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汶川地震期间，我国个人捐赠占慈善捐赠比例高达 54%之外，其他年份的个人捐赠占比大约在20%-30%。不过，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2014年以来，我国个人捐赠占比呈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而言，个人捐赠的比例仍然严重偏低，制约了慈善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作用的发挥。
如何更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出，2016-2019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量并没有发生太明显的变化，甚至占GDP的比重还有所降低。那么，未来要充分发挥慈善和第三次分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需要选择怎样的政策工具才能管用、有效呢？
第一，针对慈善捐赠的规模问题，关键是激发社会力量捐赠的热情。如果说2004年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释放了个人、企业设立基金会的活力，导致2004年以来我国基金会数量与募捐总额快速增长，那么，《慈善法》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慈善信托制度。甚至有人乐观估计，慈善信托能够吸引上千亿规模的资产。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慈善法》为慈善信托的设立开了口，但是，对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并没有提及。《慈善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设立慈善信托、确定受托人和监察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受托人应当在慈善信托文件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相关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文件报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但没有规定备案的慈善信托能否享受税收优惠，以至于《慈善法》实施之后四年全国共备案慈善信托 446 单，信托财产总额仅为33亿，远远低于预期的效果。从调研的情况看，短期内最可能见效的政策工具是遗产税和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尤其是公益股权信托的税收优惠，而其他政策工具要么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要么政策效果可能较为有限。
第二，针对我国慈善捐赠的结构问题，关键是提高个人捐赠的比例。慈善捐赠的真谛之一在于弘扬爱心，因此，重点是多数普通公众的参与和小额捐赠，而不是少数企业的大额捐赠，而且这种捐赠结构，更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创新活力。而要提高个人捐赠比例，重点是慈善文化的培育和慈善教育的普及。为此，不仅政府要加大慈善宣传的力度，而且要激励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教育活动。从国内外经验看，个人捐赠主要还是被教育与被动员的行为，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慈善组织的“劝捐”过程。比较而言，我国慈善组织习惯于向企业劝募，成本低、管理难度小，而发达国家慈善组织经常开展针对个人的慈善教育，尽管成本高，但一旦开发成功，捐款相对稳定。因此，要鼓励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教育，一个可能的政策工具选择是针对个人捐赠占收入总额50%以上的公募慈善组织，给予更大的政策优惠，以此倒逼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时，针对长期以来公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提高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媒体、公众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社会监督的作用，提高慈善组织的资源使用效率。另外，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还需要大力发展数字公益，政策层面加大对慈善组织的技术赋能，大力发展互联网募捐平台，降低个人捐赠的门槛，提高个人捐款的便捷性和捐赠资源使用信息的可获得性。
总的来说，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第三次分配是完善我国收入和财富调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是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补充。发挥慈善与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还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提升国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此，还需要尽快完善《慈善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扩大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完善慈善捐赠的结构。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8月下
原标题 |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