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商事登记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改革)

其一，《深圳登记规定》的创新属于特区立法权的先行先试。从宏观背景来看，近年来国家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放管服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例如，2020年1月1日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废止了原“外资三法”，改为采取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条例模式。特别是《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这就使得内外资组织登记形式并轨在一个轨道上，统一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着手开展建立统商事一的商事登记制度，整合公司登记、合伙企业登记、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等等，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随着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发布以及近年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试水实践，重启《公司法》修订工作等等，最终完成《公司法》全面修订和建立统一的商事登记制度将成为必然。以《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为过渡，最终完成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是本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必然，准确理解《深圳登记规定》不应脱离这一宏观背景。

其二，《深圳登记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依法设置特殊股权结构的，应当在章程中明确表决权差异安排广东省。本条规定是对“同股不同权”的回应。我国关于不同种类股份的设置，在《公司法》中是有原则性规定的，即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股东，另行作出规定。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及证券监督管理广东省部门就优先股做出了试点规定。其后在科创板上市过程商事中，又首次允许公司设置“同股不同权”的AB股。事实上，我国公司发行不同种类的股份在实践中早已存在，典型的如A H上市模式即为此种情形，如中国工深圳商银行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国内上市，也发行H股在香港上市。再如股权分置改革，本身就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分。股份公司发行不同类型股份，其股东权利的行使需要在公司章程中作出明确。法律在发行不同股份的问题上需要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必须坚持合理性，不得构成对部分股东的歧视性对待，不得构成违法的股份支付等等。但目前在法律层面，相关立法供给还存在严重空白，亟需本次《公司法》修订时加以弥补。

其三，《深圳登记规定登记》确立了异议登记制度。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商事主体申请投资主体变更时，与该变更登记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向商事登记机关提出异议，并已经就投资主体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提起民事诉讼和仲裁的，商事登记机关不予受理；商事登记机关已经受理的，不予登记。利害关系人未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直接向商事登记机关提出异议的，商事登记机关应当书面告知其通过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解决；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或者在三十日内未提起民事诉讼或仲特区裁的，商事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基于登记行为的公示性，如登记错误往往会引发交易风险的产生。尽管《民法典》善意取得制度可以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但真实权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将不得不通过追偿途径解决。换言之，在交易安全和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下，真实权利人往往会沦为被误伤的“无辜者”。因此，在登记过程中赋予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对于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必要。基于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深圳登记规定》在异议程序与相关诉讼仲裁的衔接上作出明确和规范。

从比较和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就赋予登记部门相当大的权力，主管机关（在“中央”指“经济部”，在直辖市指市政府）有权撤销或废止公司改革登记。除此之外，主特区管机关还得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具体行业管理部门，如台湾保险业主管机关为“财政部”）随时派员检查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遇有妨碍或阻挠的追究刑事责任。此外，主管机关还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检查人。我国《民法典》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一条款系从《民法总则》第七十条延续而来。然而自《民法改革总则》颁条例布至今，实践中未见主管机关依法申请公司强制清算的案件。大部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僵尸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相信主管机关会有进一步的积极作为。

期待《深圳登记条例》施行后能够发挥积极正面的效果，其中“良规美制”经实践行之有效的，在今后《公司法》《商事登记法》等法律修改、制定中可以充深圳分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