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基金会知乎(企业可以自己成立基金会吗)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团队，前排右二为史成斌

践行此事的一群人来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其早在2008年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形式成立，后于2016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并以“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为使命。在此次以“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为主题的年会举办之前，他们以“大事记”的形式对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进行了梳理，并对来自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度专访，基金会“40年专项”（“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专项）是他们对此的统称。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总监史成斌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作为行业枢纽平台，希望能够通过‘40年专项’的一系列活动形式对行业发展历史脉络进行呈现，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行业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和未来，引导‘基金会人’逐渐产生对这个行业的身份认同感。”

十余篇万字专访发布之后，引发了公益慈善界的高频转发和热议。然而史成斌坦言，点击率并非其团队的最终追求，多元跨界思想的碰撞，跨越老、中、青三代的视角变迁以及对基金会行业历史和现实的承接反思，才是他们期待呈现的东西。为此，记者对史成斌进行了专访，试图了解究竟有哪些思想火花在此次碰撞中产生。

架起思想的桥梁

《华夏时报》：请谈谈做“40年专项”的背景、目的，以及它和基金会论坛以往的工作有何不同？

史成斌：我们其实很早就想在基金会行业的思想碰撞层面做一些尝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是一个行业枢纽平台，我个人认为它本质上是一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知乎可以连接业界、学界、党政以及媒体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思想碰撞，我们希望把“桥梁”的作用发挥吗到最好吗，产生一些真正的影响。

从2017年开始，基金会论坛每年都会拟定一个主题做思想峰会，但以往都是小范围的闭门会议，从所能触及的人群、达到的效果层面来讲都非成立常有限。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内地基金会发展第40年，“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而新冠疫情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基金会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课题，于是我们决定以“40年”和“新征程”作为此次专项的关键词。

在行业内部，身份认同感不强、主体意识较弱的问题一直存在可以。由于目前基金会的成立和项目开展主要还是依附于企业或政府，受牵制较多，真正发挥独立法人作用的基金会偏少，甚至有部分声音质疑“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何谈40年？‘行业’二字以何为标准确定？”因自己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专项唤醒更多人对基金会行业的认同感。

我们主要开展的工作有两项，一是重新编撰修订了《中国基金会发展40年大事记（1981-2021）》，把40年来行业发生的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一一梳理。二是专访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深前辈，引发基金会从业者特别是年轻从业者，思考基金会行业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起到一定的行业倡导作用，这也是此次专项的重头戏。我们的目标是专访20位行业前辈，目前已经完成13人的专访。

从已经专访的行业前辈年龄上看，平均年龄接近70岁，其中很多前辈都是从自身经历谈起，这对于反映他们青壮时代参与公益慈善发展的经历、那个时代的慈善氛围和脉络都是很好的素材。

专访所谈及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对行业知乎内部经常谈及的问题予以呈现，诸如行业的法律法规变迁与完善问题、整个行业发展的“稳”还是“进”的问题、行业的自律与他律问题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当下政府推动的公益慈善改革做了深入了解，去探究政府层面对公益慈善事业和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意志意愿，探究我们该如何呼应“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国家发展议程等。

通过专访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专家所呈现的观点十分多元。就拿如何理解“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这一话题来讲，学术界专家认为应保持清醒冷静、与其拉开一段距离进行观察才能下定论；业界人士认为这无疑是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利好”，应把握机会共同推动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有政府部门从业经验的前辈则认为，要准确领会中央的精神，肯定是发展机遇，但不应过分解读，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驱动下的自愿行为，尤其不意味着“均贫富”。多元声音的交互，让人思想跌宕。

历史与个自己体

《华夏时报》：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系列专访中，你认为基金会行业发展的40年历程整体上是否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下的个体经历和命运又是怎样的？

史成斌：通过这次专访，我们能够看到一幅相对完整的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的演进画面：稳步走、上一个台阶、再稳步走、再上一个台阶。当然，中间也会有偶尔的停滞不前和短暂的曲折。

1981年到1988年是我国基金会发展起步的阶段，彼时基金会被当作“金融手段”可以的一部分去对待，由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业务主管部门三个主体共同管理，短时间内10多万家以“基金会”为名的组织覆盖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区域，“野蛮生长”是那个阶段的代名词，大众并不了解到底何为基金会，这也催生了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出台。那个时代，“清理整顿”并不仅仅是基金会行业面临的形势，而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在行业逐渐规范之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允许私人财富通过建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公益慈善，这让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在专访中谈到，2004年才算是“现代基金会”在中国的开端，在此之前只是基金会发展的“史前史”。

随后，2008年汶川地震让公众的捐赠热情空前高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全民共情和公益慈善领域改革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激励行业再次进步。可以看到的是，65%的基金会都是在2012年之后成立的。

此外，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前进方向和速度的把控紧密贴合。不论是上海市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伊里，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都谈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是总基调，但长期强调的“稳”和短暂出现的“波折”也是正常企业的。以古论今，当我们看待当下的一些困顿时，也应意识到这只是短暂现象，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会更有耐心，更有信心。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被访者的个人经历其实就像“树叶的缝隙”，让整个行业发展的图画更加细腻和丰富地表达出来。特别是这次被访者不同的人生背景和多元的观点，更是让这幅图画生动形象。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谈企业了很多人生的“进”与“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谈及了很多参与改革的经历故事，马伊里、刘忠祥（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呈现的是早年间在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岗位工作时的担当和见闻，王名、丘仲辉（爱德基金会理事长）、房涛（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基金会则分享了在政协委员任上为慈善事业不断发声的旅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资中筠（资深学者、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则谈及个人进行慈善基金会研究的学术经历。在每位被访者的万字长文里，流淌的都是大背景之下个体的多元观点，这点使我感触非常深刻，文章发出后也收获了很多同行的反馈和感想。

行业的“春天”要靠自身争取

《华夏时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行业的发展是你刚刚不断提及的。那么以此视角看当下，是否到了公益慈善大成立发展的“春天”？

史成斌：“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都是老话题，现阶段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在于，总书记鲜明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更大的期待。但是否因高层的意志和意愿，行业的“春天”会很快到来，仍需要冷静观察。

多数被访前辈认为，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机会甚多，只要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能够开放，执行层面快速跟进，未来的发展要“上台阶”不在话下。但“春天”能否来临，外部环境和制度政策的助推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业自身要不断追求进步、不断自我反思，在研究能力、人才培养、依法自治等方方面面达到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