了第1、第2前方辅指；另一个规定驱逐、冲击、轰炸师不单独编设指挥所，以避免重复。之后更明确下令：各师指挥所接受空联司指挥员的起飞命令后，组织飞机起飞至汇合点交空联司统一指挥，完成任务返航至鸭绿江再由各师自行引导着陆。这些都是吸取这次作战失利教训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之后志愿军空军再未举行过大规模的轰炸行动（1952年1月2日，毛泽东曾建议空军再组织一次远程夜航轰炸，但1月8日空中首长请示是否执行时，毛泽东批示暂不举行），考虑到敌我双方对制空权的掌握程度，显然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应对决策，体现了因敌而变的特点。

余论

所谓制空权（美军称为空中优势），基本含义是交战一方空中力量压倒对方的优势，保证自己的航空兵有在空中活动的主动权，而限制对方航空兵的活动，使自己的陆、海、空军部队能顺利进行作战活动，不受对方空中力量的阻挠和破坏。美军认为，空军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摧毁敌方空中与地面的空军，以争取和保持空中优势”，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始终强调制空权的掌握，认为：“美国远东空军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夺取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威兰中将在1952年7月10日发布的作战方针中也把在北朝鲜保持control of the air（制空权）而必需进行的战斗活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志愿军空军也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战术空军，它首先是要取得空中优势”，故此在参战后，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美国侵朝空军的特点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把争夺并保持重要地区一定时间的制空权作为重要任务。

经过英勇和艰苦的空战，在朝鲜南至新安州、西至熙川、北至拉古哨水电站及鸭绿江一线、东至东海岸范围的朝鲜西北部地区占有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被美国侵朝空军称为“米格走廊”，使其不得不承认“共军的飞行员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地区内占了几乎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远东空军便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然而，这种方针实际上是默认了共军在这个重要的地区内拥有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与美国侵朝空军争夺局部制空权的斗争，始终是焦点。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当年的空战战术、技术大多已经过时，今天的制空权争夺也已经延伸到制电磁权、制信息权，甚至制天权的范围。但无论如何，一方要想在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仍然必须保证己方的空中力量能够拥有在空中活动的主动权，而尽可能限制对方的活动，这是保证海上、陆上部队获得行动自由的前提条件。“不可设想，未来战争会像朝鲜战争那样，敌人的空中突击主要限于鸭绿江以南，而我空军作战基地和我战略后方不受突击”，因此，确立与敌争夺制空权，尤其是必须在战争初期进行制空权全面争夺的思想，将是我空军面临的主要任务。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所留下的“以稳为主”的作战指导思想、“因敌而变”的主动精神、群策群力的军事民主方法，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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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