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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师兴

东海明珠、北方明珠、东方之珠……

在我国，重要的海域、湖泊及河流周边多分布有明珠型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明珠”，因为其经济文化的区域影响力极大。

对于成功申遗的京杭运河而言，镶嵌在两岸的明珠型城市众多。坐镇运河两端的京杭两大城市理所应当地被运河光辉环绕，沿途的扬州、天津、淮安等城市无不奋力大搞运河主题基建，大讲运河故事。其中，运河所流经的鲁南地区就有一颗“运河明珠”。

济宁，可谓与运河共兴衰的城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济宁就着手以京杭运河为主题塑造城市形象，并以“运河明珠”、“运河之都”的形象示人。从那时起，一系列以“明珠”命名的基建项目陆续上马，并保留至今日。诚然，当今济宁的经济文化辐射程度有限，但提及往事，济宁绝对是被光环加持的城市。

也可以说，纵览华夏文明史，济宁是一颗最亮眼的明珠。

济宁可查询历史能追溯至史前时期，至元时得“济宁”之名，至明清时的影响力达到高峰，而后衰落。

按当今行政区划，济宁由两区（任城、兖州）、二市（曲阜、邹城）、七县（金乡、嘉祥、鱼台、微山、泗水、汶上、梁山）组成。每一个市区县均有自己的历史印记，共同构成一部济宁大历史。

济宁行政区划

上古：伏羲、少康与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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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夏文明，不得不提姓氏渊源。某种层面上，姓氏、血缘、宗族不同时期的繁衍迁徙和文化交融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如今，姓氏已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文化归属感的重要纽带。

中华文明有史记载最古老的姓是“风”。根据《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所书，三皇五帝之首包羲伏羲氏的父亲燧人氏就为风姓，伏羲氏随父姓风，其义妹、妻子女娲氏随夫姓风。没错，传说中这两人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并被尊为人文始祖，地位尊崇。

伏羲后裔同为风姓，并衍生出伏、宓、任、宿、颛、须、程等姓氏，其中以任氏人口最多，并与济宁有着不解之缘。相传，太昊伏羲氏后代的一个氏族部落寄居在济宁任城区一带，被称为“有仍氏”。

传说中的夏朝的建立后，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其中之一的兖州即覆盖济宁地区，当今济宁仍保留有兖州地名。作为太昊伏羲氏后裔，有仍氏在夏朝成为“所封国”。

传说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即位一年的太康便在游猎时被后羿夺去国政，史称“太康失国”。失国后，生于有仍氏的少康志在复国，在同姓部落斟灌氏与斟鄩氏的帮助下，与夏后氏遗臣伯靡等人合力，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少康大有作为，史称“少康中兴”。因有仍氏疆域很，实力强，作为“少康中兴”的重要根据地和少康出生地，这里被赐名“任国”。

任国是典型的风姓之国，为《左传》中记载的“任、宿、须句、颛臾”四大风姓之国之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臷：“仼、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可见，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风姓古国主要掌管伏羲与济水的祭祀事务。任国居民世代依济水而生，以任城为中心，经历夏、商、周三代，一直存续至战国末期。任城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实际上，任、宿、须句、颛臾这四大风姓之国均位于任城周边一带，疆域遍及邹城、微山、泗水一带。如今，济宁大部分地区都留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和遗迹，从邹城峄山女娲补天的传说，到泗水古雷泽华胥故里的故事；从任城祭祀太昊伏羲凤凰台遗址，到邹城郭里羲皇庙遗址，再到微山两城伏羲庙，种种证据表明伏羲应出自山东境内，而非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关于伏羲出自甘肃天水之说。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任城凤凰台。直到唐朝，凤凰台仍是人尽皆知的太昊伏羲祭祀场所之遗迹。诗人李白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提到：“青帝太昊之遗墟，白衣尚书之故里”。这里所提到的太昊之遗墟实为凤凰台。

如今，凤凰台遗址仍存。在1986年的凤凰台考古发掘中，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发掘出近三百件文物，并在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大量的陶簋残片。根据《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簋是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陶簋等大量祭器残片的发现，验证了凤凰台曾是重要祭祀场所的说法。

新修的任城凤凰台

经本世纪重修后，任城凤凰台又呈现些许崇台巍然的景象，算是对历史的告慰。

为何以任国为首的风姓之国选择在济宁扎根呢？众所周知，人类因生产与生活之需要，选择依水而居，并将城市依河而建。自古以来，鲁南地区水量充沛、土地肥沃、四季分明，事宜人类居住。其中，济水孕育了最初的济宁文明。

济水，连同长江、黄河、淮河，构成我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四条河流，并被称为“四渎”。济水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自西向东经由河南和山东，终入海。济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三隐三现”，穿越黄河而不与之混淆。据《禹贡》记载：“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菏泽），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在华夏文明中，济水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五代时期高道杜光庭撰写的《天坛王屋山圣迹叙》记载：黄帝与蚩尤在河北地区交战，战败后退居王屋山，黄帝“清斋三日，登山至顶，于琼林台祷上帝破蚩尤。帝遂敕王母降于天坛。王母乃召东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破蚩尤之策。黄帝依命杀蚩尤于冀，天下乃无不克，海内安然。”从此，黄帝每年八月十五日都要在济水源头王屋山上设坛祭天，有说法称这是中秋节的起源。

此外，大禹所划分之兖州的“兖”字，即来源于济水。兖在古时写作“沇”。在小篆中，“三点水”有时可以写作“横水”而放在“允”字之上。后来文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化时，“横水”演变为“六”，形成今日之“兖”字。

可以说，任城和兖州都由济水而生，如今发展成为济宁中心城区。不过，济水却消失了。随着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特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纵横改道中，黄河吞并了济水，使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仅通过沿线的济源、济宁、济阳、济南等地名保留有济水的文化痕迹。

两周：孔孟之乡的人伦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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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周天子手握天下共主的威权。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掌控能力，诸侯群雄纷争，是为春秋时期。此后更进入暴力兼并的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彼时的济宁大地更是上演了精彩大戏。历经大浪淘沙，战国时期曾屹立于济宁地区的有鲁国、邾国（后称邹国）、任国和郕国，其中尤以鲁国和邹国闻名，并滋养出影响后世的孔孟之道。

鲁国的诞生与“周公东征”有关。西周初立，周成王年幼，周公担心各诸侯叛变，摄政天下，而商王武庚联合东方诸国反叛。同时，管叔和蔡叔疑心周公大权在握，即联合武庚一起作乱。于是，周公奉周成王命，进行东征。

《诗经》之《东山》就根据周公东征背景创作，开篇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东征之后，周公被封于中原和东方交会的战略要地—曲阜，称鲁国。因周公要留在京城辅佐周成王，便令其长子伯禽代其在鲁国执政，伯禽即为鲁国首个国君。

鲁国仿照西周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文化日益繁荣，国势不断强盛，在诸侯国中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当时的鲁国疆域北到泰山，南临徐淮，西达济水，东临大海。鲁国和当时位于鲁北的齐国成为西周统治东方的支柱力量，影响力巨大。时至今日，山东又被称为“齐鲁”，简称“鲁”，可见鲁国对后世影响之深，尤其在文化方面。

鲁国十分重视文明传承，是唯一完整保留周礼的国家，并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为著名的礼仪之邦。当年，无论想要恢复周礼的国家，还是想要学习周礼的人，必须要去鲁国取经。

在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圣人的思想从萌芽不断壮大。孔子，这位被公认为“圣人”的世界级文化名人，出生于鲁国，他继承和发扬周礼，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创建了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重视社会现实，倡导入世，主张以“仁”为，以“礼”为准来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将“中庸”作行为方式，成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

孔子采用私学讲授“六艺”。六艺是指儒生应当学习的《诗》、《书》、《礼》、《乐》以及《易》、《春秋》六经。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编年史，记载了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的历史。

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世被发扬光大，被无数朝代列为正统思想，“仁”也成为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的DNA。作为孔子故里，曲阜保留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孔庙，连同孔府、孔林一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大量朝圣者。

曲阜孔庙

继承、传播并发扬孔子学说的人无数，百年之后的孟子即是最著名的一位。孟子是有抱负的政治家，在诸侯合纵连横战争频发时期，孟子敏锐察觉时代趋势，以“仁”为核心，将儒家学说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并被后世尊为“亚圣”。

孟子出生于邹国。邹国与鲁国并称为“邹鲁圣地”，为文化兴盛之地，今日之邹城即因此得名，并与曲阜一样位列济宁地级市，济宁亦当仁不让地成为“孔孟之乡”。位于邹城的孟庙气势雄伟，一株株参天古树仍守护着流传千年的人伦风骨。

邹城孟庙

秦汉六朝：济宁石刻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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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废封建置郡县中，济宁被划为济南任城县，经济文化影响力减弱。刘邦建立汉朝并铲除异姓王后，为了巩固刘氏江山，开始大封刘氏诸侯国，济宁地区设立了任城国和鲁国，都城分别在今日之任城区和曲阜。

王莽篡汉，后被刘秀推翻，汉家统治得以恢复。此后，东汉庄园经济盛行，在济宁嘉祥地区，武氏家族实力显赫。家族世代做官，武梁与武开明为兄弟，官至长乐太仆丞、郎中，其长子武班官居敦煌长史、次子武荣官执金吾丞。与武开明不同，武梁生前隐居不仕，读经讲学，德高望重。

在当地，武氏家族既有经济实力，又备受尊重。不过，让武氏家族名留千古的并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家族墓地——武氏祠。

汉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嘉祥地区文人工匠辈出，加之山石质量上乘，石雕技艺发达，武氏祠就留有诸多举世闻名的画像石。武氏祠汉画像石的研究价值涉及到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考古学、建筑学和美术史等诸多领域，一直是古今中外名人专家研究的重点。

据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通过《金石录》对武氏祠的记录，自宋代，武氏祠便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也记录了武氏祠的两块汉碑。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在《隶释》和《隶续》中也摹刻有大部分武氏祠画像。

元明时期，因济宁地区属于黄河淤积处，加之黄河的多次改道，武氏祠一带历经洪水漫於，令石刻淹没地下得以完整保存。因此，金、元、明的几百年间没有武氏祠的任何记载，直至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在嘉祥发现了一对石阙、一对石狮和武氏祠，震惊金石学界，此后关于武氏墓群石刻的著录和评述日渐增多。

武氏祠中的汉画像石主要分为神话传说、经史故事和现世社会生活三部分。其中，神话传说部分主要包括人类始祖、仙界领袖、远古帝王、龙凤图腾等；经史故事主要包括帝王诸侯、圣贤名臣、孝子贤孙、义士善人等；现世社会生活则包括车马出行、人物聚会、庖厨宴饮、狩猎捕鱼、乐舞百戏、军事战争、亭台楼阁等。

武梁祠汉画像石

其中经典画像元素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如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像、联合国水利馆中的大禹塑像等。

武氏祠的造就并非偶然，实际上，济宁是我国拥有现存汉碑、石刻、画像石最多城市，享有“天下汉碑丰济宁”之盛誉。在今日济宁博物馆内有一座建于民国时的古朴建筑——汉碑室，主持修建者为时任济宁教育局长王大恕。资料显示，汉碑室内存有《景君碑》、《郑国碑》、《武荣碑》、《鲁峻碑》、《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其书法均为典型的“八分汉隶”，均为汉碑之精品，稀世之瑰宝。

武氏祠汉阙

汉朝覆灭后，中原大地进入长达四百年的动荡年代，期间风云变幻，诸雄并起，战火连绵。曹魏时期，济宁地区重新设郡，任城国改为任城郡（今微山县鲁桥镇），境内同时还设山阳郡和鲁郡。西晋时期，济宁地区恢复任城国，境内还立有高平国和鲁国。

到了十六国时期，济宁先后被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所据。南北朝时期分别被北魏和北齐统治。在这段长达四百年的动荡年代，西域佛教带着出世思想深入中原，令中原汉人有了心灵归宿，亦促进胡人彻底融入汉人社会。

本着“刻于高山，永留不绝”的愿望，北朝高僧及工匠青睐在山崖巨石上镌刻佛经。因邹城地处低山丘陵地区，海拔不高，巨石分布，是进行摩崖石刻的理想场所，故在邹城留有诸多摩崖刻经。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刻经皆由北朝时期僧侣书法家安道一所书，其书法融汇隶、篆、楷三种笔法，其人被誉为魏晋时的“书仙”，与“书圣”王羲之并驾齐驱；其字被后代书家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如今，邹城的北朝佛经摩崖石刻而名扬四海，尤以葛山、峄山、铁山、岗山和尖山最经典，举世罕见。

隋唐五代：最尊贵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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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隋、唐、五代是一段繁荣而精彩的时期。从隋完成统一，到唐迅速进步，当时社会格局宏大、文化开放、经济发达，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

随着唐朝由盛到衰，最终消亡，中原地区接连出现五个朝代，即梁、唐、晋、汉、周，合称五代，它们多继承了大唐风韵，在文学、绘画、建筑等方面留有稀世珍品。

在隋、唐、五代时期，济宁不属于核心政治区域，一直保持着任城县建置名称。不过，伴随着大唐开元盛世，济宁迎来一位客人。他在济宁留下了自己的人生足迹，而今一直被称颂，他就是“诗仙”李白。

从唐开元二十四年起，李白寄家任城长达23年。李白对任城情有独钟，曾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我家寄东鲁”，任城也被称为李白的第二故乡。

寓居任城时，李白应时任县令贺公之邀而作《任城县厅壁记》，包含任城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和风土人情，更以“地博厚，川疏明”赞美济宁的自然环境；以“香阁倚日，凌丹霄而欲飞；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赞美济宁的城市建筑；以“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赞美济宁的淳朴民风。

尽管李白寄家任城是因其家族成员在任城及附近任职当差，但这并不妨碍李白与济宁之间的浪漫碰撞。直至今日，任城区仍然保留着李白曾经作诗洗笔的浣笔泉，以及他的曾经把酒吟诗，举杯邀明月的太白楼。

济宁太白楼

其实，唐代济宁地区交通便利，曾迎来诸多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在此流连忘返并吟诗题赋。

唐开元二十五年，诗人杜甫游历齐赵，途经任城，看到白露节前任城古南池的秋色，有感而发，赋诗《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中“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描绘了白露节前任城南池的秋色，并抒发思乡之情。

今日，古南池已建为公园，亭台楼阁、芦荡垂柳、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倒是怀古之好去处。

宋金：吃货梦华录及其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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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终结了五代历史，开启了华夏民族的又一个巅峰时代，特别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此后，都城汴京（今开封）一度成为当时世界最繁华城市，而济宁地区则归属济阳郡，与汴京文脉相通。

由于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文化的繁荣昌盛，汴京是当时名闻遐迩的美食之都。在《清明上河图》上可见近一半建筑为餐饮店，《东京梦华录》中提到了近百种民间的美食与小吃。作为与汴京地缘相连的城市，济宁的风土人情与之相近，传承至今的饮食习惯亦基本一致。

按宋人习惯，凡用面所制作食品皆称“饼”，用笼蒸而成的面食称“蒸饼”，后因避宋仁宗名讳，又改称“炊饼”，即《水浒传》中武大郞卖的炊饼。实际上，炊饼并非馒头、包子，而是一种隔水蒸制的薄面饼，至今常出现在济宁的大小餐厅和家庭餐桌上，为日常主食。

此外，宋人喜食羹。食羹养生，好此者甚众，《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百味羹、头羹、血羹、粉羹等多种羹。与粥不同，羹的烹制需要肉类参与，以肉加五味煮成的肉汁，颇受大众欢迎。

当今济宁地区，人们依旧青睐食用羹类食品，尤以传统早餐糁汤为典型。糁汤以猪骨或羊骨头熬汤，加葱姜，熬至乳白色，加淀粉勾薄芡，在大铁锅中保持高火沸腾状。食用时，通常先将一枚鸡蛋敲入碗中并打散，再用滚汤冲开，使蛋花翻滚，最后以姜末、葱花、香菜和香油提味。初尝糁汤，食客往往被其独特口感吸引。

济宁糁汤

除了羹，济宁地区居民还偏好粥类食物。此粥非米类加水熬制之物，而是以小米面炒至微糊后，加豆浆熬制。此粥浓如酱，喝似水，细糯滑爽，略带糊味，食之温胃。此粥在济宁居民口中即称“粥”，也称“糊粥”。相传，糊粥深得当时孔府衍圣公厚爱，又被称为“贡粥”。

北宋后期，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多次民变，最为著名的就是宋江起义。其事迹被后世不断演绎，成为《水浒传》的历史原型素材。提及水浒，很多人瞬间想到梁山好汉。尽管目前无充足证据表明宋江起义发生于梁山，但济宁梁山地区确为当时诸多民间力量的根据地。

据记载，梁山地区在宋朝时为极其辽阔的水域，且地势复杂多变，易守难攻。据《资治通鉴》对后周之记载：“显德六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这是关于“梁山泊”的最早记录。《宋史》卷九十一载：“天禧三年黄河又从滑州决口，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可见，到北宋后期，梁山泊的水域最广，水势最大，形成壮观的八百里水泊梁山。

然而，后来随着黄河改道，水泊梁山的储水量急剧下降，水泊和连天芦苇早已荡然无存，如今的水泊梁山只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型景区，缅怀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水泊梁山

“靖康之难”爆发后，中原一带陷入金人统治，城市迅速衰落，后经历蒙金战争，哀鸿遍野。在宋元战争中，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今北京）途经济宁，曾留下“百草尽枯死，黄花自秋色”、“路上无行人，烟波渺萧瑟”的诗句，可见当时济宁地区之荒凉冷寂。

元明清：新运河推动名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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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真正得名，并迅速获得区域影响力，始于元朝。

元初，济宁由原济州改为济宁府，这是济宁之名最早出现之时。关于此名由来，据传因任城一带地势较高，可免水灾，能保安宁，故为济宁。

京杭运河虽开凿于隋朝，但在元代兴修弃洛阳而直取北京中才经过济宁，使其成为重要港口之一。

运河开通后，济宁土城开始兴建。到明朝洪武三年，又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修建，由济宁左卫指挥史狄崇“易土为砖”，城高三丈八尺，顶阔二丈，周长九里三十步，垛口六百七十个，女墙一千八百处，使旧城面貌一新。明清两朝历五次重修，城以八卦形制四门八洞，巍峨壮观，气势雄伟，成为京杭运河上的名城和重镇。

京杭运河使济宁成为南北地区的转漕要地，水陆兼备的物资集散中心，是江北最大的码头之一。北上南下的贸易和交流促进了济宁商业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至元二十三年，通过济宁运往京都的“漕运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初江淮岁转漕米百万石于京师”。

当时，京杭运河济宁段帆樯往来繁忙，河岸两旁货物堆积如山。济宁城里城外出现了很多商铺作坊，还成为江南的竹器、瓷器，北方的皮毛和周围副农产品的集散地。

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期曾游历了中国运河沿镇。到达济宁后，他在游记中赞美道：“这是一个雄伟的大城，商品与工艺制品及其丰富……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即运河）经过，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河中航行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

航路开通除了带来文化、经济交流，更丰富了济宁居民的味蕾。当江南大米从运往北方时，济宁居民将用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同吃，别有一番风味，后演变为今日的甏肉干饭，成为当今济宁首屈一指的美食。

甏肉干饭

明朝初年，黄河两次大的溃堤决口，淤塞了京杭运河河道，使济宁段无法通航。为此，明成祖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率军、工、民、夫前住山东疏通运河。宋礼采纳了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建造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这是堪与都江堰并称的中国水利工程的两大奇迹。

白英的计划被称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从水源、水渠、分水、水量四方面解决问题。水源方面，在南旺东北戴村筑坝拦水。此水坝至今仍在发挥截水灌溉作用，名为戴村坝。水渠方面，在戴村东北有汶水之岔流，然已淤塞为废河。将此废河稍加疏浚可作为遏汶水南流的水道，此水渠作引汶水之用故名小汶河。

分水方面，在汶河入京杭运河口处建立一座分水鱼嘴，将汶水分流，七分北流，三分南流，这正是民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之说的来源。水量方面，为了调节运河水量的枯旺，利用运河两岸的湖泊、洼地蓄水，建水闸。水量太多时，通过水闸将洪水泄入湖泊；水量不足时，再将湖水放入运河，来补给运河水源。最终，南旺附近形成了安山湖、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马场湖五处湖泊，合称“北五湖”。

汶上南旺湖

然而，往日波光万顷，樯帆连影的北五湖景象如今已旧迹全无，汶上南旺镇一带成了阡陌纵横，村庄毗密的田野，真是沧海桑田。

自工部尚书宋礼主持治河后，明政府于成化七年设河道总督，驻扎于济宁，初名为“总督河道都御史署”，是明清京杭运河及相关河道的管理机构，明清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

据记载，河道总督衙门建筑有大堂、二堂、三堂。如此三堂设置的衙门规格只有部院级衙门可享受。可以说，这是唯一设在京城之外的部院级衙门。

到清朝，随着康熙和乾隆皇帝南巡几度驻跸济宁，令其名声大震。当今济宁老城区的许多街巷地名，如城隍庙街、皇经阁街、天仙阁街等，均由此得名。尤其是乾隆皇帝在年过半百时终于在官员们的簇拥下登上了太白楼，并赋诗《登太白楼作》时，济宁的地区影响力几近峰值。

当时，济宁的管辖势力甚至延伸至临清卫。彼时，临清卫同为京杭运河之重要港口，影响力巨大，据崇祯年间《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记载：“总计临城周匝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如今，行走于济宁老运河沿岸的小巷，杨柳低垂，颇有江南气息。竹竿巷、东大寺、铁塔、潘家大楼，缓缓流逝老运河中仿佛倒映往昔繁华和无尽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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