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四万万顾客》的副标题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从中学到了什么”。在序言中，克劳表示，一个优秀的广告代理商所做的工作不亚于一位人类学家——他需要事无巨细地留心“关于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任何一条信息”，“研究中国人及其性格、历史和习俗”。通过这一系列诙谐的散文，他细致地描述了中国消费者的独特特征，戳破了许多同时代外国人对中国的常见迷思与偏见，也对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做出了见解独到的分析，其外文中分析即使放在今天也隐隐透出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熟稔亲切。
那些品质可能不如新品牌的老品牌为何能牢牢抓住中国消费者的心呢？对于这个问题，克劳也没有确切答案，他唯一确定的是这不是广告的功劳。“洋货在中国享有的主导地位，几乎完全得益于由来已久的口碑；还没等任何像样的广告在中国出现，它原文们就已经在广泛地销售赢利了。”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享有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根据他的观察，中国消费者对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他们翻译常常在有机会在不同品牌之忠诚度间挑选之前就已经自主得出结论。
尽管洋货大行其道，上海同样也是国货运动的大本营，鉴于自家公司代理了诸多外国品牌的广告，克劳自然对中国消费者时不时爆发的抵制洋货激情品牌万分关注。克劳注意到，这种抵制洋货、砸外国人饭碗的浪潮平均一年一次，日本吸引了主要的火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举一动都在刺激中国人以不断高涨的民族自觉激烈回应——但其他国家也会受到零星的、区域性的、通常仅限于特定门类商品的抵制。抵货行动通常一时间内声势浩大，但很难持久，克劳这样的“中国通”已经见怪不怪。
证明自己在办公室里不可或缺的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于是相互学习、互帮互助之类的西方职场价值观在中国就有些水土不服原文了，因为中国人相信理想中忠诚度的办公室秩序应该是“办公室离开他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直至他回来摆平才能正常运转”。他发现，中国人往往精于自己的工作职责，但不能指英文翻译望他们能出于好心指导传授同事。另外，中国人不太愿意休假（因为害怕离开一段时间后别人会取代他的位置），也出于相同原因不愿意聘用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如果实在需要新招人手，他们情愿招自己的侄子、弟弟或“其他某位野心能受亲缘关系约束的亲戚”。偏好招“自己人”的结果就是中国公司很容易成为某种形式的家族企业，族人占据高薪要职，但也往往因此拉低了团队质量和工作效率。
另外一个让他感到迷惑又好笑的发现是中国人酷爱加班：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地展示活跃度，往往也会保证活跃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办公室看起来忙忙碌碌的，在他们眼里是要紧事，这是为全体工作人员长脸。如果办公室不够忙，他们就会想办法让它看起来很忙，甚至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介意工作超时，如果能让不景气的小公司的职员们在五点下班时看到他们依然在埋头苦干，那就更好了。实际上，他们英文翻译似乎还很享受偶尔加班。”
在帝制中国官方文书常见用语“凛遵”和“毋违”中，克劳意识到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某种习性——在天子要求臣子“快动手！好好干！没有借口！”的复杂双重命令背后，是中国人愿意遵照命令行事但畏惧承担责任的隐秘心态。比如开会的时候，中国与会者会本能地回避外文做决定，由于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于是大家都兜着圈子讲话，让会议越发冗长。除非十万火急，及否则几乎不可能让一个中国人迅速完成一件事，在克劳看来也是由回避责任的心态所致。他还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反感承担责任，才使得许多外国人有机会在华受雇，来做中国人自己能做却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上海的任何一家商号，中国人都十分愿意落实各项工作，实际上他们会坚持身体力行，但要求外国人必须做决定、承担责任，再品牌小的事情也是翻译如此。”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外国人，那么你会发现决策往往是由集体做出的，于是，那些稀少的、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中国人往往能迅速在职场中国脱颖而出。
尽管有种种费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见闻，克劳依然对这片可以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土地饱含不带偏见的深情。正如他所说，“我希望读者能够接受我的解释，也希望这个新视角能让读者对中国人产生新的理解，看到我眼中的中国人：有意思，惹人恼，令人迷惑，却始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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