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0日，原国军将领黄维深夜在北京离世，终年85岁。

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

黄维于14年前被特赦，此后受到国家照顾，一直在北京工作，还曾担任过政协委员。但与此同时，他也跟中国台湾方面的不少昔日同仁，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就在离世前两个月，黄维还不顾年高，特意赶到中国香港，与那些老朋友见面。

只是，虽然当时海峡两岸可以走动，但两边都需要办一些手续。而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黄维却突然离世，这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解。

于是，类似这样的议论便“发酵”出来：

有人说，黄维是因为要去中国台湾，太过兴奋和高兴，以致心脏病突发，所以才在深夜突然离世；

也有人说，黄维摆明了是至死都想去台湾，是顽固的“榆木”脑袋；

更有甚者，认为黄维其实就是想去台湾定居，就是不肯安心在大陆待着；

对于父亲死后的这些议论，他的小女儿黄慧南不服气地说了一句大实话：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

黄慧南会这样说，当然不是毫无理由的。她还提起了两件事，证明父亲最终是改造好了的，是站在了光明的一面的。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黄维身上发生的这些事：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因究竟为何？

在死前，他是否真心悔过了？

女儿黄慧南提起了哪两件事？

相信大家读完后，会对黄维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一：被俘后，曾让我军工作人员头疼不已

黄维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出生，曾就读于师范学习。毕业后，成绩极好的他回到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对于彼时的黄维来说：教书育人，领薪水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

偏偏那个世道容不下他这样的人，跟当地恶霸乡绅斗了几回后，他很快就在学校失去了立足之地。20岁那年，远走他乡的黄维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一度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那时候的黄维，自以为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校长蒋介石，一个是后来的上级陈诚。

陈诚提携黄维，一方面是觉得他跟自己经历很像，都自诩为读书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曾因身材矮小，被人嘲笑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派系众多的国军内部，陈诚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

而蒋介石看重黄维，则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很容易被控制的人。他背景简单，身后没有白崇禧、李宗仁等派系的影子，这样的“书呆子”自然很快就入了老蒋的“眼”。

因为此二人的青睐，黄维升得极快。24岁，他就成了第11师团长，29岁就成了中将师长，32岁被送到德国深造。“火箭般”的升职速度，无疑让黄维飘飘然起来。当然，与其得意一同增长的，还有他所谓的“忠心”。

1948年9月，蒋介石在节节败退中，组建了12兵团。对于兵团司令的人选，蒋介石在深思熟虑后，还是想到了黄维。于是，他连下了三次召见令，让黄维速速前来。

当时，黄维正在外办军校，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因此一开始并没答应。后来，还是陈诚劝他：“如果你不干，当年你辛苦培养的18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各项安抚“招数”也都用上了，在这样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匆匆上阵。临别时，他还特意跟老蒋说了一句：打完这一仗，我还是要回去办我的军校的！

只是，黄维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彻底的战败。

1948年冬天，黄维被俘，12兵团几乎是全军覆没。黄维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而负责战犯管理的工作人员，也迎来了最令人头疼的顽固分子。

被俘后，黄维对于解放军的安排，一律不予配合。当时，12兵团的高级将领们，都被安排给杜聿明等人写劝降信。期间，工作人员是好话说尽，到最后别人都签了，只有黄维不肯签。

后来，工作人员让黄维接受记者采访，讲一讲自己被俘后的心路历程。当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投降”时，黄维直接火了，拍着桌子说：“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顽固至此，着实令人无奈。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认为蒋介石和陈诚对他有知遇之恩。为此，他甚至还在功德林，跟学习小组组长邱行湘打过一架。

邱行湘曾是陈诚的部下，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良好，并担任了学习小组长的职位。这让黄维颇为不爽，他指着邱行湘的鼻子大骂，说他不该对不起陈诚。

邱行湘也是个火爆脾气，哪里容得下他这样撒野，于是当即说出了黄维的一段“尴尬事”:

当年34岁的黄维刚刚当上军长，蒋介石曾送过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老蒋爱给人送照片的事，在国军内部已不算什么大新闻，偏偏给黄维的这张照片背后，写了几个字：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维的字号是“悟我”，老蒋这是写错字了。但黄维却觉得：不，这不是错别字，这是校长看重我，要栽培我啊！于是，后来黄维索性就把自己的字号给改了。

这件事，让邱行湘等人很是瞧不起他。于是，在功德林，邱行湘便反击道：“为了巴结上级，连自己的名字都能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说我！”

这句话，说得黄维恼羞成怒，两人便直接扭打在一起。幸亏管理人员及时赶到，不然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二：带着“永动机”的美梦特赦

日子一天天过去，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好，黄维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病了，工作人员会去给他找医生、找最贵的药，想尽各种办法给他补营养；

他在外的孩子，国家给他照顾得好好的，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杀害过我军无数战士，并在解放战场上使用过毒气弹的敌军将领。咱们能做到这样，黄维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有一回，黄维便特意问管理所所长：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黄维内心就已经明白：哪一方才是正义之师。此后，不再处处找茬的黄维开始把精力都投入到“永动机”的发明上。

早前在河北关押时，黄维曾在当地茅草房外看见过一口水井，每天都有人拉辘轳接水。于是，黄维便琢磨：要是能发明一个永动机，那不是造福老百姓吗？

正好，在战犯管理所有这个时间，黄维便如饥食渴地学习、并研究起来。管理所的同志们，曾把他的想法呈给科学院，所有科学家都告诉黄维：不可能的！别做了！

此后，为了阻止黄维，大伙儿是想尽了办法。孩子们来探望他，也总是不忘给他提上几本科学著作，告诉他：“书上都说不可能！”黄维气极了，直接把书扔到地上。

后来，郭沫若去管理所时，又出于一片好心，再次把黄维的图纸拿给科学家查看。最后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不可能。但这一切，都没能让黄维死心。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黄维对“永动机”的执着，会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黄维的固执之下，其实是在逃避，毕竟上过师范类学校，身边所有人都告诉他“这行不通”，他这样做无非是内心开始动摇，明白当初自己走错了路，并希望以此来逃避现实；

其二，虽然傻得离谱，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975年，已经71岁的黄维终于被特赦。

这是最后一批战犯，也必然是最顽固的一批战犯。我军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回老家、去中国香港、去中国台湾、去海外，都行。

当时，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10人，直接提出了：我们要去台湾。

他们原以为，自己早前毕竟立下过汗马功劳，到台湾自然会受到优待。但结果却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台湾方面根本不相信他们，并以“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最后，张铁石居然想到了“以死明志”，但中国台湾方面仍然不为所动。

此后，其他几个人中有些觉得没脸再回中国大陆，去了香港和美国。愿意再回大陆的，仍然受到了我军的照顾。

与他们相比，黄维的选择显然要明智得多：他提出跟妻子儿女回江西老家。但考虑到他年纪较大，孩子又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我军还是建议他留在北京，并给他谋了一份好差事：当文史专员。

当时，他的工资达到了200元每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收入水平，妥妥的高薪了。

三：到底是怎么死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张铁石等人什么结局，自己又是怎样，黄维怎么可能不感动。此后，他在文史馆兢兢业业，他曾跟关系较近的文强多次提起：

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算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事业献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

为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黄维曾积极跟中国台湾的昔日老友联系。并曾多次前往香港，跟他们周旋，希望他们能在中国台湾发挥自己的力量。毕竟是黄埔一期校友，又曾担任过兵团司令，黄维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989年，黄维打算去中国台湾走访，其目的仍然是为祖国统一奔走。那为何会在3月20日突然离世呢？关于其中细节，其女黄慧南是最有发言权的，她是这样描述的：

在离世前一天，黄维曾去参加一个会议。早前，为了会议提案，他一直在努力准备。同时，这段时间里我军又给他安排了更好的住处，他又忙着搬家，并事事都要亲历亲为。80多岁的人了，忙前忙后，突然就觉得身体不适。

于是，黄慧南便带着父亲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医院当时就查出他身体不太好，便把他留下来住院了。

当天晚上，协和医院特意派出了一位很牛的老专家，让他专门负责治疗黄维。到了夜里，黄维见老专家累得不行，便和其他护士们一起劝他：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事实上，老专家走的时候，黄维的健康状态还是很好的。临走时，老专家还特意叮嘱，让他在医院多住几天，以免病情反复。遗憾的是，当天晚上黄维突然心脏病发作。

对于那些认为“黄维是因要去台湾兴奋至病发”的说法，黄慧南不能接受，她提到一点：

父亲去台湾前后准备了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通知要去的！

既然不是突然接到通知，那这种种议论也就站不住脚。

四：黄慧南提起两件事，证明父亲晚年是想通了的

黄慧南是黄维的小女儿，从小在中国大陆生活，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

当年黄维还关在战犯管理所时，在上海读高二的黄慧南，就曾被老师叫出去，希望她能去看看父亲。当时，她还不能接受有个战犯父亲，于是当即拒绝：我不去！

后来，还是老师和我军苦口婆心地劝解，让她明白她父亲虽然犯过错，但在抗日战场上也曾立下赫赫战功，黄慧南这才愿意跟父亲接触。

黄维1975年被特赦后，黄慧南与父亲朝夕相处，因此她是有发言权的。在父亲离世后，她提起了这样两件事：

其一，黄维曾拒绝中国台湾方面的27年工资

因为黄维的四处奔走，中国台湾方面看到了他的影响力，便有意拉拢他。期间，他们曾向黄维许诺：我们会补发你27年工资，只要你离开大陆，去第三地。

所谓“第三地”，其实就是海外。

在台湾方面看来：只要黄维离开了大陆，那他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至于那27年的工资，就算是奖励了。

对此，黄维是断然拒绝的，他给出了两点让对方无法反驳的理由：

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不得不说，黄维把话说到了点子上。咱们只说这第二点。当年杜聿明的长子在1949年，跟随母亲去了中国台湾。结果却因老蒋不愿意给他贷点款读书，而在美国自杀而亡。此后，杜聿明之妻恨透了蒋家人，借去美国探亲秘密回到了中国大陆，与丈夫团聚。此后，夫妻俩至死都不愿意再入台。

黄维拒绝27年工资，说明他确实看清了很多事。

黄慧南说的第二件事，是父亲在方志敏墓前的忏悔。

1977年10月，参加完国庆活动后，黄维回了一趟江西。在女儿的陪伴下，他参观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随后，已经颇为疲倦的黄维提出：我还要去参拜方志敏！

当时，很多陪同的同志都不知道：黄维和方志敏曾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

当初黄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时，就早早地认识了年长5岁的方志敏。两人当时都是进步青年，黄维对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学长方志敏，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方志敏看他是个人才，又是鼓励他搞革命，又是鼓励他考黄埔军校。可以说，如果没有方志敏的肯定，黄维大概率是不会走上从军的道路的。

当时，两人都通过了初试，但方志敏因为组织上安排了其它重要任务，不得不放弃复试。此后，这对昔日的好兄弟便越走越远。

1935年，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反动派杀害。好兄弟之死，并没能让黄维及时醒悟，那时的他早已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

直到1977年这次回到江西老家，已明白是非的黄维，才想到要去祭拜方志敏大哥。当时，江西省的陪同同志都劝他：您一把年纪了，今天又累了一天，可以改天再去？

黄维却固执地认为，不去祭拜方大哥，他良心难安。于是，当天傍晚时分，黄维终于站在了方志敏墓前。当着众人的面，他一共鞠了三次躬，并深深地忏悔：“您期望我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我对不起您啊！”

这样的忏悔，令众人无不动容。全程陪伴父亲的黄慧南相信：那一天，父亲的眼泪不会有假。

尾声：在所有国军将领里，黄维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他自负、顽固、清高，他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正义之师为敌。但晚年，他终是悔悟了。

正如其女所言，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却不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而让他从助纣为虐到最终找回初心的，是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是在他晚年处处把他当成抗日将领尊重的善良的人们。他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活明白、活通透，对黄维的家人们来说，是一件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