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代，尤其是以农业为本的王朝，田税在中央财政收入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明朝，除了熟知的田税以外，还有另一种十分特别的税收，正是曾在明初时大力推行的“枣税”。

让我们回溯历史，来简单说一下“枣税”的创立与发展。

首先是洪武初年，秉持小农意识，以俭省节约为治国思想的朱元璋，仍旧坚持传统的农业发展道路，并确立了主要的赋役之法，即“两税法”，此法中最大的一项则是“田租”，而在田租之中，又分为“夏税”与“秋粮”。

明代夏税秋粮黄册

对比来看，此时的“田租”仍然较为传统，征收赋税的范围，依旧包括“米，麦，绢”等传统作物，然而到了洪武七年的四月，彰德府，即河南地区爆出了一桩丑闻，有官员上奏，彰德府的税课司向百姓收税，竟包含“瓜，菜，柿，枣”等寻常饮食之物，引起民间非议。

（注：税课司，官署名，掌工商税收。明设13省，每省内均设有税课司。）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当即痛斥：

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

这句话的含义为，在民间剥削百姓，大肆聚敛财物的官吏，比盗窃财物的官吏还要恶劣可恨。

因为前者所损害的，是朝廷与百姓之间的道义，伤害的是朝廷与百姓之间的信任。

而后者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单纯的盗窃国库或者财物。

毕竟财物好追，道义难偿。

于是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治罪涉事官员，并缉拿法办。

朱元璋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四月癸亥：彰德府税课司，税及细民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事闻，上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罪之。

这一件丑闻足以证明，至少在洪武七年，如彰德府等地方，已经有官吏将枣树作为收税对象的现象发生，但实际上，这种看似新颖的税收办法，却并未得到朝廷认可。

一是在制度上，无此税收之法。

比如有“田税”，农民种田多少，产量多少，官员按律收税，均有法可依。

换言之，不管是米还是麦，这些收税的对象，都是清清楚楚写在律法之中，官吏收税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合理收税，百姓遵纪守法，自然也会认可。

但“瓜菜柿枣”这类饮食之物，在当时并没有相关的制度和法律可以作为依据，那老百姓遇到负责收税的官员，就得问一句，我凭啥要交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税？

所以可想而知，彰德府的税课司当时所收的“瓜、菜、柿、枣”等税，本质上是属于违法收税的行为，并且带有一定的剥削性质。

因此朱元璋才会发出“聚敛之臣甚于盗臣”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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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认识上，枣树等树木不应作为税收对象来看待，甚至予以政策上的保护。

这就属于常理问题了，就明初而言，瓜、菜、柿、枣这四类作物，即使属于经济作物，但在百姓的认知里，包括朱元璋本人的认知里，都不应收税，而且在明朝之初，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如洪涝旱荒，朱元璋大力提倡全国各地多种枣树桑树，以此巩固土地，或在灾年时以助工用。

这种认知从洪武七年，一直持续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多次提及一定要多种桑枣二树，并且督导负责栽种事宜的官员向民间传授种树技术，再通过合理的政策，鼓励百姓多种枣树，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朱元璋还下令，严禁军民私自砍伐桑枣等树。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上谕工部尚书徐本曰：“河南归德、陈留、杞县，地多桑、枣、榆、槐，民资其利，其禁军民毋剪伐。”

另有一事，也可佐证朱元璋对于枣树等树木的重视和保护，这件事同样发生于洪武二十五年，当时南直隶下属的镇南卫，有六名军士以督造官船为名，私自砍伐百姓所种枣树，并强行掳走制作成船橹，树主遂向当地官员哭诉，此事一经三折，最终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当地下令曰：

“辇毂（京城）之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知矣，命将为首者一人斩首示众，其余军士杖责后，谪戍甘肃。”

（注：辇毂niǎn gǔ：皇帝所乘的马车，此处语境应为皇帝脚下，代指京城（南京）。）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十六》：乙卯，镇南卫卒六人造官船于韩桥（今江苏淮安，明时为南直隶下辖地区，即南京周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上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矣。命斩其为首者一人，以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我举出以上事例，是想说明，至少在洪武二十五年以前，包括“瓜菜柿枣桑”在内的树木，并未纳入收税的范围之内，而且朱元璋为了鼓励，还在洪武二十七年又下达了一份诏令：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十六》：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棉花，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由此来看，朱元璋劝励民间多种枣树，实属远见，以便发生灾害时，百姓能资以工用，更能有衣食之助。

于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一片“种树热”，大量桑树枣树在朱元璋本人的倡议下拔地而起，木木成林。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朱元璋本人对枣树的种植持有鼓励的态度，为何后来又会出现“枣税”呢？

关于这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中并未提及具体创立“枣税”的时间点，但有一条非常有趣的记载可作为参考依据：

上谕户部官日：“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扰害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此为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之谕令，大意为，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大明朝天下太平，军需已足，于是朱元璋准许河南、山东两地民众除了已入额征科的桑枣树外，其余的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后种植的桑数枣树，一律免税。

这一段记载，我们也可看做是一个参照，意味着其实早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枣税就已经存在，但仍旧属于局部地区的试验办法，而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再结合我前文所说的洪武七年与洪武二十五年，接连数次惩治收税官员，重罚强砍枣税等事件，以及多次大力提倡百姓种植桑树与枣树，并对种植予以政策保护来看，“枣税”的大致形成，应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以后，再结合上文所说，朱元璋又在洪武二十八年下诏：

二十六年以后种植的枣树免税。

那么到此答案就变得相当明朗了：

枣税的形成，我个人认为起码不会是洪武七年以前，也不会是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而应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一年内，枣税的概念逐步完成了由提出再到试验推行的大致过程。

这一年，朱元璋先在局部地区实施桑枣等树的种植试点，并责令官吏监督种植过程与成效，最终落实统计，说明洪武二十五年已开始形成了制定枣税的概念。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百株。

据此推测，在收到一定成效之后，朱元璋又再次扩大种植范围与种植规模，并开始正式推出枣税的初级制度，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在后来的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为鼓励更多的百姓参与种植枣树，便下达了免去枣税的诏令。

通过“免税”，便可得知，此时已经存在“枣税”。

因为只有先“存在”，才能再“免除”。

总结来看，枣税的形成与发展，符合明初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最初明朝百姓刚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休养，为了防患天灾，朱元璋便大力提倡种植树木，以巩固沙石，防洪筑堤。

后来在各种政策的加持下，全国范围内的种植规模颇有成效，于是大明朝廷考虑到大规模的枣树等经济作物，可以为中央财政带来一定收入后，便将制定“枣税”逐步提上议程，并最终制定完善，成为正式的税收之法。

不得不说，此举可谓一箭双雕。

一来，为国家财政增加收入，国库日渐充盈，再投入到军需与基础建设之中，致使国力进一步增强。

二来，百姓除了种田以外，也增加了种树卖果的营生，种枣树出产枣子，再进行贩卖，枣农自然得以创收。

如《明会典》中记载，每年全国枣农仅供应给光禄寺的枣子，按照枣子种类区分，总量就多达数十万斤，其中如万历六年，供应给光禄寺的枣子中，就有红枣70400斤、胶枣53200斤，以及牙枣2400斤，可见宫廷内每年采购的枣子总量十分惊人。

（注：光禄寺：掌宫廷饮食，珍馐，宴酒之事）

《明会典·卷二百一十七·光禄寺·掌酝署》：莲肉二万四千斤，胶枣五万三千二百斤，牙枣二千四百斤，栗子六千四百斤，红枣七万四百斤。

站在后世的角度上来看，这种独特税法的制定，符合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前期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利用农闲之余多种树，等树成规模以后，洪涝灾害得以预防和缓解，同时桑枣等经济作物也能为百姓带来收益，使经济作物流通，百姓获得收益之后，再推行初步的税法试验，自然就较为民意所接受，最终在朝廷与百姓双方收益的情况下，“枣税”便正式成为大明朝的一项基本税法，从而落实于全国，为后世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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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四月癸亥：彰德府税课司，税及细民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事闻，上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罪之。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上谕工部尚书徐本曰：“河南归德、陈留、杞县，地多桑、枣、榆、槐，民资其利，其禁军民毋剪伐。”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十六》：乙卯，镇南卫卒六人造官船于韩桥（今江苏淮安，明时为南直隶下辖地区，即南京周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上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矣。命斩其为首者一人，以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十六》：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棉花，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上谕户部官日：“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扰害者，罪之。”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百株。

《明会典·卷二百一十七·光禄寺·掌酝署》：莲肉二万四千斤，胶枣五万三千二百斤，牙枣二千四百斤，栗子六千四百斤，红枣七万四百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