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一劫曾被万隆看作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最大危机，这也曾被外界看成他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战。那年，他已经71岁，执掌双汇27年，对他的访谈中，“退休”和“接班人”话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万人大会上，他向职工和大众表态，他退休之事，“等带领双汇走出“瘦肉精”危机、走过“十二五”阶段之后再定。”
万隆常年在双汇大厦的2楼食堂吃饭，何帆知道这是他在一天中为数不多放松的时段，赶上过端午等节日时，就在饭点带上自家包的粽子之类去探望他。他吃得简单，通常爱吃糊面条——当地一种煮得很烂的面条，还有稀饭。后来他喜欢上吃青菜沙拉，每天都喝酸奶。碰上何帆过来，他会招呼她：吃个馒头？吃个鸡腿吧？也有人在这时来汇报工作，大多比较着急，他会示意秘书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说，吃了再说。”
从前这种杀伐决断没为万隆招来太多微辞，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认为他同时表现得足够公平。1990年代，公司正发展火热，万隆的一个侄女从大学毕业，恰逢公司招工，想让他给安排个好工作，他不同意：“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属，所以不能搞半点特殊，你必须和别人一样去应试。”担任过双汇集团党委书记的赵银章说老板是“六亲不认”，他见过万隆亲自把一个做门卫的亲戚骂了一顿，“估计也是小错误，但就叫他回家休息。”
双汇集团早期董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易激阳在世纪初接受访谈时曾说，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重要决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这时开始，真正的企业家才得以在中国诞生。万隆作为“民选”企业家，首先“砸三铁”，将原有的不合格的干部免掉，打破了干部和工人身份界限，然后“两分钱”，争到了人财物产供销的管理支配权，这些权利是产生真正企业家的权力源。
这就是万隆成为“家长”的开始。那时他年富力壮，总是亲力亲为。大年初一，他和厂里干部一道看望职工，初二就坐进办公室，开始筹划节后的生产经营。有上级领导来视察生产线，他次次陪同，偶尔接到紧急通知，半夜一点还忙着安排次日接待。当得知有南方经销商第一次来到漯河，他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嘱咐下属在饭点送去米饭——他担心客人吃不惯北方面食。
把双汇带上巅峰的万隆，此时65岁，得到“中国肉类工业教父”的美名，以至很多人都忘了，其时他本质上仍是一名“打工人”。
“2007年，双汇的国企改制进入尾声，参与国企改制的鼎晖公司不知何故，私下无偿授予万隆先生5%的双汇股份，由于双方无法或不愿公开此项交易，于是这5%的股份就直接转卖给了香港一家公司，而万隆先生私下获得了2亿美元的对价款项，之后兴奋地将这笔巨款存放在香港DBS银行。”万洪建的文章中写道，这笔巨额收入至今没有申报，没有纳税。
8月17日深夜，万洪建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新肉业”发布，文中逐条控诉，称万洲国际通过史密斯菲尔德的进口业务利益输送、肥美损中；称父亲“始乱终弃”“巧取豪夺”、偷税漏税。这场忍耐已久后的爆发似乎出乎所有人意料，在这之前，即便兴泰集团和海宇公司有不少股东心怀不满，但也没人打算向万隆公开抗争。
目前，双汇内部实行竞聘上岗制，这一制度适用于除万隆、党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之外的所有员工。“只要职位名称里带‘总’‘主任’‘长’的，哪怕是车间“班长”，都要一年一述职，三年一竞聘。”庞军说。他2002年进双汇，从人事部门职员做起，期间换过五个职位，每次升职都依靠竞聘。在竞聘他目前所担任的职位时，5名候选人中，他不仅要得分排名第一，还需要分数在85分以上才算竞聘成功，上台前，他甚至紧张到胃抽搐。
这种强力的震慑触动到管理层的每一个人。“万总要求，按标准做事，用数据说话，看结果评判，尤其对销售这方面，考核越来越严。几点几分在哪个位置，都要钉钉定位打卡、拍照，每天在固定时间定位6次。”受工作氛围和压力影响，王鹏中2018年从双汇辞职。
双汇小区里，一名91岁老人自称是万隆的小学数学老师，“当时是我保送他去读中学。”他说，保送万隆的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他学得不错”，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素质好”。
但同时，在漯河，很少有百姓会主动谈起万隆的好。从双汇大厦沿着双汇路和解放路直走，只要5分钟车程就到万隆的老家万庄，这是一处占地260多亩的城中村，周边已是高楼林立，但村里挤满了低矮宽大、年头已久的自建房。对万隆，村民略有怨言，说他“没有给村里修路”“没有帮万庄拆迁”“没让村里享受到好处”。
其实关于老板“普通”的一面，因为罕见，双汇的员工会把它记得很清。比如张海记得，2019年，双汇连锁店1号店升级之后，万隆领着香港来的朋友参观，看完觉得跟预期相符，很满意。“他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你这个店整得不错。”张海为这句表现出亲昵的表扬高兴了好几个月。
何帆已经四年没有和万隆见过面了。她在网上看到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但没有想到合适的理由慰问他。8月2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万洲国际以474位入选榜单，是今年唯一入选的河南企业。何帆为这则消息写了文章，《他带领两个企业分别进入500强，万隆：远行者无大步，不疾而速》。
过了几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号码显示来自香港，对面是万隆。像以前一样，他跟她寒暄了几句。她有点为他难过，但他家里的事，她又问不出口，“老板，别生气，我们都认识你那么多年了，外面怎么说是外面的事儿，我们怎么看是我们的事儿。”
“我不气。”他说，“我要是气，我早就被气死了。”
沉默过后，他又说：“你知道咱这样一个小城市出来一个企业有多不易。我这辈子没做出什么大成就，但我觉得我还是做对了几件事情。第一，我把国内杀猪卖肉这个产业升级了，做到生产机械化；第二，我带出来两个500强，一个世界500强，一个中国500强；第三就是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把这个企业平稳地交出去，我还是得做好这件事。”
说到万洪建，他只讲了一句：“虽然他说的我一无是处，但是我不能跟他对嘴（方言，意为吵架）啊，那成啥了。”
他似乎只是很想找一个能说话的朋友聊一聊，谈了没多久，电话就挂断了。
何帆想起他们在“一滴水”下的一次散步，她问：“这一生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后悔的事情？”
他一开始说没有，要做到的他都做到了。过了一会儿，又说：“要说后悔，还是有一点。年轻的时候，陪孩子陪的太少了。”
三个孩子的生活并不轻松，内向是万家人的性格共性。他说起遥远的那个时空里双汇小区内刚翻新的两层楼，那个沉默寡言的家，哥哥万洪建住东边，姐姐住西边，他睡在中间的房间。他第一次在哥哥那里听到罗大佑、崔健的音乐，八块钱的盗版磁带，让他记忆深刻。
他的记忆往后跃迁，来到2020年9月底的夜晚。那时，万家父子尚未交恶，两个儿子和几个企业高管，陪着万老爷子在香港一家日料餐厅吃了顿便饭。这是万隆的八十大寿，他们开了一瓶1940年的红酒，他们看起来都很快乐。
（文中何帆、张海、庞军、晓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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